孙晶晶

摘要：顾炎武是明末清初提倡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代表，他做到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中国后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启蒙的作用。经世致用思想的“原”与“源”是其思想产生发展的重要历史背景，经世致用思想蕴含的人性、治学、爱国情怀的是他理论中的光辉。在这些鲜活、丰富的思想火苗的晕染下，造就了顾炎武，造就了一代伟人。

关键词 顾炎武 经世致用 历史影响

顾炎武（1613—1682），江苏省昆山人，明清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一生的著作十分丰富，在学术上造诣颇深，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肇域志》等著作。顾炎武在6岁时，习读《大学》;9岁，习读《周易》;14岁，便取得诸生资格，博览群书。但他以“八股为害”“败坏人才”为旨，决然放弃科举考试。27岁，在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的同时，亲身游历、以身犯险，研究了包括历史、地理、文学、哲学等各个领域。他有着清代“开拓儒师”、清学“经学之祖”、“开山始祖”等美称，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对我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十分深远。

1经世致用思想的“原”与“源”

从发生学的理论视角来看，思想与文化的产生和出现都与思想文化本身的 “原”与“源”，有关，“原”与“源”两者交互综合作用推动思想理论的成熟与完善。“原”是指这种思想文化所产生的社会本原，包括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阶级矛盾冲突及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现实决定了这一思想文化的阶级属性、价值导向和朝代特征。“源”则是这一思想文化产生的具有典型民族特点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任何思想文化都是以其传统文化为既有前提，而后在此基础上生发建构形成。“原”体现了思想文化的现实性。“源”则彰显了历史演进与传承特点。

1.1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的“原”

经世致用思想的“原”主要指的是顾炎武所处的时代背景。顾炎武求学时代的明末王朝内外危机四伏，官场黑暗腐败，国内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关外清军虎视眈眈，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历史剧烈的动荡时期。

年青时期，顾炎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发奋读书。开始编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1645年，清兵入关，直抵南京。顾炎武深感亡国的屈辱，积极串联组织爱国志士举起“反清复明”的义旗，经历了十余年的抗清活动。这期间，抚育他长大成人的嗣母王氏绝食半月而死，遗嘱中叮嘱他“勿为异国臣子。”嗣母以死抗争的忠烈精神对顾炎武的影响十分大。在昆山抗清活动失败后，顾炎武为了躲避政治迫害，自1657年起，他身怀亡明之痛，开始了其后半生长达 25 年的流浪游历生涯。

在游历中，他“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豪杰长者，考其山川风欲，疾苦利病”。其目的是念念不忘复明之举而时刻准备着寻找治国安邦、恢复明朝的有效之道。他甚至到了晚年还孜孜以求关心天下大事，其暮年定居在陕西华阴的原因：“华阴绾谷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足见他对光复旧朝的意志和决心之愈老弥坚。哪怕是“引古筹经，亦吾儒经世之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忱担负起即使一个普通人也都应有的道德责任。

1.2经世致用思想的“源”

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不是独创的，而是经各个朝代不断的完善，丰富与发展的。“经世致用”一词最早可追溯到《易经》：“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儒家思想的创造人孔子在他和其弟子的多次谈话中都提到了，读书做学问，最终都要运用了生活实践当中去，以自己的才华去影响和改变社会，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其后继者孟子、荀子等对孔子的经世致用的伦理主张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发展为“内圣外王”之道。在独善其身的基础上创造条件使之“达则兼善天下”。经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后，儒学更是成为一家独大的官学、显学，儒学经用作用更加明显。但后来短时期内诞生了谶纬之学，经学走向了“神学”的道路;隋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等一系列的政治家，思想家，因时因世制宜的提出了“道统论”治国之策;宋元明时期，经世致用伦理思想尽管被当时的读书人还是认为其作为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人生目标的一种价值观念而存在。但是很多儒生们一辈子皓首穷经，把读书只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手段，但真正做到经世致用的就很难了。特别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兴起，更是只注重个人内在心性的修养，读书与社会严重脱节，至于济世安邦的经世致用就更无从谈起了。

明末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道德风俗急剧变化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些开明的进步知识份子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肇于对明末灭亡惨痛教训的反思总结。为了改革时弊，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对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他们痛责空谈心性的危害，力主讀书做学问要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强调以“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以“修身”，通过“修身”从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之理。通过践履道德理想发挥致用的功能，积极地面向现实、影响和干预现实。

2经世致用思想的内蕴

2.1人性论

顾炎武承认人私利的合理性，他认为孔子所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意味着人之性善都大体接近。但是现实中多有性恶之人，那么人之性相近就不能一概而论。他从现实的人性角度出发，提出“所谓善也，盖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论其变也。”人性近于善，但是不排斥有恶人，人性在后天生环境和个人的主观努力下是可以改变的。试图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切合的道德行为规范体系。他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思想，认为个人私利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为人之常情，无可非议。

顾炎武认为：“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 在他看来，人们为了养家糊口生存延续，就有十分稳固的亲缘关系维系着，成员之间偏袒爱护，存有私心，这是不可避免的人性合理的要求。他认为当政者应清楚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施行正道达到至理。统治者所宣扬和推行的“以公灭私”论调，只是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禄足”、“田足”的一己私欲，而宣传散布的欺世大谎。因为一方面，统治者极度骄奢淫逸，另一方面却高调让他人抛掉个人私求，这不是诈欺之言又还会是什么？

只有承认个人都存有私利的合理性，才能在此基础上“合天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天下之公”社会公利的实现应以社会成员个人的私利实现为前提和条件。为治理好天下，统治者就必须满足人们的私利，而非打着“以公灭私”的旗号来欺瞒百姓。“为天子，为百姓之心，比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顾炎武认为私利的合理，他也赞成为了使人近于善，还必须采取激励措施，对名节突出的人给予物质奖励或赐以官职，造成“以名为利”的氛围，引导人心向善，淳化风俗。

2.2独到、严谨的治学理论

顾炎武提出了“理学即是经学”的观点主张，认为理学匡经学之正、纠理学之偏。顾炎武继而论述道，真正的理就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的东西，其核心是“达天下国家之用”。顾炎武“理学即是经学”主张的提出，是对宋明理学的彻底颠覆，其在学术界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顾炎武提出宋明心性之学为无用之学，其在著作《日知录》中说道：“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遗其粗，未究其本而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证之大典，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堕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对宋明之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体现出浓烈的爱国情感。顾炎武认为，宋明理学让许多士人学问日渐空疏，只知道谈论心性之说，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关照。所以，宋明理学只会“祸国殃民”，毫无实际价值，导致“神州荡覆”、大明灭亡。

在猛烈抨击宋明理学之后，顾炎武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顾炎武认为，真正的学问必须是“综当代之务、修己以治人”的经世致用的学说。他对汉唐旧注、宋明新说都细细考证，辨伪存真，没有丝毫马虎。在考证经文和史实过程中，他特别注重辨明其正误，审查其源流，阐释其疑义，钩沉其潜在，阐发其幽微，做到考据真实详尽。为了治史，他广泛收集史料，经史子集、邸报实录、章奏文册、笔记杂录、方志谱牒、文物古迹、金石碑刻、等等无一不仔细考察，反复筛选。尤其是他一生游历祖国南北，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每到一处，不仅拜访当地名儒，而且还留意遗迹碑贴，在过往历史遗存下来的珠丝马迹中寻找失去的历史真象。通过考史辨妄，索隐发微，使一些晦而不明、幽冥隐匿的史实得以彰显与突现。

顾炎武一生治学独到、求真、严谨，以音韵文字考据为治学路径，以经世致用为治学目标，以明学术、正人心、撥乱世、兴太平为为学宗旨。他激烈反对空谈心性认为那是不务实际的无用之学，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明道淑人、抚世载物。学问不仅要修养身心，更要务实致用。可以说，顾炎武严谨求真求实的为学，既可坐而言，同时又可起而行。

2.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

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都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家国一体。封建帝王实行“家天下，”要求移孝于忠，君为臣纲。顾炎武对君主专制、君为臣纲的封建道德律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明确区分了“保国”与“保天下”的不同的利益与责任。他认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对“亡国”、“亡天下”的划分，反映了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萌芽，封建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开始缓慢解体，使先进的知识分子透过封建宗法关系的密网，朦胧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即人们的产业行为。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日相磨擦而更使人们开始思考民富与国富的关系、国家与天下的不同。顾炎武认为，“亡国”代表着改国易号，一家一姓的君主政权的消亡更迭;但“亡天下”则是由于社会政治黑暗、腐败横行而至“仁义”受阻，伦理道德的沉丧，老百姓无法生存下去。避免“亡国”是统治集团为了一家一姓的封建王朝的稳固而殚精竭力考虑的事情;而百姓的性命攸关、社会伦理道德的兴沦却关乎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每一个普通的“匹夫”也应有为天下兴亡、民族振兴而尽自己最大努力的担当与责任。

顾炎武的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试图把民众从千百年来对君王的“愚忠”思想的迷雾中唤醒。他在《日知录》中旁征博引，论证 “君”并非封建帝王专称，而是“上下之通称”。顾炎武尖锐地指出，在道德责任上君王与地主官僚、士大夫们都是平等的，没有超乎民众之上的老爷，身份与血统上也并不是绝世之贵。“为民立君”所指君王产生的根源在于“为民”，为民谋利，使民幸福。对于普通的民众，做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要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心以及为理想奋斗的决心，就是要以“经世致用”处世原则，以“明道救世”为己任。他明确表示他所有著作都是有明确的救世目的。撰写《日知录》的目的就是“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编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其书名就明确说明了所记载的材料都是“有关民生利害者。”顾炎武所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担当精神，唤呼着人们以民族复兴为己任，蕴涵着拳拳的爱国赤诚之心和伟岸高洁的民族气节。

3经世致用的历史影响

3.1为往圣继绝学

经学自春秋战国产生以来，一直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能瞥见经世致用思想的一隅。顾炎武作为明末经世致用思想的代表，与黄宗羲、王夫之等实学家共同继承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并且丰富和完善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涵。这是经学传承的历史上不能磨灭的一笔，也是一场至关重要的一笔。

顾炎武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中能成为经世致用思想理论的重要代表，不仅是因为顾炎武在宋明理学的迷雾中重申了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顾炎武真正的做到了“经世致用”的四字涵义。顾炎武治学严谨，所著书籍史料皆是亲手调查取材而得，在民族危亡大义道理上，顾炎武真正的投身军队，戎马十年，践行自己的诺言和理念。治学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的时代锋芒，让顾炎武在经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成为一颗璀璨的星。

顾炎武没有抛弃传统知识分子致力于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目标，反而将这一理念阐释出了新高度，爱国不等于爱君主，作为知识分子与百姓应该理性的追寻国家，而不是愚忠。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理论绽放的光芒，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传统文化的重要承接者。

3.2为万世开太平

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为后世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价值导向，思维方式皆起到了启蒙的作用。顾炎武独到，严谨的治学方法方式以及顾炎武在文章中提到的“清议”的方式，都在召唤着后世的学者们治学要符合社会现实，勿脱离社会做学问。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激发着后世的知识分子爱国的爱国情怀。经世致用思想不仅是治学为人之道，更是治国之道，国家应追求经世致用，莫要空谈，立足实践，深入群众，追寻真理才是最正确的治国之道。

后世的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对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的评价也非常高，这也足可以看出亭林先生思想的影响。著名的学者丁寿昌先生对顾炎武“经世致用”的伦理思想给与了高度的赞誉：“顾氏举康成以示不敢专辄，更可为师法，并推及宋明义之改经亦多可议矣。明人经学承宋元之后，师心自用，家法荡然。自亭林出而知求之注疏，证之史传，可谓卓识。晚清时期的魏源对顾炎武的人格和思想十分敬仰，在他所编《皇朝经世文编》中就选取了97篇顾炎武著作，是他所精选的经世文章中选录最多的。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告示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政体，亦绍逮炎武之精神也。”

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内涵丰富，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的思想主张并没有完全的落实。另外关于中国各个朝代末期均有“起义”“思想变革”，为何明末思想启蒙更为突出;既然顾炎武既然明確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为何他还要坚持“反清复明”运动等等围绕着顾炎武的疑惑仍然存在。对于顾炎武思想的深入研究，仍要继续，了解顾炎武，能够更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那个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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