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巍

说起古代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大名可谓是家喻户晓。他口述的游记把元朝时期中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景象生动地传播到西欧，让欧洲人关于远东的想象更加具体，推动着后来的探险家们继续开辟通往东方之路。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关于马可·波罗是否真正到过中国，他告诉大家的见闻究竟是否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学界一直存在争论。直到近年，一些新的研究才让大家越来越确定马可·波罗并非一个牛皮大王，而是的确曾亲临中国。

毫无疑问，马可·波罗是古代东西方交流史上的一颗明星。不过，与马可·波罗同时代，还有一人和他游历方向相反，从东亚的元朝去往西亚的伊利汗国（约相当于今天的伊朗一带）。甚至这个人的名字与马可·波罗几乎相同，他就是孛罗（逝世于1313年）。过去有人甚至把这2人划等号，认为他们是同一人，不过名字的接近，或许只是历史的巧合而已。这篇文章要介绍的就是孛罗对于促进中国和俨朗文化沟通而作出的贡献。

少年丞相

“孛罗”在蒙古语里有“钢铁”的含义，是内陆亚洲各个民族常见的名字。在元朝政坛上活跃的就有好几个孛罗，我们所说的这位孛罗又被称为孛罗丞相。他来自蒙古西部的朵儿边部（即后来的杜尔伯特部），祖父和父亲都对成吉思汗忠心耿耿，因此被授予怯薛（即大汗的高级侍从）的地位。孛罗从小展现出过人的聪慧，被忽必烈指派与王子一起接受汉文化教育。十几岁时，孛罗就成为忽必烈的宫廷侍卫、负责掌管宫廷饮食的宝儿赤（司膳）及怯薛的长官。

1260年忽必烈成为大汗后，赋予孛罗更重要的职务，如为大汗提供翻译、负责审判曾与忽必烈争夺大汗位的阿里不哥等人。在20多岁时，孛罗已经出任管理法律、礼仪等事务及行政中枢（中书省）的要职，因而得到“孛罗丞相”的尊称。他曾向忽必烈提议组建促进全国农业生产的司农司，并担任这个部门的长官大司农数年之久，在此期间孛罗又奉旨设立秘书监，主管收藏各种图书，拟定官吏俸钱，在其任上还合并了回回司天台和汉儿司天台。

在短短十几年里，孛罗参与了许多重要机构的历练，并担任这些机构的长官。这使得他对元朝典章制度非常熟悉，耐农田水利、朝廷仪制、宫禁事务、经籍图书等职责都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在出色完成职务的过程中，展现出娴熟地与汉人官员合作共事的能力，从而成功地协调了游牧的蒙古征服者和被征服民族精英。

出使西亚

1283年，孛罗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奉忽必烈之命出使波斯的伊利汗国，这个汗国由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在征服伊朗和两河流域后创建，执行与元朝结盟，对抗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和北边金帐汗国的国策。经过大约1年长途跋涉后，孛罗来到波斯觐见了时任伊利汗、旭烈兀的孙子阿鲁浑。完成使命后，孛罗归途受阻，从此留在波斯而没有回到中国。

初在异国他乡，孛罗主要凭借忽必烈特使的身份，在伊利汗国境内调和鼎鼐，弥补外来的蒙古统治者与当地权贵之间的裂缝。1295年，孛罗又在伊利汗国的王者之争中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成为备受2位汗位争夺者信任的调停人。因此在新的合赞汗（在位于1295-1304年）当政期间，孛罗除保持尊贵的顾问身份外，开始拥有实际的军政权力，并作为大札鲁呼（大审判团）成员，审理了一些地方政权方面的纷争。1304年合赞汗去世后，完者都继任伊利汗，孛罗一度成为宫廷中排名第2的重臣，而完者都不但授予孛罗军权，还委派他率兵镇守边关。1313年，孛罗在奉命前往阿儿兰驻守半年后，在那里牧场的冬营地去世。

孛罗奉旨出使留居波斯后，他的行踪在中国史料中几乎完全消失。仅在他去世之前2年内，元仁宗先后封孛罗为泽国公，并派使前往波斯，赐金印给丞相孛罗。这为孛罗在异国他乡的功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文化使者

孛罗在伊利汗国活动的史料几乎全为波斯文。近几十年来，勤奋的学者们不仅细致地勾画出他后半生的活动踪迹，还挖掘出他充分发挥早年阅历，把元朝的许多典章制度，包括诸多科技门类在内的中国文化信息传递到波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艾尔森在一系列著述中揭示了孛罗作为文化传播者在中伊文化交流史中占据的重要位置。

合赞汗时期的犹太宰相拉施特，曾编著对后世影响巨大的通史《史集》一书。拉施特与孛罗关系亲密，据说他们“相处如同师生，怡然自得的异密（指孛罗）所讲述的一切，学识渊博的宰相（指拉施特）都细心聆听”。《史集》则祢颂孛罗“在通晓各种技艺、熟悉突厥诸部落起源及其历史，尤其是蒙古史拉施特所著《论不朽与生命》书影方面，是举世无双的”。孛罗为拉施特提供的资料，构成了《史集》中关于忽必烈生平、中国历史等篇章的主要来源。《史集））还记载当合赞汗祭祀神树时，孛罗曾向他讲述蒙古祖先向古树祈祷并赢得战斗胜利的故事，这令合赞汗听后倍感称心。

强敌环伺的环境使伊利汗国所参与的丝绸之路交通和贸易时常受到影响，这让以征战赏赐笼络重臣立国的汗国背负沉重压力。1294年，伊利汗乞合都曾试图仿效元朝推行纸币，以便弥补金银的匮乏。要设计这项新制度，谙熟元朝纸钞的孛罗自然是最重要的顾问人选。《史集》等许多资料都记载了孛罗在其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然而在元朝信用良好的纸钞，在波斯却完全不为人民所接受。这场币制改革很快失败，市场商贩拒绝接受纸钞而倒退回以物易物的状态，不少地方甚至发生动乱。乞合都只好宣布停止改革。

失败的纸币改革并没有影响孛罗的地位，在文化方面它还有项副产品，就是促进了雕版印刷术在伊朗的传播。在元朝管理秘书监期间，孛罗曾请求皇帝批准成立掌管雕印文书的兴文署，署内设有抄写员、校对员、雕字匠、印匠等涵盖雕版印刷所有流程的技术人员;对文书制作的了解让孛罗在为乞合都提供建议时，也描述了元朝纸钞的制作工艺细节。这一整套流程都记载在《史集》当中，拉施特讲述的印刷工序与元朝秘书监中工匠的设置完全对应，这些知识很可能来自于孛罗的传授。

《史集》所记录的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当时风行于伊斯兰世界的百科全书编纂类似，它也包含许多文化传统、地理环境、资源物产、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中这方面的知识多來自口述者本人见闻的话，那么《史集》中的这些知识除历代伊斯兰学者的积累外，孛罗很可能也贡献了许多鲜活的同时代信息。

现在常见的中国文化符号，如莲藕、粉丝、米酒、筷子等，都通过孛罗而为波斯人所知，而这些事物有不少是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缺失的，这不但引起后人对马可·波罗游历真实性的质疑，同时也显示出当时中国和伊朗交流与中国和地中海地区交流在深度上的差异。

由于孛罗曾主管过元朝的农业、膳食、天文等机构，他在波斯期间在这些科技领域的发展很可能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合赞汗曾试图在首都大不里士移植许多新的作物物种，并命令拉施特主持编纂农书《论不朽与生命》，其中包含许多关于灌溉、育种、植树、施肥、农作物种植等知识，其中不步与中国古代农学认识相符。如果这本书与中国农书确实存在间接联系，那么孛罗在其中应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孛罗可能也协助设计过伊利汗国宫廷宴会的菜单，使伊斯兰和蒙古饮食传统良好地融合为一体。此外，管理司天监的经历或许也让孛罗能够在伊利汗国设置在马拉盖的天文台事务中发挥作用。

作为前哥伦布时代全球化的高潮，蒙古时代有许多往来于欧亚大陆、串联起不同文化的先驱者。在他们中间，孛罗显然本应是一颗巨星。但由于相关史料多为波斯语，以及人们对现代伊朗缺乏了解，这颗巨星的光芒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史越发受到关注的今天，相信孛罗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会越来越为人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