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李 张帆

院士指某些国家给予个人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在中国，院士通常指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又称“两院院士”。

武汉去年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率先启动院士经济工程。此后，西安、无锡、长春、洛阳、绍兴等地纷纷提出类似目标，院士经济已成为一股潮流。

人福医药与院士的十年合作之路

“我们理解的院士经济，指推动院士及其团队科技成果在汉转化，促进地方产业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武汉市科技局副局长赵峰说。

能消化、承接院士成果的企业往往颇具规模，总部位于武汉光谷生物城的人福医药便是典型案例之一。

10年前，人福医药接触到中科院院士、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前院长吴祖泽。双方接触之后，人福医药对吴祖泽团队印象颇佳。双方多次碰撞后，吴祖泽最终决定将多项技术引入人福医药。

人福医药研究院院长沈洁向记者介绍，双方合作的龙头产品之一是“重组质粒——肝细胞生长因子注射液”，主要用于严重下肢动脉缺血性疾病。

2010年，人福医药研究院生物医药所所长任科云与同事前往北京，与吴祖泽团队待了一年多，将该产品所涉及的技术“吃透”，并逐步转移到武汉总部。

转眼10年过去，该产品已进入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并与重组埃博拉病毒疫苗一起名列“2017年度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十大进展”。

这一过程中，不但人福医药与院士团队形成了相应的利益共赢机制，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与人福医药也建立了合作关系。

2011年7月6日，人福医药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共建的“军科光谷创新药物研发中心”在光谷生物城揭牌，吴祖泽也被聘为人福医药首席科学家。

迄今为止，该中心主要进行国际首创的创新药物研发项目，涉及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糖尿病等多发病和常见疾病。

武汉打响“院士争夺战”

让院士经济在国内“引爆”的城市，正是武汉。

2017年，武汉开始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对接工程”，旨在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瓶颈制约和突出问题。科技成果转化涉及城市竞争。院士经济，成为武汉科技成果转化中打造的“重点品牌”。

2018年3月，武汉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工作会提出全面启动院士经济发展工程，着力打造“院士之城”。实际上，在此之前，武汉市相关政府部门及大量企业一直践行着院士经济的内涵，该工程意义更多在于将目标进一步明晰、品牌进一步擦亮。

武汉在中西部城市“院士争夺战”中颇有优势。

从院士数量看，武汉“两院院士”位居中西部前列，这批科技工作者主持或参与了杂交水稻、三峡工程、载人航天、北斗导航等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与院士合作，要有批综合实力较强，能消化高端技术的企业。武汉在中部不仅经济体量占优，上市公司数量也居于首位。

多年以来，院士经济主要牵头部门武汉市科技局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以项目对接为例，以前武汉市科技局往往先找专家收集技术、再找企业对接需求，但效果并不明显，原因是很多实验室的成果并不契合市场需求。

“从2014年开始，我们的运作模式转变为先收集企业需求、再去找相关专家对接，服务效率大为提升。”赵峰说。在院士经济推进过程中，这一经验也得到了應用。

去年11月23日，首届武汉市科技创新大会在武汉会议中心举行，40位院士在汉聚首，项目签约总金额达93.21亿元。

“四两拨千斤”

站在地方政府层面，院士经济的实现方式十分多样。

2010年6月，湖北省与中科院共建的湖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以下简称“湖北育成中心”）在汉成立。

在此之前，中科院武汉分院规模颇大，但研究领域与武汉乃至湖北主导产业契合度有限，双方合作一直不够紧密。建设湖北育成中心，就是引进和动员中科院遍布全国的科研力量，去服务湖北产业发展。

中国科学院不能与院士划等号，但客观而言，湖北育成中心推动的大量项目中都有院士及其团队的身影。

截至去年年底，湖北育成中心在光电子、装备制造、大健康等领域推动了大量合作，累计为相关企业增加销售收入187.3亿元。这些项目大都落在武汉。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心支出总量与相关企业新增销售收入的比重约为1：130，“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站在企业层面，与院士也有多种合作模式。

一是前文提及的人福医药模式，即院士团队与企业就某些项目展开合作，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也是当前最主流的模式。

二是院士专家工作站模式，即企业、事业单位、产业园区、行业协会与院士团队合作建立的服务平台。从国内建站主体来看，企业方占比最大。

5月3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与湖北未来家园高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院士工作站合作协议，推动农业信息化研究。“传统农业很难将栽培过程以数据完整记录，我们与赵院士的合作是想将一切监控数据保存，便于追根溯源。”未来家园董事长尹维坊说。

目前，院士专家工作站模式多用于成长型企业、中小型企业之中，上市公司更多会采用类似人福医药的模式。

除了以上两种模式外，也有少数院士亲自披挂上阵创办企业。譬如，武汉科创板申报企业科前生物董事长陈焕春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科前生物主攻猪用疫苗，公司效益颇为可观。

需重视“二传手”作用

政府层面往往更加看重合作项目含金量，并以项目评审结果确定支持力度。但在企业层面，或多或少存在重品牌、轻项目的情况。

以院士工作站为例，有的院士与大量企业合作，在全国建立数十个院士工作站。实际上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根本无法全面顾及。

为此，今年国家也推出了相关规定：未退休院士受聘的工作站不超过1个、退休院士不超过3个，院士在每个工作站全职工作时间每年不少于3个月。

“每个院士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也有基础研究型、应用型之分。企业与院士合作建站一定要基于企业项目需求，一定要真正解决企业发展难题。”尹维坊说。

举个例子，院士与企业家的思维、语境各不相同，需要有湖北育成中心这样的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当好“二传手”，这也是构建院士经济生态的重要元素。

全国院士资源有限，且涉及项目都比较前沿，需要投入的资金少则千万元、多则数十亿元。简而言之，发展院士经济，只能满足小部分“实力企业”的需求。

“院士经济很‘酷，很吸引眼球，但普通科研人员永远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中坚力量。尤其在政策层面不应有所偏颇，要统筹兼顾。”有业内人士如是说。

摘自《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