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

知青老友的外孙女山山快8岁了，在澳大利亚南边的阿德莱德读小学二年级。我那天跟着她去学校，看到教室门外有一排架子放书包，室内有课桌椅，孩子却围着老师或坐或跪在地，轻松得很。周一放学回家，山山书包一扔就去玩耍。外婆问：“没有作业？”回答是：“每个星期一和放假归来第一天都没有作业，老师说小朋友都玩累了。”她的老师真好。

其实，回想60多年前我们读小学的时光，不也是这样轻松快乐？1954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的那一年，我进了上海市虹口区的溧阳路第二小学。那时按规定7足岁才能读书，9月1日出生的就要等下一年，我正好“轧进后”。进哪所学校也没什么讲究，无所谓“择校”，就近最好。

之前幼儿园没教过我认字写字，家里也没要求我学什么，进了小学才算正式接受教育。一年级两门主课，算术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语文第一课只有“开学了”三个字，只是其中两个繁体，笔画挺多，有点难度。我字写得潦草，第一次抄写课文被老师批了个“中”，差点输在起跑线上，至今难忘。语文课教注音字母，后来改用汉语拼音就全忘了，几十年后去台湾采访，发现那儿的学生仍在用。

那时小学低年级只有上午四节课，中午就放学回家。老师当然会布置作业，但不怎么多，像我这样手脚快一点的，常常课间休息的15分钟就差不多能做掉大半，或者这节课做上节课的，作业很少带回家。

下午我们会按照班主任划分的“学习小组”活动，一般就去小组长家里，先是一起把剩下的作业全部完成，有不明白的地方相互帮助。接着到弄堂里去玩，两个书包搁地上当球门，就可以开始踢球了，直到天黑回家吃饭。

除了踢球，也会撒野打架，还会翻墙爬屋顶，上树采桑叶，堵洞逮蟋蟀，或者趴在地上刮“香烟牌子”、打玻璃弹子……有时突然文明起来，各自拿了一本书看得入迷。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喜欢看书，进小学认了字更是把家中的书翻了个遍。

那时学校设备简陋，课桌面上的木板有洞有缝，正好用来上课开小差看书。老师应该知道，但好像也没说过什么，更没有突袭没收，大概知道我不看书就会同旁边的同学讲闲话，更麻烦。只是每学期结束拿到学生手册，评语中少不了一句“不遵守课堂纪律”。

但即使这样，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差。那时候的家长只要孩子不出事，很少管读书学习的事情，反正那是学校的责任、老师的本分。每个学期结束，开个家长会，拿了成绩单，差不多就完事了。平时做作业真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哥哥姐姐，他们的新课本往往被我先拿去翻看，也算一种课外读物。

不记得学校有什么特别的课外活动。没有兴趣小组、培训班，更没有补习班，根本就不需要。只有一次，学校选定我做大队鼓手，去虹口区少年宫学了几次。居委会的活动倒是常有，我们孩子跟在大人后面“轧闹猛”。

最好玩的是“除四害”抓麻雀，我们都爬到屋顶上敲打脸盆，真看到可怜的惊弓之鸟在我们面前掉地。到弄堂里炉火熊熊大炼钢铁时，我已小学五年级了，到处去捡废铜烂铁，外面没有就到家里翻找，满腔热情迸发。

有时还会跑去远一点的地方玩。今天挺有名的甜爱路原来只是一条安静的小巷子，我们知道路尽头的篱笆有个洞，爬进去就是虹口公园，后来改名鲁迅公园。池塘里有小虾和蝌蚪，用自己做的小网兜就可以捞起不少，放在瓶子里带回家“观赏”。我们还会用家里的面粉洗成面筋，粘在细竹竿顶端，到公园里抓知了和蜻蜓。这种事老师不管，家长也不管。

与今天的小学生相比，我们那时最大的不同就是独立，自己玩自己的。四五年级学到一点自然知识，知道什么是酸碱反应，就在家里做起实验。先从饼干箱里找到干燥用的生石灰，放到玻璃杯里加水，看它发热冒泡变得滚烫。再倒出澄清的石灰水，用麦管往里面吹气。石灰水很快就变得浑浊，那是我吹出的二氧化碳和石灰水起反應了;继续吹，石灰水又变清了，还是二氧化碳的作用。厨房里的醋也被拿来做化学实验，倒在生石灰上就会嘶嘶作响直冒泡，倒进牛奶里就会生成一团白色沉淀。今天的孩子会这么玩吗？

六年小学读完了，接着三年初中，同样轻松快乐。所谓轻松快乐，无非是同今天的中小学生相比。回想起我们读书时大大小小的事情，几乎都同当今之常态唱反调。时钟不可能倒转，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读书会变得越来越艰难，但至少可以为自己没有受此磨炼而感到庆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