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静

内容摘要：本文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深圳文学，发现“文学深圳”的身份认同感是未来深圳城市空间生产的主体性期待，深圳文学文本空间的形象嬗变体现出城市空间塑造的隐秩序向同质化的转向。深圳文学生产无论外部环境还是内部运动规律，均体现出文化追随空间流动，在时空压缩中被创新、变化和替换的特点。深圳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迅猛阶段，城市的空间扩张更新与文学的空前发展构成一种复杂互动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 深圳文学 空间生产

  一.引言

深圳，是改革开放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被誉为“创客之城”、“设计之都”和“志愿之城”。弹指四十年间，深圳作为中国南方大地一夜崛起的传奇城市，激荡着不计其数的象征这座城市名片的文学作品：有底层打工，述说都市生存;有校园青春，书写白衣飞扬;还有“深圳速度”，宣扬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深圳。城市与文学，究竟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以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爱德华·W·索亚和曼纽尔·卡斯特尔等为主要代表的新马克主义将空间意识和空间秩序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成了新马克思主义[1]的空间批判理论，使得空间理论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和文学等诸多领域，掀起了一股空间转向之风。文学创作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巨大场域，城市的空间生产也必然会根深蒂固于文学创作的土壤之上。

  二.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普遍的城市危机，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资本积累动态的变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统治不仅在空间普遍化了，而且使空间本身成为资本积累及其统治的手段[2]。在这一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精华，寻求解决城市问题的答案。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城市空间分析结合起来，诞生了以戴维·哈维、亨利·列斐伏尔、爱德华·索亚、曼纽·卡斯特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3]

列斐伏尔首先意识到空间问题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他巧妙地将视角转移到空间生产本身，将空间看作是社会巨大的资源——生产力和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过程一样，“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式，实质也是资本生产下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将空间的社会、精神和物质三者结合起来，建立了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4]作用于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初步实现空间转向来进一步阐释后现代城市的本质。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给后来的哈维、卡斯特和索亚带来了巨大的启示和深远的影响。哈维从生产的角度将地理学知识融入空间生产理论，认为资本（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在城市的兴衰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他的空间生产理论紧密围绕城市化过程。一方面，时空格局直接影响并主导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也反作用于城市时空的改造。在此基础上，他给出“城市化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条件”的重大结论和“资本的三种循环说”。

如果说哈维是从生产角度来研究当代城市社会，那么卡斯特则从消费领域出发研究空间问题。卡斯特的城市空间理论深受阿尔都塞的结构理论影响。他认为，城市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系统，城市作为整体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在整体中发挥着巨大的消费功能，而这种集体消费也逐渐成为主导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力量。

紧接着，索亚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第三空间”的概念。“第三空间”并不是一个具体存在的真实空间，而是通过意识和思维的加工想象，重新建构多重文化冲突下的身份、城市空间和都市文化景观。索亚极力反对空间生产理论中的“二元空间论”：非此即彼的绝对性，以移民文化在空间中的体现，揭示“第三空间”中不停转换和改变的观念、事件、现象和意义的社会环境。[5]

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断裂开来的一种新观点，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继承和深化。戴维就曾指出：“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将‘城市空间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视野中，‘城市空间由此具有了社会历史性，并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视角”。[6]此外，空间生产理论已走进地理学、文学、社会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学术视野，尤其是近年来空间生产理论延伸至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批判，在文学、文化学领域掀起了一股“空间转向”研究的热潮，也逐渐形成跨学科、跨文化的综合发展态势。

  三.全球化下的深圳文学建构

在全球化资本积累高度集中和巨大扩张的背景下，一方面，深圳文学在城市空间创造中渴望寻求一种象征身份的“共同体”;另一方面，深圳文学本体性在历史长河中的形象嬗变，使得文学植入空间成为空间扩张的强大动力。

1.身份认同：“文学深圳”的期待

深圳文学纷繁芜杂，在短暂的历史交汇中，似乎很难定义“文学深圳”。有人说，这是因为深圳外来驳杂，在各种异质文化冲突中很难找寻同一性和认同感。英国学者斯图尔特·霍尔认为，“认同感”是在话语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文化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环境中由文化塑造和建构得来。班纳迪克·安德森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依赖于“想象共同体”的催生，小说报紙等印刷媒介与“共同体”休戚与共，并在之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功用。[7]“文学深圳”的身份含混暧昧，它不像穆时英、刘呐鸥、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颇具西方摩登现代性的“文学上海”，也不似老舍、茅盾笔下颇有京城翘楚得天独厚的“文学北京”，这些地域文学都有自己鲜明的文化身份和深刻烙印。因此，才有了吴予敏《渴望“文学深圳”的诞生》[8]和赵改燕《“文学深圳”的呼唤——深圳文学参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的探讨》[9]等深圳学者对文学深圳的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