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骗局叙事特色及其意义

2019-08-13姚凯博

文学教育 2019年7期

姚凯博

内容摘要：《儒林外史》的骗局叙事依据社会上的设局行骗世态展开，在长篇体裁的书写空间中形成了丰富的叙事形态。作者利用叙述骗局反思时弊，其对整部作品的士风刻画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儒林外史》骗局叙事叙事意义

自明代开始，“骗”风兴盛，局骗题材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短篇白话小说中，并成为其独具特色的情节单元。骗局叙事悬念迭出、引人入胜的审美效果与短篇小说短小精悍的题材相得益彰，其经典性已得到一定的挖掘，而长篇小说中的骗局叙事却往往为人所忽略。《儒林外史》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虽不为借书写骗局以暴露世情，但在骗局叙事的表现力上无疑是非常充分的。本文将试图探究《儒林外史》中骗局叙事的特色及其叙事意义。

一.骗局叙事形态的丰富

《儒林外史》对于骗局的描写体量巨大。自第六回“严贡生骗赖船钱”之局始，直至第五十二回“毛二胡子骗陈正公一千两银子”之局，几乎贯穿小说始终，具有长久的历时性。而就情节的复杂性和完整性来说，作者具体叙述了16个骗局（文中另有零散的对于“骗”的书写，因未形成骗局，所以笔者并未将其包括在内）。面对如此庞大的书写量作者却能够做到“千局千面”，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叙事形态。

1.叙事中心多变

作为一种独立性、封闭性较强的故事题材，《儒林外史》中的局骗情节仍然以独立片段的形式存在，但被纳入长篇小说叙事语境之后，其叙述中心发生了改变。在描写骗局时，作者往往根据情节架构和人物塑造的需要，截出骗局中最经典的部分进行详细描写，而并非沿着“开局-行局-收局”这样一个完整的局骗流程展开。如“侠客虚设人头会”这一骗局本源自《桂苑丛谈》“崔、张自称侠”一事，而作者在叙写时将叙事的中心由行骗人转向了受骗者，着力刻画娄家公子的身在骗局而不知的言行之状，以表嘲讽之意;而在洪憨仙以“烧银”之法骗马二先生这一情节中，作者则着重突出了施骗人“行局”这一过程，在《桂苑丛谈》“李将军为左道所误”的基础上，进行别具匠心的添枝加叶，一连用了多个表示时间的语句如“晚间”、“六七日”、“谈了半日”、“一连四天”等来表示时间速度，一方面制造了悬念，另一方面也显示骗局设定者“放长线，钓大鱼”的良苦用心，叙述的趣味与魅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另有突出收局过程的叙写，如凤老爹为三个骗局解围，骗局本身叙写简洁，而着重写凤老爹拆解骗局之从容。

2.叙述视角多样

和大部分古典小说一样，《儒林外史》主要是以全知全能视角为主，以说书人的口吻来交代故事，但在骗局叙事中作者同时也注重运用其他视角来营造多样的审美效果。在运用零视角的骗局叙事中，读者可以清晰地梳理出骗局的动机、过程和结果，对于人物细腻真实的心理描写使得读者更有代入感。比如在季苇萧戏耍杜慎卿这一骗局中，行文间草蛇灰线，处处暗示，此时读者已知季苇萧戏耍之意，而杜慎卿不知，读者在知情程度上的优越性产生了极强的喜剧效果。

为达到“卖关子”的目的，《儒林外史》在局骗叙事中也会时不时进行自我限制，采用内视角叙事，作者以人物的视角切入，叙述者完全隐藏在人物背后，更重要的是，在人物看与被看的错位中，构成喜剧性，产生反讽的效果。比如“认祖孙玉圃联宗”中以“小骗子”牛浦郎的视角来看“大骗子”牛玉圃，听他吹嘘自己，附庸风雅，“也觉愕然”，借此更衬托出牛玉圃的可笑，达到“观老小二牛言动，实戏场中一出大小骗”①的效果。而洪憨仙以“烧银”之法骗马二先生一事中，作品始终从马二先生的感知角度来写，故意隐瞒叙事信息，骗局的整个过程中马二先生充满疑惑，他的疑惑同时也是读者的疑惑，充分塑造了悬念。

除此之外，在局骗叙事中作者有时还会采用外视角叙事，主要运用在骗局行局时戏剧性的动作和对话场景上。作者不做主观评论，只是对场景进行一种纯粹的客观化叙述。在“侠客虚设人头会”这一骗局中，作者只是让施骗人若有其事地进行施骗表演，细致地描绘了行骗的全过程，二娄等到打开“人头”包裹来看才知上当受骗，读者也只有在这时候才明白事情的原委。由于限知视角的运用，整个叙述充满了悬疑，保持着相当的张力，增强了叙事的魅力。

二.骗局叙事的叙事意图

作为一种对社会行为的书写，骗局叙事往往寄寓着作者教化或娱乐这样两种倾向。作者或是追求骗局叙事中情节的新奇，有意把骗局故事进行了伦理上的转换，以符合大众审美理想的逻辑讲述出来，如李渔的《十二楼》中“归正楼”一卷;或是更注重对人的警示和劝诫作用，类似于案例实录，实用性较强，而文学性较少，如张应俞的《杜骗新书》。

相比之下，吴敬梓并没有对“骗”这个行为进行合理化和娱乐化转向。《儒林外史》主要从现实角度描写骗局，强烈的现实针贬意图不言而喻。作者在进行局骗叙事时注重揭示骗局中的社会因素，涉及社会人生的诸多领域，渗透了各个阶层，从不同层面体现了时代风气之恶劣，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根据题材来分类的话还可以分出僧道骗、衙役骗、妇人骗、炼丹骗等多种局骗类型。在对诸多骗局的叙写中，作者对人类心理特征以及性格弱点都有深刻的反思，这一点与单纯的娱乐倾向相悖。卧评第一回回评：“‘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②从对于文中16个骗局的分析来看，大部分设局的目的不外乎“功名富貴”四字。“骗”本身是人类所公认的伦理道德底线之下的行为，然而施骗者却对此苦心经营，可见人心之堕落。当然，《儒林外史》中的局骗叙事中不乏诙谐幽默之处，但作者意不在娱乐读者，而是对此进行轻微的嘲笑，而是在嘲笑中含蕴着反思色彩。比如在季苇萧戏耍杜少卿这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式骗局中，作者即暗暗地对“名士”无聊的趣味进行了嘲讽。

另一方面，《儒林外史》中的局骗叙事也并不以教化劝惩为目的。在一般含有劝惩倾向的局骗叙事中，骗子或遭遇激烈抗争，或使施骗者遭恶报、受惩罚，或是作者直接出面批判抨击施骗行为，借此劝善惩恶。然而吴敬梓在进行局骗叙事时纯以白描出之，不作主观的情绪流露，“直书其事，不加断语”，不落一字褒贬，保持了叙述时应有的克制。骗局作为讽刺手法的重要载体，极易形成反讽的效果，典型体现了作者“凄而能谐，婉而多讽”的叙事风格。

三.骗局叙事对于士风刻画的意義

骗局叙事将零散的人物聚集在一个短小的叙事片段中，集中对他们进行刻画，在一个个骗局中展现了广阔的世态风情画卷。从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虽然行骗之风遍及社会各阶层，但仔细读来，又大多集于士林和官场。一直以来，儒家重视道德修养，提倡“信”精神，而讽刺的是，整日读圣贤书的士人也参与到骗局中，在骗与被骗的过程中，士人“内不足以资修养，外不足以经世”的特点得到了集中体现，作者在痛心之余也试图寻找一条打破社会风气的道路。

在《儒林外史》16个骗局中，严贡生是唯一一个不顾身份而行骗的读书人。为了骗赖船钱，他处心积虑、挖空心思，然而如此无行之人仍然以“优行入贡”。还有诸多散见于文中的士人为“名”的施骗行为如：梅三骗范进说周进是自己的老师，蘧公孙私刻高清邱诗文以充当高士等等。这些虽算不上局骗，但他们为满足虚荣而自我吹嘘的行径也是在令人厌恶。作者借骗局叙事刻画了当时士人不知廉耻、修养全无的丑陋形象，字里行间不难体会作者对此的辛辣嘲讽和深切批判。

而在更多情况下，士人在骗局中充当着受骗人的角色。《儒林外史》中诸多骗局之所以成功，往往是因为设局人利用人性的弱点进行布局，而士人为求名而刻意做雅事、轻信滥交，又无识人之能，因此一再被骗。娄家公子便是当时士风之缩影：自已为效法名士“访贤”，实则胸无点墨、毫无判别能力。自身知识贫乏、能力低下与对功名利禄的渴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因此知识分子丧失了其独立自主的生存状态，而只能依附于社会上的强权和虚名。当然，也有士人试图反抗恶俗的社会风气，作为五河县势利风气的受害者，虞华轩进行了“以牙还牙”式的反击。他利用成老爹趋炎附势的特点，设计了两个骗局作弄于他，以出胸中恶气。卧评云：“是国手布子，步步照应。成老爹往方家吃饭一段，阅者虽欲不绝倒不可得已”③虽设局精巧，但并不能对社会风气有所动摇，也无法挽救没落世家的颓运。

与士人在骗局中显现的软弱性相比，凤四老爹则是文中少有的成功解局人，他面对盛行的科举取士制度依然我行我素、挥洒自如和那些读书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中的三次骗局解围行为都是凤四老爹顺手而为之，但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在当时世道中能有如此作为，且对功名富贵不屑一顾，确实卓尔不凡。相比之下，凤四老爹具备士人所不具备的武功，因而也就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有力手段。通过凤四老爹的仗义解围行为，作者实现了自我心目中的公平和正义。作者所盛赞的其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绝对的主体性，正是当时士人所匮乏的思想精神，不难看出作者在凤四老爹形象上寄托的对于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呼唤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