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八十年代的反思与坚持

2019-08-13黄染春

文学教育 2019年7期

关键词：中国

黄染春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依据丁玲在八十年代中期写给孙犁的一封书信，并结合其它已发表的书信，对丁玲所代表的重返文坛的老作家群，在面对新一代的青年作家时的心理状态以及文学观念方面的冲突进行研究。同时，笔者认为12卷本《丁玲全集》收录这封信时，落款日期有误。

关键词：丁玲致孙犁信通俗文学《中国》写作时间

致孙犁i

孙犁同志：

很想找你聊天，可惜住得太远，说实在的也不算远，不过来往太不方便，只得作罢。

现在通俗小说可以说是泛滥成灾。我是喜欢中国传统小说的，很想学习它的写法。可是现在的小说，不是学习、发展，是滥用;不是通俗，是庸俗。现在有的刊物也登载这样的小说了。原来我们也只是捧角，把用小市民的趣味眼光去写小市民的东西奉为神明，怎么会不落得这样的结果？一些庸俗不堪的作品，尽是狗男女占住文苑地盘，却还在那里摇头摆尾，真叫人恶心。我很不想编辑什么文学刊物了，真的要出家。我不是一个消极的人，也有点想消极一下了。

我们《中国》最近要开一个讨论“通俗文学”的小会，研究了一下，不打算请你来开会了，但请你写一篇文章，短小也好，长篇大论也好，就是说“中国文学”，“通俗文学”，“什么叫文学”，“怎样欣赏文学”，“文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什么叫幽默”，“什么叫有趣”，“什么叫闲章”，“什么叫贫嘴费话”，“文学的真正的思想性……”等等。我觉得题目太多了，希望作家自己谈谈，起码让我们，让读者眼睛亮一下，心里有点安慰，否则，活得太苦了！

我五月十三日去澳大利亚，月底经香港回国。我简直不是为自己活着。但总得活下去。

心情太坏，不该向你发牢骚的，只是为了可以得到一点理解和不致于惹祸。

回国后再写信，也许找机会再去看你一次。

祝

健康

丁玲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

这是一封丁玲写给孙犁的信，篇幅很短，只有一页，共计五百五十七个字。当时丁玲一心扑在《中国》这本刊物上，而孙犁作为编委会的一员，自然要为《中国》“出出力”，况且当时《中国》杂志的作者队伍狭窄，拿不到当红作家的稿子，因此使得某些作家的稿子被多次刊用。所以这封信可以说是一封约稿信，这样的信丁玲那时写了不少。从这些信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丁玲为《中国》的刊发鞠躬尽瘁，更值得关注的是丁玲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观念：反思中国新文学的意义，同时也反思自身文学创作的意义。

一.“通俗小说”——重提文学定义

丁玲写这封信主要是想请孙犁谈一谈“通俗文学”，并表明了自己对泛滥成灾的“通俗文学”的看法。孙犁后来也确实写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并发表在《中国》上（上文中提到）。孙犁在致贾平凹的信中说：当前的情况是，他们所写的“通俗文学”，既谈不上“文学”，也谈不上“通俗”……这些人在最初，先看了几篇外国小说，比猫画虎地写了几篇所谓“正统小说”，但因为生活底子有限，很快就在作品里掺杂上一些胡编乱造的东西，借一些庸俗的小噱头，去招揽读者ii。孙犁认为，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由此看来，丁玲与孙犁的看法颇为相同。丁玲在《致柯蓝》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反对把通俗文艺和庸俗的趣味混为一谈，“现在粉碎了‘四人帮，清算极左路线，人们希望能读到美好的，艺术性较高的真美善的作品，但不喜欢庸俗。”iii通俗文艺，应当是“俗得雅”。

但是无论是通俗文学还是严肃文学，丁玲始终坚持认为，只要是社会主义文艺就应当坚持无产阶级方向，必须反映政治斗争。丁玲在厦门曾多次强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丁玲的最后37年》中寫到，“丁玲对西方现代派几乎全盘否定，对新时期学习借鉴西方的‘中国式现代派，也基本持批评否定态度。”在排拒现代派文艺的同时，丁玲坚决张扬固有的民族形式，这与她写给孙犁的信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然而令人稍感困惑的是，即便丁玲如此抵制现代派，《中国》却刊登过残雪、方方、格非、林染、迟子建、马原、刘恒等许多先锋派代表作家的作品。对此，《中国》在《终刊致读者》中是这样描述的：“当青年女作家残雪的小说《苍老的浮云》辗转周折，来到我们案头的时候，我们感到一个当代文学无法回避的现象已经出现，我们有责任提供篇幅予以刊载。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上，《中国》发表的大量文章，加入我们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对当前文学现状的评论。”

二.《中国》——重返文坛后的身份认同危机

丁玲复出文坛后，她将更多的关注放在了文学界的新人和新作品上，“我对三年多来崛起的新人、新作品，是很喜欢的。”她一面积极筹划创办《中国》，一面鼓励青年作者投稿。不得不说，这一做法体现了丁玲作为文坛领袖之一所具备的宽广胸襟和长远眼光。

或许，我们从未对丁玲创办《中国》的初衷有所质疑。丁玲的秘书王增如曾在书中写到：老中青作家的大团结，一直是丁玲的一大心愿，她渴望能与青年作家交朋友，对他们“传帮带”。《中国》创刊号上《编者的话》中，就希望老作家“能把自己的丰富经验和写作经历，积极介绍出来”，帮助青年人“在创作上少走弯路，健康成长”。

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老作家的文学阵地，新作家群体自然是“敬而远之”的。“文革”所带来的当代文学史的“断裂”，加剧了两代人之间很难逾越的鸿沟，青年人对于“好为人师”的老前辈不感兴趣，老作家从新作家身上未感受到“后辈对前辈”应有之态度，于是，这批重返文坛的老作家将无可避免地产生自我身份认同危机。如此，我们也很难说丁玲被彻底平反后立即着手创办《中国》，完全不是这一危机感的体现。既然政治冤案得以平反，那么在文学领域的话语权是否也应该重新被他们掌握？笔者认为，这才是起初老作家们都对《中国》报以“一腔热血”的原因。不幸的是，新作家既不愿意“被牵着鼻子走”，“资历深、名气大、有影响力”的老作家群体内部也有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再加上文化政策调整，最终导致《中国》寸步难行，而这些变化正预示着部分老作家重返文坛后逐渐被边缘化的历史选择。

三.书信的写作时间

笔者发现，《致孙犁》这封信的日期是存疑的。有的著作在引用或收录这封信时，标注的日期为“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而有的则标注为“一九八五年五月二日”。由于日期只相差了一个字，笔者猜想这极有可能是在印刷过程中造成的“误会”。

首先，《丁玲传》在附录大事年表中写到：“1985年5月13日至28日，应邀赴澳大利亚访问。”而《丁玲年谱长编（下卷1904-1986）》一书不仅指出丁玲在这段时间出国访问，且详细指出她写作这封信的日期是5月2日：“1985年5月2日，致孙犁信……此信以《什么是文学——给孙犁同志的约稿信》为题，初刊1986年《天津日报》的《文艺》双月刊2期，初收《我在爱情中生长》。”iv但是除该书外，其它国内研究丁玲的代表性著作，如《丁玲书简》、《丁玲全集》、《丁玲的最后37年》等，均将信的日期写为1985年5月20日。

尽管对信的日期尚有疑问，但是丁玲访问澳大利亚的日期并没有什么争议，如果这封信确实是5月20日所作，先不论那时从海外向国内寄信是否方便，由于丁玲只是短途访问，并非在于海外久居，且据信的内容来看也不是十万火急的事情，因此说信是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写的，不大合乎情理。

丁玲在《致陈登科》一信中曾写到：“我将于五月十三日去澳大利亚，你去过的地方”v，由此可知，如果丁玲当时身在澳大利亚，那么“五月十三日去澳大利亚，月底经香港回国”这句话是不符合她的语言表达习惯的。

综上，我们不难判断出这封信的日期更有可能是1985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