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铮研究综述

2019-08-13余彦迪

文学教育 2019年7期

内容摘要：诗歌是特殊的文学样式，是诗人的思想与文字在作品及其形式中天然融合的产物。笔者认为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难点。“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王佐良，1989：54）。诗人译诗风格和创作风格关系紧密，通过诗人译诗风格的研究，可验证“翻译共性”假说。查良铮（1918-1977），笔名穆旦，在诗歌领域与翻译领域都取得了耀眼的成就。“穆旦是中国现代诗最遥远的探险者，最杰出的实验者与最有力的推动者。”（穆旦诗评语，1994）。作为诗人，穆旦综合了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被誉为“新诗现代化的旗手”，为新诗的创作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作为翻译家，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具有十分普遍的现实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诗歌译诗风格创作风格诗人译诗 “翻译共性”

查良铮（1918～1977），我国著名爱国诗人、翻译家，曾用笔名梁真、穆旦等。查良铮作为“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将西方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与中国的传统诗歌相结合，他的诗歌充满了深刻的哲理思辨和丰富的象征寓意，为我国的新诗创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作为诗歌翻译家，查良铮通过他的诗歌译作，使更多中国诗歌爱好者和西方文学爱好者了解并熟悉西方浪漫派、现代派诗人普希金、拜伦、雪菜、济慈、艾略特、奥登等的诗作，尤其是查良铮翻译拜伦的《唐璜》、艾略特的《荒原》被誉为诗歌翻译的典范，查良铮“在诗歌方面创造了一种健康硬朗的语言……在那个语言贫乏的时代，对整整一代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宏印，2007）

研究查良铮的“以诗译诗”这一现象是因为查良铮有作为译者有其特殊性，他的译作并不是为了出版，他的翻译活动是诗歌的延续而不是单纯的翻译工作，所以他的译本就掺杂了很多自已复杂的感情，因此查译本诗歌就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诗人与译者的共同“作品”，研究查良铮的诗歌翻译不仅为了英语诗歌翻译做努力，也是为了中国诗歌的进步做贡献。

1.查良铮的诗歌创作

查良铮（笔名穆旦）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在诗坛引起了强烈震撼。当时诗坛宿将闻一多在编选《现代诗钞》时，就选入了穆旦的诗作十一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穆旦其人在当时诗坛的影响可见一斑。王佐良1946年写的《一个中国诗人》对穆旦诗歌的意义作出了精辟的分析。王佐良认为，穆旦以纯粹的抒情著称，而好的抒情是不大容易见到的，尤其在中国;穆旦所创作的《诗八首》则是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穆旦的努力表明了当时诗歌艺术的进展，即“去爬灵魂的禁人上去的山峰，一件在中国几乎完全是新的事。”（王佐良，1947：105）王佐良还就穆旦与西南联大的关系、穆旦诗作与中西方文学关系、穆旦诗作与西方宗教的关系进行了论述。1947年7月周珏良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上发表《读穆旦的诗》对穆旦同样评价很高。在周珏良看来，穆旦的诗歌并不是对西方的模仿，他在摆脱西方诗人的影响后已形成了个人的风格，那就是“情思的深度，敏感的广度，同表现的饱满的综合。”他认为：“穆旦永远是强烈的感受，加劲的思想，拼命的感觉，而毫不惜力的表现。……而这里要着重的更是以上各项的综合性。”其他评论文章包括唐湜的《诗的新生代》、袁可嘉的《诗的新方向》等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穆旦诗歌的意义。

由于政治因素，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三十年间，穆旦的诗歌创作几乎被人们淡忘了。直至20世纪80年代，穆旦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杜运燮等人在1987年和1997年分别编纂了论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和《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这两本以穆旦为主题的纪念论文集丰富了读者对穆旦的认识。1966年，李方编辑了作为“20世紀桂冠诗丛”之一的《穆旦诗全集》。紧接着，1997年，曹元勇编纂了穆旦诗文集《蛇的诱惑》，其中第二辑“文论书信”收录了穆旦生前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译序以及书信多篇。2004年，陈伯良撰写的《穆旦传》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1988年5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穆旦学术讨论会”。

随着穆旦研究资料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研究穆旦，倾听起诗歌所发出的独特声音，并对之作出高度评价。评论界或者关注穆旦诗歌创作的时代语境，或者细读穆旦的诗作，或者梳理穆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有的还把研究视野延伸到穆旦与整个西方文学传统的渊源。比如王毅的《围困与突围：关于穆旦诗歌的文化阐释》、陈林的《通向上帝之路——穆旦对艾略特诗意的接受等》。尽管研究方向存在很大差异，但人们普遍对穆旦的诗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994年，在王一川、张同道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丛书”中，穆旦名列诗歌之首。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穆旦诗集（1939-1945）》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2001年，穆旦早期的诗作《赞美》和《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正如郑敏这样评价穆旦，他是“一个抹去了‘诗和‘生命的界限的诗人。”（郑敏，1996：38）

2.查良铮的诗歌翻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谈穆旦的诗而不谈他的译诗是不全面的。自1953年回国后，“穆旦”为另一个名字所取代，那就是翻译家“查良铮”，其诗歌翻译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王佐良认为穆旦和戴望舒是“最成功的两位诗译家”。香港学者马文通称穆旦是“一个杰出的诗歌翻译家，迄今为止中国诗歌翻译史成就最大的一人”（马文通，1987：78）。非议过穆旦诗歌创作的当代诗人公刘也对其译诗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穆旦作为诗歌翻译家——另一种意义上的诗人，是不朽的，他的许多译诗都堪称一流。1981年，周珏良和杜运燮先后分别在《读书》上发文，研究探讨查良铮的翻译艺术（陈林，2001：68）。杜运燮（1987：116-118）将自己著作——《穆旦著译的背后》的第四部分用来探讨穆旦诗歌翻译的原则。当代作家王小波在谈到穆旦的译诗时也曾经说过：“对我来说，他们（穆旦和王道乾）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的译书，是我的责任。”（陈伯良，2004：180）直至现在，学者们对穆旦的研究依旧是有热情的，而且是从更加系统更加全面的角度来进行的。宋炳辉（2000：85）在他的作品——《新中国的穆旦》中提道，“查良铮的诗歌翻译正在寻找新的方法来表达沉默。剑平（2007：53）在《国外文学》上发文《查良铮先生的诗歌翻译艺术——纪念查良铮先生逝世30周年》，他以诗体长篇小说《欧根·奥涅金》为例，他、将查良铮的诗歌翻译概括为：富有诗味、文字流畅、语言洒脱。易彬著作的《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2010）、《穆旦年谱》《穆旦评述》等，倾向于向读者展现一个更加完整的穆旦。除此之外，翻译家“查良铮”的一面也开始被提及，就目前研究而言，对于翻译家查良铮的研究多是出自于论文，而鲜少有系统的著作来全面的展示查先生的译者风采，仅仅出现了两本著作即高秀芹与徐立钱合著的《穆旦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2007）与商瑞芹的《诗魂的再生：查良铮英诗汉译研究》（2007）。“研究者和出版者所发出的‘应重新评价诗人译诗的成就的感叹，显示出穆旦（查译著作）研究的新态势”（易彬，2010：388）。

诗人译诗，翻译史上很早便有学者关注，但研究者甚少。西方译界早在17世纪就意识到诗歌译者的身份问题，英国诗人、翻译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就曾表示优秀的译诗者必须是一名优秀的诗人（John Dryden，2006：173），而与他同时代的翻译家、诗人罗斯康芒伯爵（Wentworth Dillon， Earl of Roscommon）（Wentworth Dillon，2006：176-179）也认为译诗不仅必须由诗人完成，并且译诗者本身必须有写出所译类型诗歌的能力。因此，谭载喜认为：“伊丽莎白时代诗歌的翻译在质量上比不上散文翻译，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翻译家是学者而不是诗人，译诗却必须本人也是诗人。”（谭载喜，2004：78）

穆旦停止诗歌创作，以查良铮的身份潜心进行诗歌翻译。其主要作品有英国雪莱的《云雀》、《雪莱抒情诗选》，英国拜伦的《唐璜》、《拜伦抒情诗选》、《拜伦诗选》，《波尔塔瓦》、《青铜骑士》、《普希金抒情詩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欧根.奥涅金》、《高加索的俘虏》、《加甫利颂》，英国《布莱克诗选》、《济慈诗选》。所译的文艺理论著作有苏联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文学的科学基础）》、《文学概论》（《文学原理》第一部）、《文学发展过程》、《别林斯基论文学》和《怎样分析文学作品》，这些译本均有较大的影响。王佐良在对《荒原》的前后三个中译本加以比较后，发现穆旦翻译得最好。至于拜伦《唐璜》的翻译，卞之琳在《译诗艺术的成年》中同样对它评价很高。

尽管经过学术界众多专家学者的不断努力，迄今为止的穆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创作内容、创作风格与技巧、意识形态趋向、文学价值等，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有待提高，尤其缺乏对翻译作品细读式的批评，如将穆旦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作对比研究，将穆旦诗歌创作与其诗歌翻译风格作对比研究等，而这恰好也给穆旦诗歌研究留下了很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