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一个诗人如何绘制自己的诗歌地图，他总会遭遇到个人的精神困境。这种精神困境可能来自于日常现实，也可能来自于知识或想象背后的文明寓言。相对于物质上的困境，这可能是一种更加辽阔而同时又无法摆脱的隐疾，于是诗歌文本的产生乃成为困境解脱的方式之一种，而如果这种产生牵涉多方因素，并且为之形成一种撄犯的力量，哪怕只是一种恬淡的意识，这也将成为一种正义的救赎。

赵俊的诗歌，明显带有这方面的痕迹。写日常现实中的事物，往往隐喻到人世存在。即使司空见惯的场景，经由“生命”“家园”“祖国”“战争”“运动”等的中介烘托也可能很快上升为一种“辉煌镜像”的存在。当然，有的时候他也直接介入一些宏大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很多诗篇并非为了“烘托”而故意将意象、场景等的叙述打造进一个被“升华”了的图景中。他很清楚自己在一首诗中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选择合适的题材和角度来进行表述。例如其《那些时刻——致先父的战友》《对她说——兼致阿尔莫多瓦》。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作品中指斥“文学黑砖窑”（《文学黑砖窑》）的情事也时有发生。这样的“发声”显然都是有所针对的。或许更多情况下，他是在遇见到了好的题材之后，对之进行一番想象和勾勒，通过个人的思考，将题材背后的“真相”或者个体所重建的寓意揭示给人看。例如《远嫁东欧的女子》《纳税单》《桂林题记》《乡间马戏团》。至于你如何裁判他这种漫漶的“文学想象”或者是基于他之所见的“真实”叙述，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透过其诗歌文本看到了诗歌背后存在着有价值的东西。赵俊总是努力地在其诗歌文本中凸显一种硬质或更加“正义”的元素，这让我们窥见到了其内在灵魂的某些状态，至少其个人内在思想、意识的某些方面被文本“泄露”了出来。

此外，比较值得穷究的是他对特殊背景中“死亡”“良知”“语言”“穷人”“圣人”的一些“见证性”叙事，例如其《那些时刻——致先父的战友》《桂林题记》《对她说——兼致阿尔莫多瓦》《关于死亡的叙述》《呼和浩特见证史》《穷人的圣经》等诗篇，这些叙事复活了非正常历史中的隐秘发生，为原本寂寥的诗境、文本邀约进了一缕人文的曙光。当然，其诗中“纳税单”“乡间马戏团”“倒悬之物”“比乳晕还要小的人体”“动物农庄”等寓言以及类似于寓言的东西更让人揪心，尽管这些有限的含蓄遮蔽了元身份所在的历史现场，但其中对隐疾的钩沉和对潜伏的危险性的挖掘仍然可以让人察觉到作为一个诗人的立场或判断。这种立场或判断有时候注重向我们宣示一种“真理”，有的时候则试图通过个人对社会、政治、道德层面的认知来辨别某个现象或事件在历史中的意义。其表达在某些情况下是尖锐与苛刻的，不过观点的有效性通过心理的检验尚能加以甄别。

赵俊接受了日常现实和文化阅读之中的磨砺，更加难得是他通过对主题、语言、审美等各种质素的审察，将这种磨砺转化为了诗歌的魔力。他擅长通过“借力”来达到自己对某种抽象意义或诗之意向的把握。很显然，这需要文学之外的力量的加盟，譬如对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世界文明中各种文化的斡旋。在赵俊的诗歌中，这些看似带有跨越性的知识背景都被当成了诗的“史料”，并进而成为了他诗歌的一部分。他的诗歌题材驳杂，但见得出他对这些素材有较好的驾驭能力。它总是能够将所“借用的”与所要“阐释的”凝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尽管有时候某些“放荡”超越出了所谓的“轨范”，但常常会因为形成了某种“共识”而得到赞美性的“叹息”。他这种对外在力量的良好驾驭能力，主要得益于他对社会文明中各种思想的广泛认知与有效转化，当然也与他的个人的情性密不可分。

不可否认，赵俊的诗歌写作属于一种知识型写作，带有浓厚的思理特征。有时候，我们可以设想将其文本作为一种“批评话语”来看待，因为很多情况下其诗都表现出一种进攻的倾向。其诗较少对宇宙、人生、命运、爱情、青春等的直接抒情，而擅长对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阴暗面的机智反讽。很难说，这其中所有的表达都是他个人冷静的心之吐露，但可以看得出他對历史和现实中的荒谬不能容忍，甚至有强烈的抵触心理。赵俊的诗，与其人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读其诗，知其人”的判断方法，在赵俊身上是奏效的。对于行为上的过激，很多人都不能接受，但是对于应当普遍存在的“诗性正义”，则绝少有人会加以反对。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