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庚辰的作曲生涯，幾乎与新中国的历史一同开启。1950年写出处女作小提琴独奏曲《秧歌舞曲》时，他还不满15岁。很快，这首“土洋结合”的舞曲被青年作曲家吕远发现。吕远认为，“这个曲子手法不复杂，但民族风格很强，演奏时大受欢迎。”看似不经意的几句话，道出了傅庚辰日后大多数作品的特点——手法不复杂，易学易懂；民族风格强，特点鲜明；演奏时雅俗共赏。

当时，吕远不知作者是谁，他猜是“延安鲁艺的干部，至少是冼星海的学生”。50年后，与傅庚辰闲谈时才发现，这首对他颇有影响的独奏曲，竟然出自相识几十年的“小弟弟”之手。而这位“小弟弟”，此时已是正军级少将军衔，同时是中国音协的掌门人。

傅庚辰的音乐和人生，离不开一个“红”字。不必说最著名的《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仅瞥一眼他的履历——随军参加辽沈战役、抗美援朝战争，先后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总政歌舞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任职——便可知，“红星”始终照耀着他。

他是历史的亲历者，凭借电影音乐，他又把生活、历史与艺术融合交织在一起，激荡出壮美的《地道战》、优美的《映山红》、昂扬的《红星歌》、深挚的《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等风格各异的经典作品。

因为采访，记者曾两次叩开傅庚辰家的大门。有趣的是，一次是聊他79岁时的新作《中国梦》；一次是谈他写于29岁时的旧作《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两件作品隔着半个世纪遥相呼应，其中的红色内核一脉相承。

2014年，傅庚辰词曲兼作的《中国梦》入选“中国梦主题第二批新创作歌曲”。半个月内傅庚辰写了22份手稿，逐字逐句推敲斟酌。一年后，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光明日报开设《嘹亮的抗战歌声》栏目。记者又一次敲开傅庚辰家的大门。《地道战》《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这两首歌虽是他于上世纪60年代为电影《地道战》所写，但因为影片讲的是抗战故事，并且歌曲深入人心，因而入选30首抗战歌曲，也在情理之中。

傅庚辰自称“男低音”，音量低到让人刚好能听清，他用一种平易近人的语调让聆听者安静下来。傅庚辰思路清晰，几十年前的事说起来如在昨日。当时谁对哪首歌提出了哪些有益的意见，他都会郑重指出，以示不掠人之美。

创作电影音乐，要有“两个吃透”。傅庚辰说，第一要吃透作品的主题思想，这是解决创作方向的问题；第二要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这能决定创作的成败。前者往往不难把握，而后者，却只有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找准艺术分寸，才能创作出来。《在太行山上》好则好矣，但情感基调不符合。《红日出东方》艺术风格不错，但不符合人物身份。《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则既贴合主人公身份，又深具艺术感染力。

60余部影视音乐，10部管弦乐，5部歌舞剧，700余首歌曲……他的经典作品，就像“岭上开遍”的映山红，数也数不清。 “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通过傅庚辰讲述这几首歌的心路历程，足以窥见经典歌曲诞生的艰辛之旅。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傅庚辰还一直记得他与人民军队、与音乐结缘那一天发生的故事。1948年3月，12岁的傅庚辰在姐姐的影响下，报考了四野的东北音乐工作团。

老师问，你识谱吗？傅庚辰答，不识。老师又问，你会唱歌吗？傅庚辰就唱了一首《解放军天天打胜仗》。傅庚辰当时并不知道这歌是谁写的，然而老师指着自己冲他比画了一下。

傅庚辰明白过来，眼睛一亮，觉得这位老师真了不起，能写出这么好的歌，暗自下决心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面试他的，就是后来写出《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的音乐家刘炽。而傅庚辰，也兑现了当时对自己的承诺。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