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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与晚清时代的三大难题

2019-08-12李康

读书 2019年8期
关键词:掮客合法性公共利益

李康

对于孔飞力,国内读者大多较为熟悉其著作《叫魂》,它生动细致地再现了“乾隆盛世”景象下潜伏的种种社会危机。同样由三联书店引进翻译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孔飞力除了依然着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晚清、军阀割据、民国时期诸多社会现象的内在关联做了整体性思考,这就是他探寻的中国现代国家中的“根本性问题”。

孔飞力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考察,呈现出明显的“内在导向”,认为现代国家的构建根植于本土的历史情境和相应的知识社会资源,即使在外部的种种力量下会产生应激性反应、出现动乱甚至产生革命,前者依然是更为本质的力量,外部的影响也需要前者方能起作用。表面上,晚清的种种危机来自西方列强的入侵,但本质上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同样地,民国时期的诸多现象,也能从大清帝国中找寻到“历史前因”。换句话说,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超越了危机、革命、战争和政权更迭等诸多外在的“制度表象”,而一再地表现出其长时段的历史因素的力量。

孔飞力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纳为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为主题形成的三组矛盾,它跨越了清代直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乾隆帝传位予嘉庆帝,带着人口在其治内翻一番的“盛世”之名,掩盖了潜藏在国家与社会后面的重重危机,而这既是传统中国历史延续下来的一种发展趋势,也是之后构建中国现代国家所始终面临的主题。

一是政治参与的扩大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矛盾。清帝国是满族建立的王朝,它和元代一样属于征服王朝,始终有政权合法性的焦虑。在许倬云看来,清代基本丧失了天下中国的威仪,也就少了靠儒家天命观统治的道德基础,而主要是靠强力镇压取得垄断性的暴力统治。孔飞力也注意到清代的合法性焦虑问题,但他认为这在扩大政治参与和维护国家威权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乾隆帝大力施行的文字狱,是为了防止文人之间通过“结党”而瓦解朝纲,而对于文人而言,这样的政治价值观却使其难以参与甚至扩展政治活动,以促进服务于天下社稷的理想的实现。晚清精英阶层的士气和政权在民众中的合法性地位就此产生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魏源作为十九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对政治问题的理论思考是与国家不断弱化而一再经历的危机联系起来的,其核心议题是关于地方社区文人精英和全国政治精英之间的合法性边界问题,通俗来讲,就是国家应如何通过让文人们更为热诚地承担责任以及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从而在国家变得更加富有生气的同时,也使得统治得到加强。因此,不难发现,魏源主张通过扩大政治参与来扩展官僚机构的狭窄性,也就是将众多的文人精英能够纳入官僚体系中,但这种做法并非为了加强政治竞争,也绝非为了限制国家权力,却恰恰相反,是为了能够加强国家控制,以便能更好地管理国家。

二是政治竞争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问题。由于科举产生了大量的文化精英,但整个官僚集团的职位毕竟有限,尤其到了晚清,即使科举成绩优异,最终通过科举取士成为政治精英的人数也极为有限,甚至是微乎其微的,因而大量的文化精英被永远置于国家体制之外,但是饱读经典的文人一再被“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所感召,造就了地方文人集结成一批“准政治性”的精英人物,从事地方上的代理税收和诉讼活动。而一旦全国性危机显现的时候,不同层次的地方文化精英就会积极卷入政治活动,甚至被具有改革思想的政治精英征召为幕友,以应对军事和外交上的重重危机。但是将政治参与扩展至最底层,在儒家的掌权精英来看,可能导致公共利益更加难以实现,因为底层群众或者低阶文人的道德水准可能无法使自身超脱出狭隘的个人利益,而且极其容易因追求私利而结成“朋党”。因此,当冯桂芬主张由下层官员选举上层官员,来扩大政治参与,即“千百人之论”应该是衡量官员是否具备为官资格的最为可靠的标尺之时,京城的官员几乎采取了一致的反对态度。反对者们集中体现了旧有体制下掌权精英对于垄断政治权力的意见,他们认为自己需要掌握权力,并不是害怕传统的官员任命权力在抽象意义上的缩小,而是害怕人们为了谋求私利而陷入派系斗争,唯有接受过教育的士大夫能超越个人私利,对公共利益有着更为纯正的认识。对比西方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看法,《联邦党人文集》就有讨论,虽然他们也承认“党派”在本质上是和公共利益相对立的,但它们产生的原因“深植于人性之中”,政府不能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消除党派,这样做也会导致自由本身被消除。麦迪逊认为调和该种矛盾的办法在于,公民也许有自己的私人利益,但他们也有着一种内在的公民意识,只有这种“德才兼备之人”才能充当人民的代表。与冯桂芬的批评者不同,麦迪逊对“人民身上的德行”持乐观态度,认为有德之人在普通民众之间广泛存在,而冯桂芬的批评者恰恰是民风不古的悲观论者,但孔飞力对“普通中国人中的公民德行是稀缺的”观点同样持否定的态度,因为他观察到在帝国的每个角落,社区服务不仅蓬勃地发展,还被当成获得具有合法性的精英地位的标志。

三是国家的财政需求与地方的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到了十八世纪,社会的发展已经远超晚清政治体制所能及之处,尤其是遇到外部冲击时,加强财政汲取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但随着人口的扩张,官僚集团并未随之扩大,这就导致征税能力并不能满足转型的要求,而官僚集团之所以难以扩大,又是受到帝制传统所限,一则由于儒家经典奉行节约政府原则,要求缩减政府规模,而帝制传统下基层确实也比较自由,所谓“皇权不下县”;二则官员“俱乐部”本身也具有排他性,扩充官僚集团会削弱当朝政治精英的尊享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基层税收中存在大量的中介掮客,横亘在国家和农民中间,他们一方面将税收中饱私囊,造成国库空虚,另一方面施以苛捐杂税,导致农民不堪重负,这样一来财政危机最终会引发政治危机。晚清的皇帝实质上早就明白了穿插在国家和农民中间的掮客对于财政的危害,但是当要求地方官员将掮客法办的时候,往往成效寥寥,因为地方官员也需要掮客来落实税收额度,这反而促成了他们结成利益共同体。随着外来冲击带来的巨额赔款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皇帝甚至转而开始支持由地方精英领导,遍布于中原各地的各种武装民团。因此,“国家压制中介掮客来增加收入”是清帝国始终面临的根本性议题,并且之后在新的环境下反复出现,只不过以不同的政治信号做了相应地“变装”。

应该说,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还远未完成,孔飞力对晚清时代下的三组概念的剖析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历史事件在时间序列里并非是彼此独立的,后期的选择在逻辑上依赖于前期的选择,也许现代社会发生的许多問题,还需要我们从历史中寻求答案。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一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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