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肇圻

1945年苏联红军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解放了大连。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收回了管辖权。初期，交通部对东北地区的水运和港口管理设想过几种方案，管理机构以及它们的职能，管辖范围和组织机构屡屡调整。但是，大连港务局始终存在，局里设置船舶登记科也一直没有变化。

为向苏联船舶登记局学习，我于1951年10月去大连东北航务学院学俄文。期间曾走访过船舶登记科，地点在大连港湾桥。船舶登记科在港务局办公楼的二层，时任船舶登记科科长刘义德向我介绍了情况。

那时朝鲜战争尚未结束。大连海域包含旅顺军港，大连港那时还不是开放口岸，因此大型货船基本不来。大连有历史悠久规模很大能造万吨货船的大连造船厂，但那个时候只修苏联船或替苏联建造小型港作船，并且都由苏联船舶登记局大连检验处检验。大连港务局船舶登记科的验船人员那个时候不进大连造船厂。船舶登记科只负责登记和检验渔船，包括木制运输船、甚至风帆船。大连港的海域很大，旅顺港是军港，但是有渔业基地，还有支援周边小港的任务。因此，船舶登记科的人数不少，有十五六个之多。

为了提高检验技术水平，大连港务监督调了一位有经验的老验船人员王青山到大连，并办了两期培训班。结业后，学员有的回到周边小港，多数留在了大连。1953年刘义德调北京后，王青山接任科长。因为他的专业技术水平高，虽是同事，但都是他的学生。因此讲到验船，都知道大连有个王科长。

1956年是一个转折点。派去苏联船舶登记局大连验船处实习的第一期实习队年中毕业。全队20人中有8人留大连工作。他们是船体专业陈彭高、王惠临、陆汝明、童隆坪，轮机专业蒋希源、赵本浦、李杰、马钟相。

船舶登记科不仅增加了职工人数，检验专业技术水平也得到很大的提升。

故事讲到这里，还有个插曲。1956年实习结束分配到船舶登记科的王惠临从分配到北京船舶登记局工作的交大同学陆汝明那里听说，船舶登记局正在酝酿改名，并且已有人写出小字报，建议改名为船舶检验局。他和同时实习结束分配到科里的童隆坪、蒋希源等讨论，有同样感觉，就鼓动王科长向大连港务局领导建议改名为船舶检验科，得到批准。大连、北京两地遥相呼应改名，也可以说，大连的改名推动船舶登记局下定决心改名为船舶检验局。

之后，船舶检验局又派出第二期实习队到大连。蒋希源主持了实习预备工作，他在帮助第二期实习队员提高俄语水平的同时，根据自己和第一期实习队的经验讲解了实习注意事项，为第二期学员实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得这期的实习效果更为优良。

第二期实习队的队长张奇来自哈尔滨，轮机专业。实习结束后，留任船舶检验科长，王青山改任副职。

第三期实习队虽然人数减少，也是因为有经验可循，同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以沈鸿康为队长的第四期实习队，已按原计划进行了预备学习，并且集中到了大连，但是中苏关系恶化，已按照中央统一要求，让苏联船舶登记局大连和上海两个验船处撤走，自然不便再派人去实习。因此，这次实习改为船舶检验局大连办事处主持，由第一期实习结束分配在大连办事处工作的童隆坪等领导实习。实习现场就在大连造船厂，在苏联船舶登记局于大连验船处工作的中国验船师在需要和可能时也会提供帮助和指导。

1957年苏联船舶登记局希望聘请在该局大连验船处实习的中国验船师去该处工作。经船舶登记局批准，轮机专业的赵本浦和蒋希源，船体专业的王惠临先后应聘，后来又有在上海验船处实习结业的电气和无线电专业的中国验船师梁善庆应聘。这就形成了船机电整套的验船班子。他们与苏联验船师干着同样的工作，但是没有做到同工同酬。因为苏联验船师在华工作只拿生活津贴，养家糊口的工资仍在苏联发，不过他们的收入与同在大连工作的中国验船师相比还是高出了不少。

图1 结业合影。前排左起第二人为程小川队长，右起第一人为蒋希源实习辅导。后排左起为赵本浦、余卓文、段寿岭、钟嵩山、陈泰挺、苏联验船师、王惠临、梁剑锋、林启鹄、沈金林、苏联验船师。

第四期实习队的沈鸿康在实习结束后也曾去苏联船舶登记局与大连验船处工作过。

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关系恶化。中央决定，让苏联在华机构，除外交使节外，全部撤走。这也包括苏联船舶登记局大连和上海两个验船处。

应船舶检验局谢中峯局长邀请，苏联船舶登记局雷卡切夫局长率代表团1962年5月6日抵京，经商谈，5月7日签订了中苏验船代理协议，商定两个验船处撤走的最后日期为当年6月30日。

在按照中央指示筹备接办苏联船舶登记局大连验船处过程中，船舶检验局与大连港务局商定，将船舶检验科升格为处级。虽然对外挂出了船舶检验局大连办事处的牌子，但内部仍为大连港务局的一个处，挂牌时间为1961年11月17日，主任由大连港务局高毅副局长兼，副主任为陈志芳。那个时候办事处内按三个方面划定了人员和分工，即处本部检验组、驻大连造船厂验船组和驻旅顺地区验船组。

1962年6月30日，苏联船舶登记局大连验船处和中国船舶检验局签署了交接证明书。有趣的是，除了个别苏联验船师外，交接双方都是中国人——中国验船师。双方还有谅解，苏联船舶登记局大连验船处留下的检验任务仍由原在该处工作的中国验船师来完成，以保持连贯。例如，“跃进”号的建造检验由在大连验船处工作的赵本浦、王惠临和梁善庆负责，交接后，仍由他们继续检验。不同点是，他们是船舶检验局的验船师，是执行中苏验船代理协议。在检验中，船舶检验局大连办事处增派了验船师。因此，“跃进”号在建成后取得了中国和苏联两个验船机构的船舶证书。张奇科长还与赵本浦、王惠临、梁善庆去上海，将检验报告交到苏联驻上海商务处，取得了苏联政府名义签发的货船设备安全证书，船舶无线电安全证书和船舶无线电话安全证书。

图2 摄于大连港务局港区内客运码头前。第一排左起第四人蒋希源，第五人陈志芳主任，第六人吴彭，第八人赵本浦，第九人李杰，第十人彭慧。

图3 摄于港湾桥西侧，船检办公室所在的综合楼。第一排左起第六人陈志芳主任，第七人赵本浦，第八人李杰。

接办后，船舶检验局大连办事处认真执行中苏验船代理协议，对在大连造船厂修理的苏联船舶严格检验，任务完成后，苏方对我们的检验工作表示满意。

再讲一个小插曲。1962年6月30日，将船舶检验工作交给船舶检验局大连办事处后，苏联船舶登记局大连验船处主任集中精力处理善后事宜，事情不大，但涉及方方面面，转眼就到了7月下旬，他和波兰籍电气和无线电验船师准备离开大连回国。得知此消息，在那时的政治氛围下，官方显然不宜有所行动，但是蒋希源、赵本浦、梁善庆和沈鸿康四位验船师商量自筹资金为他们和家属举行了一次告别宴会，地点在一家不大的酒楼，但气氛相当友好热烈。这次自发行动表明了中国好客的传统。

1958年大连造船厂开始准备按照苏联设计图纸建造“跃进”号的同时，已着手准备为我国海运企业建造干货船和液货船。张奇科长和童隆坪船体验船师应大连造船厂邀请去上海一机部九局船舶产品设计室进行了设计审批。回大连后船厂开始建造，船舶检验科的验船师也同时进厂开始船舶建造中检验。这也改变了船舶检验科的验船师不进大连造船厂的历史。此后，大连造船厂建造的“和平25”干货船（1958年8月交船，5000吨级）、“大庆9”号（1960年4月交船，4500吨油轮）、“跃进”号以及后来建造的成批量油轮、25000吨远洋干货船、浮船坞和海上钻井平台，2000匹马力柴油机都是由该处检验，发给相应证书。

随着东北地区工业建设和生产的发展，大量的建设物资和生产资料需要通过海运。1960年6月1日，国务院批准大连为开放港口，大量船舶蜂拥而至，其中有国轮和外轮。船舶检验科的工作增加了营运中检验和扩大到外轮检验。

至此，大连办事处的工作已包含船舶检验的方方面面，组织机构健全，人员充沛，专业技术水平优良，从船舶检验的专业业务来说，大连办事处已具备了独立条件。

但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光具备这些条件显然不够，还需要办理一系列的行政手续。

拿财务来说吧，首先要弄清这个单位能否收支平衡，自负盈亏，是否需要国家补贴。拿大连办事处来说，首先要从大连港务局的总财务帐中拿出来单独列账，然后进行独立核算，最后从大连港务局大财务中拿出来组成户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作出判断，有了结论以后，还要到部系统以外，如银行申请建立单独账户等。

虽然完成了上述行政工作，但由于受“文革”影响，直到1981年11月20日交通部才以（81）交字2378号文宣布大连办事处自1982年1月1日起从大连港务局独立出来，直接由船舶检验局领导。

老船检李杰珍藏着两张历史老照片，这些照片印证了大连办事处的独立，也留存了那个时代所有参与者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大连办事处在那个时期，对中国船检事业有两项特殊贡献：现场管理派去苏联船舶登记局大连验船处的第一、二和三期实习队，随后主持了第四期实习队的实习，培养了一大批验船人员，其中部分人员成了验船骨干；应邀派出验船人员去苏联船舶登记局大连验船处工作，从而顺利接办了大连验船处，及时实现了中央要求苏联撤走在华机构（大连验船处）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