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豆豆

摘要：近两年来，基于国家大力发展大众文化和原创节目的政策扶持及各媒介在内容、渠道、终端方面的融合，国内文化类节目的发展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文章以央视文博类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为例，从媒介批评角度分析其价值与问题，为媒体融合背景下文化类节目的突围与创新提供思考与借鉴。

关键词：文化类节目 模式创新 原创力 媒介批评

2018年12月3日，《国家宝藏》第二季开播，延续了第一季的好评。与第一季一样，熟悉的“前世传奇”与“今生故事”，熟悉的001号讲解员张国立，故宫博物院依旧坐镇，不同的是全新的27组顶级国宝重器、国宝守护人和新增的八大博物馆。《国家宝藏》用古物的非语言信息向观众传达文化内涵，塑造价值认同。节目每期展示三件国宝，由气质相符的三位明星嘉宾守护，演绎国宝的“前世传奇”，并由秉承匠人精神的专家学者作为嘉宾讲述国宝的“今生故事”，九大博物院院长坐镇点评，承古人之创造，开时代之生面。

模式创新：以文化为内核，以综艺为外壳

《国家宝藏》第一季融合了演播室综艺、纪录片、戏剧等，首创“纪录式综艺语态”，以文化为内核，以综艺为外壳，让国宝活起来。第二季在此基础上融入音乐剧、民族器乐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态，展示厚重的历史文明和恢弘的大国气象。

小剧场形式重现文物的诞生。《国家宝藏》一改传统鉴宝节目的古板严肃，借用年轻化语态与娱乐化表达，将高大上的冰冷文物与接地气的精湛演绎完美融合，让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得以有效呈现。“演播室录制+文物纪录片讲述+小剧场演绎”的全新模式多维度讲述了每件国宝的背后故事，用淋漓尽致的表演取代学者一本正经的枯燥解说，用故事化的情节、6-8分钟的小剧场呈现文物自身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寓教于乐。

节目通过合理虚构历史故事，打造微型历史舞台剧演绎文物的前世传奇。第二季中王菲化身《大公报》记者讲述了样式雷烫样对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深远影响，和近现代学者们为中国古建筑研究所做的贡献，她的优雅与知性与样式雷建筑烫样沉淀出来的岁月悠长相得益彰;黎明饰演乾隆皇帝，对具有美好寓意的金瓯永固杯进行了回顾，穿越回来的雍正对乾隆颁布的政策非常不满，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同堂讨论时政，为这件圣器注入了全新的期许。

小剧场环节通过故事化讲述、情景化演绎生动立体地讲述了国宝的由来，寓教于乐，完成受众的想象性消费，唤醒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增强保护文物的自觉性。

嘉宾作为节目的主要参与者，承担着主体叙事功能。在当下综艺节目泛娱乐化情境下，受众对全明星嘉宾阵容逐渐审美疲劳。与户外竞技类真人秀全明星阵容不同，《国家宝藏》拓宽了嘉宾选择的标准，采用“明星+素人”的模式。每期选取三位与国宝文化底蕴相关的明星嘉宾守护，在明星演绎国宝的前世传奇之余，节目组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讲述文物的今生故事，实现嘉宾与文物的双向互动。

节目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环节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情境，选择与文物有着深厚情结的普通人来讲述，拉近了文物与观众的距离，也拉近了传受双方的距离。《国家宝藏》总导演于蕾说，所选择的明星和国宝“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关联”。第二季中在展示国宝李白草书真迹《上阳台帖》，“今生故事”环节请来了在话剧领域演了二十多年李白的濮存晰，其饱满的情感与强烈的感染力让观众对李白及《上阳台帖》有更生动确切的认知。云南博物馆文物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由“云南的女儿”杨丽萍来守护，用原生态的舞蹈再现了云南人的传统习俗与礼仪，展现文物背后一脉相承的文化。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选择与文物相关的嘉宾来守护，既可以借助明星嘉宾的光环，吸引特定受众群体，又借助守护文物的普通人讲述今生故事，更容易引起共鸣，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聆听历史，实现文物与人的沟通交流。

仪式建构：营造在场感

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息的表征。”他认为传播是一个制造、保持、修补和转换现实的象征性过程，通过传播，一定群体的人们共享民族、阶级、性别、身份、信仰，换句话说，他们共享相同的文化仪式。作为一档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通过媒介仪式的建构、话语逻辑的展现、在场感的打造，营造了共同的文化语境和价值认同。

作为仪式建构的主体，主持人、明星嘉宾、素人嘉宾、专家团及现场观众合力建构了盛大的媒介仪式。主持人张国立伴随着酷炫的舞台灯光和恢弘的古风音乐走出，喊出“让国宝活起来”，当他问道“我们是一个年轻的节目，究竟有多年轻呢？”台下的观众整齐响亮地喊出“上下五千年！”场内外观众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主持人游刃有余的串场，控制节目起承转合的节奏;专家团作为权威代表，对文物的文化價值与美学价值进行深刻的诠释;明星嘉宾的精湛演绎与自带流量助力节目传播效果最大化;素人嘉宾的匠人精神与默默守护凸显了节目蕴含的传承文化的意图。

詹姆斯·凯瑞的仪式观更加注重过程，通过仪式感的设计增强受众的凝聚力，而《国家宝藏》第二季借助仪式化的环节设置，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国家宝藏》每期介绍三个文物，由明星带领观众去博物馆寻找国宝，其后守护人手捧“国家宝藏”的印信登台介绍国宝，背后呈现国宝的三维立体画面，并庄严宣誓“我志愿保护国宝……”种种环节的设置营造了舞台仪式的使命感和厚重感，强化了观众的在场感，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对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感触。

渠道创新：线上线下跨媒介叙事，受众群体年轻化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讯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体所传播的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和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依托于社交媒体成长起来的用户，其媒介消费习惯趋向碎片化、轻量化、个性化，移动化、视频化成为互联网发展的潮流，人们已经从读图时代走入了观影时代。

《国家宝藏》第二季顺应媒介融合的潮流，除借助权威平台CCTV3每周日晚七点半固定播出外，也在央视网、爱奇艺、优酷、腾讯等视频网站推出，并开通官方微博与微信，与观众互动。每期节目中出现的三件国宝珍品由观众在官方微博、微信上投票，票数最高的一件珍宝将会入驻“《国家宝藏》故宫特展”，充分调动观众参与的积极性。第一期播出后，“终于回归了”“12月的精神食粮来了”“开篇就是王炸”等屡上微博热搜。此外，明星嘉宾在节目播出前发微博预告并转发相应话题，吸引各自的粉丝群体，收获了极佳的传播效果。围绕国宝守护人的讨论是节目的衍生热点，数据显示，在前三期节目播完后，刘昊然、王菲、翟天临几位的社交网络讨论量最高。

央视以官方媒体姿态进驻B站，向年轻群体倾斜，尊重年轻人的喜好和视听语言习惯，激发年轻受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欲望与文化敬畏。梁晓声曾这样评价文化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文化不是供人欣赏的所谓优雅文艺，或是供人娱乐的所谓通俗文艺，文化从来就和思想紧密相连。当我们逐步告别了物质匮乏的时代之后，更要用有格调、有营养的精神食粮喂饱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灵魂。”

央视综艺节目以官方姿态入驻哔哩哔哩弹幕网站，引发了二次元群体的狂欢，B站作为重点播出平台，先于其他视频网站更新，在B站预先发布前期的节目预告、高清正片、后期的独家花絮、人物的专属剪辑等，充分满足受众年轻化、多样化的需求。第二季上线一周后，播放量达512万，弹幕数量超过10万。在李白真迹《上阳台帖》的前世传奇故事中，当翟天临扮演的李白问出：“千百年之后，还有人记得壮志难酬的李太白吗？”满屏幕的“记得，我们永远记得”让人泪目。节目将话题度的话语权交到知乎、弹幕、B站等更为“垂直小众”的群体中，年轻受众以独特的视角解读与参与电视节目，文物的文化价值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延伸和传播。

此外，《国家宝藏》近日正式宣布和天猫达成合作，开设“你好，历史”旗舰店，推出十余款以节目中亮相的国宝为设计灵感的文创产品，让文物在年轻化的设计与创意中获得新生。比如根据河北博物馆的“彩绘散乐福雕”上面的唐仕女为原型，设计了八个形态各异的“大唐女团”手办，并在天猫店内设立文具、家具、美食、数码、美妆5大类目，与Kindle等品牌推出一系列特色周边。线上线下跨媒介叙事，打破了单一的媒介壁垒，拉近了叙事者和受述者的距离。

借鉴与反思

《国家宝藏》开创了“纪录+综艺”的全新节目形态，使曾经被束之高阁、曲高和寡的博物馆文物走下神坛，与观众实现了有效沟通，寓教于乐，激发国人的文化自信与传承文化的自觉性。不置可否，两季《国家宝藏》中存在一些缺点：如对文物历史进行娱乐化、碎片化解读，部分割裂了宏观历史背景下的有机联系;情感渲染过于严重，说教色彩浓厚，相同的节目环节设置及宏大肃穆的背景音乐在节目一开始很有震撼力，但几期过后会让观众兴趣下降;虚构历史情节提高了节目的可观赏性但容易让受众对逝去的历史和人物产生误读。

两季《国家宝藏》的模式创新与价值引领值得台网文化类节目借鉴与参考，但其存在的问题也是目前所有文化类节目面临的共同难题。综观近两年的文化类节目确实热闹非凡，但问题也是层出不穷。

文化类节目的原创能力不足，题材过于单一，内容同质化、扎堆现象严重。近两年来，文化类节目发展迅速，但一个模式的成功引来争相效仿，终究落入同质化的窠臼，导致相同类型的节目扎堆出现，文化生产虚浮，关注的文化元素集中在诗词、历史、文字方面，节目竞技环节雷同，没有独特创新点的节目翻版终将被市场和观众淘汰。部分文化类节目借“文化”之名，掩“娱乐”之实，文化因素仅仅是过度娱乐化竞技综艺中的点缀。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种类丰富，文化类节目的制作可以聚焦于汉服、古风音乐、民间小吃等，立足于新的内容打造符合文化气质的节目模式。作为一档国内原创电视节目，现象级文化类节目《国家宝藏》大火之后，北京卫视《上新了，故宫》紧跟其后，但其叙事结构混乱、剪辑编排混乱、过度推广文创产品而对其构思创作没有细致的展现等问题被观众诟病。因此文化类节目一定要坚持文化主体性，深挖文化背后的内涵与底蕴，追本溯源，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浅尝辄止，对文化元素进行表层化的娱乐，而应进行有价值的文化探索。

文化类节目的形态和环节设计过于单一，一成不变让受众审美疲劳。相较于变幻多样的竞技类综艺节目，文化类节目的形式创新远远不够，受众粘性和忠诚度远远不及竞技类、脱口秀类节目。而腾讯综艺《一本好书》将经典书籍搬上舞台，创新性地以舞台戏剧、片段朗读、影像图文插播等形式对其内涵进行场景呈现，倡导全民阅读，“第二现场”的设置让人耳目一新，主持人邀请专家学者对情景剧中的关键时点进行时代背景和人物心理的解读，寓教于乐，节目的感染力和影響力更强，其节目创新值得借鉴。

大众媒体在传承中华文化、塑造民族认同、引领价值导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今泛娱乐化的媒介生态和后现代语境中，高雅的文化类节目却出现了大众化、商业化、娱乐化的倾向。去深度化的符号生产，带有表演性质的娱乐化解读和演绎一方面让观众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接收传统文化的滋养，另一方面也要把握好娱乐化元素的介入程度，坚持文化的主体性。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社会阶层出现了思想、精神、信仰上的焦虑和困惑，优质文化节目可以通过各种媒介终端到达受众，适应受众分众化趋势，从而教育大众、安抚情绪，让奔波动荡的心灵在文化的熏陶里找到栖息之处，从而凝聚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释：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

梁晓声：《“歌”与“诗”的时代交响》，光明网，http：//wenyi.gmw.cn/2018-03/01/content_278585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