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熊熊

明代瓷器纹样中，狮子是个引人注目的大类。从残存的瓷片看，明代“狮纹”有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庞大，这表明明人对这种纹样的喜爱程度很高;二是画法变化多端，由此可知明人心目中的狮纹寓意丰富多彩。

当某一类纹样数量庞大、寓意多样时，其中一定存在着体现社会主流意识的寓意，这可以称之为“基本寓意”;相应的也会存在着别出心裁的寓意，可称之为“个性寓意”。将基本寓意与个性寓意区分开来分析是有必要的，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纹样的具体内涵。本文尝试梳理一下明代“狮纹”的基本寓意及其变化的脉络。

狮子本来不是中国的本土动物，而是从西亚、非洲引进的。《汉书·西域传》曾记载：“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这里提到西汉文、景时皇家园囿养“师子”等动物。“师子”即狮子，来自西域。这是中国史书有关从西域引进狮子的最早记录。汉以后，历代仍陆续有西域贡狮来华，而形成高潮一个是在隋唐时期，另一个就是在明代。

明初郑和下西洋后，西方通过海陆两路不断贡狮子入华，这是明人对狮子特别感兴趣的时代大背景。不过明人对狮子的实际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总体来说，明前期人们对狮子是带有敬畏的喜爱;明后期则是将狮子视为玩物的喜爱。

明前期人们对狮子的喜爱为什么带有敬畏？这主要是受官方大肆吹捧狮子的影响。其时官方将狮子视作祥瑞之兽，希望通过对它的宣传来证明皇上圣明，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

将狮子视作瑞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明初永乐年间，随着中外关系的加强，许多外国使节带着珍禽异兽来中国朝贡。大臣们认为这是祥瑞云集中国的吉兆，就此做了不少歌功颂德的文章，狮子是其中重点赞美的对象之一。永乐十三年（1415）九月，当第一次有西域使节带狮子来朝贡时，翰林学士金幼孜做了篇《狮子赋》专记其事。金幼孜写道：

“考之载籍，师子即狻猊也，如虥猫，能食虎豹，铜爪铁额，锯牙凿齿，尾端有茸毛大如斗许，盖为毛群之长。夫百兽莫猛于师子，居深山大谷之中，非可以力致而羁缧绁也。今乃自月窟逾昆仑，越大漠，历数十万里，随使者以达于阙下。有以见皇上之威德远著，而师子之雄猛悍鸷，亦皆帖然馴伏，自致于中国。则所以柔怀远人，威服不庭，风飞雷厉于穷荒绝域之外者，于是而可见矣。”

另一位内阁大学士杨荣也写了一首《狮子诗》，歌颂道：

“圣朝统六合，威德被遐荒。鸟兽既咸若，万物沾恩光。狮子产西极，雄猛非寻常。锯牙自铦利，铜首何轩昂。双耳正上耸，两目耀星芒。巨尾摇锦茸，长毛绚金黄。顾盼雄风生，哮啖百兽藏。及兹来阙下，俛首随鹓行。帖然自驯服，感此仁化彰。玉阶齐率舞，灵囿恣翱翔。仰惟圣明世，物类皆跄跄。永言乐熙皞，天地同悠长。”

上述诗文中把西域贡狮当作皇上“威德远著”带来的吉兆加以歌颂，正合上意。于是同类歌德派诗赋层出不穷，竟在官方的文艺领域形成了一个赞美狮子的热潮。瓷画中出现狮纹也是相同的原因。事实上，瑞狮纹首先是在官窑器物上大量出现，然后才普及到民窑瓷器上的。

明前期作为瑞兽的狮纹，在画法上有什么特征呢？从图1到图14可以看到，明前期具有“基本寓意”的狮纹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单独画一只狮子，周边点缀一些杂宝;第二种是画一只狮子或一对狮子，配以飞扬的飘带;第三种是在狮子面前配一只彩球。这三种基本型的狮纹往往还自由组合构成更丰富的画面，如与狮子相配的既有杂宝，也有飘带，或者既有飘带，也有彩球等。

杂宝和飘带是明代瓷画暗示狮子为瑞兽的主要手段。杂宝纹包括双角、银锭、犀角、火珠、火轮、法螺、珊瑚等，最早在元代大量出现于瓷器纹样中，很可能是受藏传佛教“八吉祥”（八宝）信仰的影响而流行起来的。明清时期杂宝纹又不断增添新的品种，出现双钱、祥云、灵芝、方胜、葫芦等，反映了汉地宝物观念的扩充。飘带成为祥瑞、宝物的辅助纹饰，其源头或许就是至今仍在藏区大量使用的哈达。点缀狮纹的杂宝和飘带有一定的讲究：如杂宝多见喜旋祥云、“卍”字、法轮等，与佛教有关;杂宝的位置在狮子的上下左右，衬托狮子在空中的腾跃。飘带也是如此，配合狮子的四肢，舞动潇洒。这样的点缀，意在强化狮子的神奇性。

明前期的狮纹瓷画中，彩球也有一席之地，这更多的是一种写实的画法。因为狮子舞彩球，在明早期许多歌颂狮子的诗赋里都有提到。如前引杨荣的诗里“玉阶齐率舞，灵囿恣翱翔”之句，提到狮子起舞。李时勉《洪熙乙巳（1425）秋赐观内苑珍禽奇兽应制赋诗》中有：“狻猊侧踞真雄猛，钩爪金毛目炯炯。彩球戏罢拂霜髯，百兽潜窥敢驰骋”这样的诗句。这表明，永、宣时宫廷里的确有狮子戏彩球的表演。这种表演其实不过是夷人驯兽的伎俩，但被拍皇帝马屁的大臣们作了另外的解读，认为威猛的狮子在天子面前如此驯顺，说明天子仁德感通狮子。所以，将彩球画在狮纹中，也可算是瑞兽的特征。

虽然狮子在明代前期很风光，然而到明中期，狮子作为瑞兽的地位却出现了明显下降。据万历时人谢肇淛所撰《五杂俎》卷九记载：“麟之长百兽也以仁，狮子之服百兽也以威，凤之率羽族也以德，而鸇之慑羽族也以鸷。然麟、凤为王者之祥，狮、鸇仅禁籞之玩，君子宜何居焉。”可见，在明代中后期的人们心目中，麟、凤才是真正的“王者之祥”，狮子则仅是“禁籞之玩”而已。

为什么狮子的地位会出现下降呢？主要原因是明中期人们见多了活狮子，它的神秘感消失了，而且运送、饲养狮子的费用昂贵，成了国家的一个负担。于是就有大臣提出反对接纳贡狮的建议。如成化时任兵部职方郎中的陆容在《菽园杂记》卷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成化辛丑岁（1481），西胡撒马儿罕进二狮子，至嘉峪关，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拨军护送。事下兵部，予谓进贡礼部事，兵部不过行文拨军护送而已。时河间陈公钺为尚书，必欲为覆奏。予草奏，大略言：狮子固是奇兽，然在郊庙不可以为牺牲，在乘舆不可以备骖服。盖无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兽不育中国，不贵异物贱用物等语为律，力言当却之……陈公览之，恐拂上意，乃咨礼部。时则四川周公为尚书，亦言不当遣官迎接，事遂寝。”

又如弘治二年（1489）十一月，撒马儿罕阿黑麻王遣使从满剌加国取路进狮子、鹦鹉等物至广州。时任礼部左侍部倪岳上《止夷贡疏》，要求“却贡”。皇帝采纳了倪岳的意见，贡狮未达京城。李东阳为此写了一首《却贡狮诗》，其中有“万里狻猊初却贡，一时台省共腾欢”之句。说明不让贡狮进京，朝廷高官一片叫好。

所以，成化、弘治时期是中国人对西方贡狮态度发生转折的分水岭。此前，大家把狮子当作祥瑞之兽;此后，则把狮子视为普通动物。从瓷画中的狮纹来看，大致上以弘治、正德为界，分为两大类：前期的狮纹带有瑞兽的特征;后期的狮纹则渐有宠物化的趋势。

那么，作为宠物的狮纹画法又有怎样的特色呢？图15至图25是明后期狮纹实例，经梳理总结，也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狮子仍然较多地与彩球相伴。凶猛的狮子戏舞彩球，在普通民众的想象中是一种饱含惊险的表演，所以能得到大家历久不衰的喜爱。这与民间举办节庆活动时喜欢观赏舞狮表演的心理是一样的。不过与明前期相比，明后期瓷画上的狮子戏彩球少了几分威严，多了一点生动。

二是狮子的形象趋向宠物。这方面最大的变化是狮子头部原来茂密飘逸的鬃发，如今卷曲成一个个的小圆球。这种卷发是当时人为做出来的标志性的宠物特征。《清稗类钞》第十二册有一则记载：“哈叭狗，俗名狮子狗，亦作獬八狗，盖始于明万历时。”这表明，明万历时哈叭狗与狮子有相仿之处，都有卷曲的头部毛发，所以才相提并论，有“哈叭狗，俗名狮子狗”一说。

三是狮子身处的环境园囿化。从图19至图23中可以看到，画中的狮子都身处栏杆围成的园囿之中。这是在强调它们属于被圈养、供人玩乐的宠物，并非神圣之物。图23至图25中的狮子还蹲在一只台子上，更有表演驯化节目的一层意思。

此外，在明代后期出现的一些非“基本寓意”狮纹中，用狮子作的比喻常常带有贬义。比如在瓷画中让鹰、狮、虎等动物蹲在一只小台几上，喻意为“一台禽兽”。又如将一头雄狮画得像一只哈叭狗，比喻奸臣“太师”等。

综上所述，明后期瓷器上的狮纹的确不同于明前期的狮纹。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喜爱狮子的理由不同了。明后期现实中的狮子已经沦为给大众提供娱乐的宠物，瓷画中的狮纹只是将社会现象客观地反映了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