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晏 洁

众所周知，茅盾的《林家铺子》是一部经典作品，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毋庸置疑的地位。虽然只是短篇小说，但是其中对江南小镇日常生活、经济活动等的细致描写，使《林家铺子》自发表伊始，就被评论者给予“生动”“逼真”的评价。特别是1949年之后，学界更是将真实性和历史性作为《林家铺子》经典性的重要呈现，例如：“能够真实地、历史地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我们今天读这篇小说，认识了那个时期的一个方面的历史真实”；“作品中林家铺子及其周围人物的描写，是这罪恶社会真实的写照”；“一部真实地反映旧中国城镇小商人的悲剧命运的作品”。而茅盾在谈论这部作品时也强调其创作是根据“一·二八”事变前后回到家乡乌镇的耳闻目睹所写。因此，可以说《林家铺子》在文本经典化的同时，也相应地被历史化，更多地作为一个文学性的历史文本被讨论和研究。然而在对《林家铺子》的不同版本进行对读后，我们发现茅盾在初版本后陆续对小说中的字、词、句、时间，甚至于标点符号都做了修改。如此细致入微的修改固然体现了茅盾对自己作品精益求精、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茅盾早已意识到了文本内部，特别是历史叙事的细节，在真实性上存在较大问题，使得支撑整个文本架构的叙事逻辑出现漏洞。严格来说，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有损《林家铺子》作为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的双重经典地位。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茅盾对文本所做的多次细致修改是否能够真正解决上述关于细节的真实性与叙事逻辑的问题呢？以下将从年龄改动、时间框架和经济账目等三个方面对《林家铺子》的版本修改进行深入研读，以考察其版本修改对文本整体叙事产生的影响，并探究其修改的深层原因，从而思考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判断究竟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还是由历史语境及相应的文学评论所推动或决定的。

《林家铺子》最早发表于《申报月刊》第一卷第一号(以下简称“初版本”，本文中引自此版本的内容皆用“*”标出)，根据茅盾在小说结尾处所标记的，该创作完成于1932年6月18日。1933年4月收录于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茅盾自选集》，1933年5月又被收录于由开明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春蚕》(以下简称“短篇小说集本”)，1934年9月再收录于开明书店出版的《茅盾短篇小说集》第一集。之后在茅盾的作品集或自选集中均偶有选入，较为重要的有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本”)第七卷，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全集》第八卷， 最新被收入的全集本则是2014年黄山书社《茅盾全集第八卷·小说八卷》。将《林家铺子》初版本作为母本进行版本比对，我们可以发现，在诸多版本中，以1933年短篇小说集本和1959年文集本的修改为最多、最重要。

一、 年龄改动之谜

《林家铺子》里有明确年龄描写的人物，一是林老板的女儿林小姐，二是林老板的徒弟兼得力助手寿生。在各版本中，林小姐的年龄有两种，一种是十五岁，另一种是十七岁，而寿生的年龄在初版本、短篇小说集本，乃至文集本中都有不同的表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茅盾为何在这两个人物的年龄问题上举棋不定。首先来看关于林小姐的年龄修改。在初版本中，从林大娘的口中知道：“再过两年，你十七岁……”那么故事发生的当下，林小姐的年龄应为十五岁。但在1933年的短篇小说集本中，茅盾就将其改为了：“再过两年，你十九岁……”直接为林小姐增加两岁。那么茅盾将林小姐的年龄设定为十五岁的用意何在，为何又要进行增加年龄的修改呢？根据小说的人物形象设定来说，林小姐是一个在校的学生，那么十五岁或十七岁无疑都是可以在校学习的年纪；另外从林小姐的言行举止来看，幼稚而任性，在家里小店发生危机时也没有要为家里分忧解难的想法，还要求父亲给她重新做价值不菲的衣服，这样的行为和心理状态更符合低龄化的特点，因此十五岁更符合人物形象。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作为一个重视将政治理念渗透到文学叙事中的作家，林小姐的年龄也可以成为茅盾进行社会批判的工具。党部委员黑麻子去学校演讲，却“饿狗似的”盯着林小姐看，显示出其好色的本性，还有那个卜局长，虽然已经“年将四十”，“家里放着两个人”，仍然想利用林家铺子有求于他的机会而强娶林小姐。无论是黑麻子的垂涎三尺，还是卜局长的乘人之危，他们对十五岁还尚未成年的林小姐的蠢蠢欲动，对读者来说都是冲击力非常大的行为，容易激起读者对他们无耻行为的气愤之情：国民党反动派连十五岁的小女孩也不放过。因此，茅盾在初版本中将林小姐设定为十五岁，应该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具有叙事功能的做法。然而，在短篇小说集本中，茅盾将林小姐的年龄提高到十七岁，显然使初版本中批判黑麻子、卜局长想霸占幼女的力度有所降低。如果仅从文本表面上看，这样改动是不利于批判黑暗政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林小姐的年龄修改并不必要，因此茅盾的修改肯定有着不得不改的理由。

此外，茅盾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了涉及寿生年龄的文字。在初版本中，林大娘暗自盘算寿生和林小姐的婚事，“要不是岁数相差一半多，把寿生招做女婿倒也是好的！……”在短篇小说集本中，茅盾又把这句话改为：“要不是岁数相差一半，……”去掉了“多”字。而在文集本中，茅盾再次将寿生的年龄改成了：“要不是岁数相差得多，……”也就是说，在初版本中，按照林小姐的年龄是十五岁来算，那么寿生的年龄应该是二十二岁以上，而在短篇小说集本中，林小姐是十七岁，那么寿生年纪则是二十五岁或二十七岁，文集本中寿生的年龄则变成了不可确定，究竟“相差得多”是多少，读者不得而知，也可见茅盾对寿生的年龄始终犹豫不决。

二、 时间框架之谜

从前文所述，已知《林家铺子》所有情节发生的时间范围是农历辛未年底到壬申年初，而在小说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也是茅盾创作时特意强调的，即“一·二八”事变对江南城镇、农村的破坏性影响。在小说中，“一·二八”事变对林家铺子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事变发生，时局混乱，上海东升字号的要账先生守在店里不肯离开，恒源钱庄不肯再借，没有转圜的余地，林家铺子只好将寿生好不容易从四乡收来的账全部用来偿还这两处债务，等到因卖“一元货”给从上海逃难的人而使店铺生意稍有起色时，又引起其他商铺的妒忌，那些商铺通过造谣让林先生吃了官司，最后林先生走投无路，只得逃跑。可以说“一·二八”事变是促使林家铺子倒闭的关键因素，如无这一事变，林家铺子“人欠”“欠人”的问题尚在生意往来范围之内，但是“一·二八”事变一发生，整个社会陷入恐慌之中，本来就风雨飘摇的林家铺子经不起动荡的冲击，破产在所难免。因此，虽然茅盾并未正面描写“一·二八”事变，但是从侧面描写了它对基层社会造成的各种破坏性后果，应该说“一·二八”事变是《林家铺子》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某种角度来说，“一·二八”事变是小说后半段真正的主角。

这样的话，“一·二八”事变发生的实际时间与文本叙述之间就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冲突。而这个冲突也使《林家铺子》的整体逻辑架构出现了漏洞。即使茅盾在文集本中意图用“战事”模糊这一时间失误，在时间叙事方面有所弥补，然而仍与在文本中刻意营造的“一·二八”事变带给乌镇的那种突发性震动、紧张的气氛不符。如果茅盾要完全地修补上述的时间逻辑问题，就需要对小说进行整体的结构性调整。例如朱三太以送灶日为借口来要利息的情节，因为辛未年腊月二十四的送灶日已经是1932年的1月31日了，而此时全镇上下还全然无任何关于“一·二八”事变的信息，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如果要改动，那么就必须换掉送灶日，同时小说中的所有时间节点都需要随之变动。小说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当人们得知事变的消息之时，“上海东升字号的收账客人前天已到镇”，也就是说，收账客人早在农历辛未年腊月二十四日，即1932年1月31日从上海到达乌镇，怎么可能不知道1月28日发生的“一·二八”事变呢？如果要符合逻辑，则需要将收账客人到达的时间提前五天以上，即不能晚于1月27日到达乌镇。这些改动显然会使《林家铺子》失去原有的面貌，影响巨大。因此，茅盾只能对这些时间叙事上的问题进行某些词语的变动，尽可能地去修补，但由于时间框架以及在这一框架下的情节都已经固定，无法再对文本进行深层结构和逻辑上的大修改，时间叙事的硬伤也就如此保留了下来。

三、 经济账目之谜

除了年龄和时间上的问题，《林家铺子》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版本修改中的经济之谜。文本中有关于经济问题的地方包括林先生的经济账和林家铺子里的还款和存货数量。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在小说中，林先生所欠债务并非只有上海东升字号一家，还欠恒源钱庄等“欠人”合计“不下二千哪”。仔细算来，林先生欠恒源钱庄六百元、朱三太三百元、张寡妇一百五十元、陈老七二百元，再加上初版本中欠上海东升字号的七百元，共计一千九百五十元，尚未到二千元，也就无法与林先生感叹的“不下二千哪”对上账。也就是说，必须要添上一百元，才能使林先生的欠款数目前后吻合。而无论是恒源钱庄的六百元，还是朱三太等三人的存款，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都与情节紧密相连，无法任意添加，因此茅盾只能将这必须补充的一百元加在上海东升字号的欠款上。这样处理的结果是文本前后照应，在字面上做到了合乎叙事逻辑。可见在短篇小说集中将林先生欠上海东升字号从七百元提升到八百元，是茅盾在版本修改中对初版本逻辑合理性的必需修补。

另外，按照小说中所写的收账习惯，进货、赊账全部都必须在年末清账，也就是说，林老板欠东升字号的七百元或八百元，只是一年的进货量。对于一个乡镇上生意并不算兴隆、年关都难过的小百货店，是否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商品流通量，茅盾似乎没有太多的考虑。另一方面，从林先生这个人物形象来说，是一个经营百货店多年的生意人，绝对清楚卖货与进货之间必须要平衡，如果店里的货物一直滞销，那么就不可能再继续进货。这也是一般常识。但我们从小说里看到的是，林先生似乎并不太懂经营之道，不但从上海东升字号进了八百元他根本卖不完的货，还从恒源庄借了五百元。按照当时较低的生活水平，从钱庄所借的五百元也不可能全部用于日常生活，那么最有可能的还是用于进货了。这就实在让人无法理解，一个有着多年做生意经验的老掌柜会不顾实际情况地不断增加库存。七百元的进货量对林家铺子来说已经算是巨大，而茅盾在版本修改中为了让林先生达到“不下二千”这个数目的沉重债务，没有任何理由地增加一百元欠债，这不能不说是比较随意的。

为尽快收到这430元欠款，从正月初五开始，恒源钱庄开始每天“派人到林先生铺子里‘守提’，卖得的钱，八成归恒源扣账”，也正是这一天，林家铺子开始专门卖给从上海逃难来的人“一元货”。卖了初五、初六两天时间，“恒源提了八成，还剩五十多块”，如果按照剩了55元来算，那么大约卖出了270元的“一元货”，恒源钱庄提走的大约215元左右。初六正午，林先生被党部以想要逃债为名抓走，寿生为救林先生，答应了裕昌祥把“一元货”全部买走的要求，“裕昌祥交过钱来，他拿一百在手里，身边藏了八十，就飞快去找商会长”。林家铺子卖给裕昌祥的“一元货”是180元。如果加上初五、初六两天卖的270元，那么“一元货”大约价值450元。“一元货”由脸盆、毛巾、牙刷、牙粉组成，也就是说，卖出去的这450元“一元货”就是以上四种商品各450件。这样的存货情况是难以想象的。一是因为林先生事先不可能预知会发生“一·二八”事变，也不可能预料会有这么多逃难的人来乌镇；并且这个“一元货”的主意也是由伙计偶然间说起逃难者很多而起的，所以林先生不可能未卜先知地进了四五百个脸盆、毛巾等日用品。 二是，虽然在之前的叙述中，已经特意说明了林家铺子由于欠债缺钱无法进货，店里几乎已经空了，新年过后“但要开市，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货品。没有现钱寄到上海去，就拿不到货。……卖底货吧，他店里早已淘空，架子上那些装卫生衣的纸盒就是空的，不过摆在那里装幌子”，但是“脸盆毛巾之类，存底还厚”。但是从常识上讲，即使存货再厚，林家铺子这样一个小百货店根本没有足够的理由将货款完全压在脸盆、毛巾、牙刷、牙粉上，而以上四种商品起码各存了450个以上，这样的存货量可能堪比今天的大型超市。另外，林先生一年用于向上海东升字号进货的钱是七百(初版本)，或者八百(短篇小说集本)，脸盆毛巾等就占了一半以上，究竟是什么理由让林先生有如此的生意策略？如果不是林先生未卜先知故意存着这几样货品卖给逃难的人，就难以理解。

结语

通过对《林家铺子》多版本的对比细读，可以清楚看到茅盾多次对文本中的人物年龄、时间框架与经济账目进行了全方位的、详细的修改调整。毫无疑问，这些修改调整对于深化和突出《林家铺子》的政治主题不无禆益，同时也弥补了早期版本中的某些失误，从这两方面来讲，茅盾的多次修订是必要的。但是不得不说，由于《林家铺子》本身体裁是短篇小说，在初版本中已经固定的逻辑结构、情节线索和时间框架，修改调整的空间实在有限，因此《林家铺子》的版本修改未能彻底修补其文本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无法经得起文本细读的推敲。当然本文指出这些问题，并非是要质疑或否定《林家铺子》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地位，而是想要提出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文学作品之所以被确认为“经典”，除了文本自身的因素之外，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文本之外的历史语境的推动和与此语境相适应的文学评论的判断。

注释：

①罗浮：《评春蚕》，《文艺月报》1933年第1卷第2期。

②汪承隆：《茅盾的林家铺子》，《语文学习》1956年第7期。

③姚虹：《〈林家铺子〉的主题思想、结构和人物》，《语文学习》1958年第2期。

④孙中田：《试论茅盾的创作》，《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6年第2期。

⑤叶子铭：《评〈林家铺子〉——兼谈对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

⑥参见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⑦茅盾：《林家铺子》，《春蚕》，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114页。

⑧茅盾：《林家铺子》，《春蚕》，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149页。

⑨茅盾：《林家铺子》，《茅盾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7页。

⑩郭卫编：《袖珍六法全书》，上海法学编译社1932年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