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楠 赵宇

摘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更创新性地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德性文化血脉。倾听民意、恩泽德惠的价值取向;致中和的德政思想;实践选择的主客观统一性是中华德性文化的基本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合作共赢的核心精神、主观期盼与客观实际相统一方面承袭了德性文化血脉。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民族文化沃土，不仅提高了中国国家认同、国际话语权，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更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因此，德性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行进路径。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德性文化;政治伦理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7-0014-0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被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内涵丰富、系统完整、思想深邃的理论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更创新性地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德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更是中国政治伦理的重要内涵，从德性文化的视角来解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论渊源，能够增强文化自信与国际文化共识，这种文化共识与中国认同有助于国家之间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所加强，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华德性文化的基本内涵

德，从文字学角度看，是人行至十字路口时做选择的行为，德字左半部分是十字路口，右半部分从上到下分别是指示物（中杆）、眼睛、心，意思是目之所视和心之所想要同一。目之所视我们认为是客观，心之所想我们认为是主观，也就是主客观相统一。中国文化中“道”与“德”虽并用，但有不同的侧重点，“道”侧重于自然界本身内含的规律性，“德”侧重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在金文之前，“德”字的右半部不同于现代，但反映出的仍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如何实践。尽管甲骨文中“德”字有多种写法，金文前后“德”字也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德”字已经逐渐具有了伦理的意蕴，成为重要的政治伦理思想和方法论。

（一）倾听民意、恩泽德惠的价值取向

德者，得也，意即内得于心、外得于人，“德”包括两个方面，自身在精神品质方面有所得、帮助他人在物质方面有所得。清代段玉裁注解为“内得于己，谓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1]。《左传·襄公七年》云“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如是，则神听之，介尔景福。”[2]《左传·成公六年》云“德以施惠……民生厚而德正”[3]，可见，德具有恩泽德惠的内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中华德性文化的基本体现。中国古代就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观点，为政之道当以民为先，从汉唐遗风、康乾盛世观之，德已经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底色，更是为政之道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成果，更弘扬了中华德性文化，具有德性文化血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提出了新的人民观，建立人民的政权，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国际国内严峻的形势下，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倾听民意，恩泽德惠的价值取向已经深深融在了治国理政的政治伦理当中。在道路选择面前，如何选择正确的道路，有一个原则，就是德性原则，内含的思想就是德性文化思想。在改革开放前我们的选择，在市场经济前邓小平同志的选择，在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乏力时候的选择，就是人民性，为绝大多数人的，为和平稳定环境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更内含着中华德性文化的力量。

（二）致中和的德政思想

孔孟将中华德性文化推向一个高峰，儒家致力于构建理想的道德化政治秩序，推行“德政”思想，所遵循的最高原则是“中”，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和”[4]。中华文化讲求中庸之道，“中”属方法论范畴，追求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和谐稳定，成为衡量和调整主客体关系的最一般的方法论原则;“和”属价值观范畴，表征的是事物和行为存在与发展的稳定状态，“它所具有的和谐、协调、平衡、秩序、协同、和合的性质体现了中华民族根本的价值取向和追求。”[5]

（三）实践选择的主客观统一性

德是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概念。在古代思想中，人道遵循天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们在实践中要遵循自然，遵循客觀规律。德性文化实践选择的主客观统一性在社会主义道德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发展。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习借鉴外国经验，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德政思想;承认差别，承认多元，找最大公约数，提倡多元共赢，提倡各国因地制宜、文明互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实践哲学，是中华德性文化的基本内涵。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是主客观的统一;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面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我国选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主客观的统一;在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弊端不断凸显的情况下，我们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也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体现。

德性文化从细流到江海，在古往今来人民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实践积累形成的重要方法论，人民性、实践性、客观性和规律性是其内在规定性，具有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品质，是包括中国古代道德体系、近代道德实践和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在内的德性思想与实践活动的总和。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德性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并走向世界。着力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家、民族和地区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推进了和平、稳定、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形成。站在新时代的十字路口，站在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合作与斗争的时代路口，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的德性文化内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乏力之时，提供了如何选择发展道路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国际秩序向何处去的问题面前，引领国际社会和谐发展、互惠互利，走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共同美好。

合作共赢的核心精神和中华德性文化中和观念一脉相承。中国一贯倡导合作、共赢，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时，中国始终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习近平总书记也讲道“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6]德的内涵在本质上具有利他性，“舍之之谓德”（《管子·心术上》），而不只是获取;在修身与社会实践活动中讲求正派观念[7]。中华德性文化致中和的内涵是褒义的，而不是中性，是积极入世的哲学，是方法论的范畴。“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8]。

主觀期盼与客观实际相统一。国家关系、民族关系、地区关系如何做出选择，是战争还是和平，是文明互鉴还是文化渗透。“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6]。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和各国需要谋求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虽然“整体来说，还是一个理念，而不是现实”[9]，但从其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国际社会广泛加入并盛赞“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来看，这一理念具有主客观统一性，具有合理性。充分展现了中华德性文化主客观统一性原理。

三、德性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进路径

中华德性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行进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植根在中国古老传统文化肥沃土壤中，而且其概念的内涵在人们几千年实践发展中越来越丰富和明晰起来”[10]。中华德性文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呈现与深融，不仅有助于加强中国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增强国家话语权，更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种文化认同感既有助于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经济关系的扩展所加强。中华德性文化思想为世界各国自身发展、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方法论。

德是中华文化之魂，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德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中走来，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探索与创造中走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不符合德的，顺应人民意志是大德。马克思为全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努力，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人民服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德性文化不断丰富发展，是中华文化思想的精髓，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行进路径。

参考文献：

[1]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02.

[2]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952.

[3]李南晖.左传精萃[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106.

[4]杨明.儒家德政思想的理论逻辑[J].道德与文明，2018（5）：23.

[5]杨明.中和精神与和谐社会[J].江海学刊，2005（4）：37-40.

[6]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N].人民日报，2013-03-24（2）.

[7]刘林鹰.德字古义新考[J].船山学刊，2010（2）：185.

[8]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N].人民日报，2015-03-29（2）.

[9]梁树发.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维度[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3）：60.

[10]匡列辉，张明.共享发展：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路径[J].伦理学研究，2018（6）：38.

（责任编辑：姚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