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传统花鸟画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明代中晚期，形成了以边文进、吕纪为代表的院体工笔画，以徐渭、陈淳为代表的水墨写意画，以周之冕为代表的“勾花点叶”小写意画三大体系。其中，水墨写意画和“勾花点叶”小写意画对后世影响深远。

周之冕在《杏花锦鸡图》画中自题：“万历壬寅秋暮写，汝南周之冕。”钤“周之冕印”白文方印。“万历壬寅”即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由此可断，此作为画家晚期作品。在画面中，画家表现了繁花似锦的春天。山石间，一株苍古的杏树挺拔向上，老干虬曲、弯直交错，一树杏花开得正艳。古杏旁，数枝紫色辛夷花昂首怒放，与对面数枝妩媚盛开的鲜红山茶花遥相呼应，将杏树映衬得古拙烂漫。山坡上，两株蝴蝶花伸展着绿叶，沐浴在春天的微风中。山石上下，一对锦鸡感受着春暖花开的季节。雌锦鸡憩于山石之上，望着灿烂的杏花。雄锦鸡立于古杏树与山茶花之间，回首翘尾，目视舒美的蝴蝶花，沉浸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

在周之冕的绘画中，“勾花点叶”法体现了其绘画审美路径。明代姜绍书说：“吴郡自沈启南（沈周）之后无如陈道复（陈淳）、陆叔平（陆治），然道复妙而不真，叔平真而不妙，周之冕能兼撮二子之长。”陈淳、陆治都是明代著名画家，陈淳善写意画，陆治善工笔画。在姜绍书看来，陈淳的写意画颇具妙趣，但不太真实；而陆治的工笔画太过真实，而缺少妙趣；周之冕则取两者之长，进而融会贯通。也就是说，周之冕“勾花点叶”法的形成是借鉴了陈淳和陆治的画法。其实，在“真”“妙”之间，周之冕更多取向于绘画的“生意”。对花鸟画创作来说，“生意”就是要表现花鸟世界的勃勃生机和内在的生命活力。为追求绘画的“生意”，周之冕对“家畜各种禽鸟，详其饮啄飞止，故动笔有生意”（《嘉庆苏州府志·画史会要》）。他在家里养了许多花和鸟禽，仔细观察它们的各种形态。因此，花鸟在他的笔下被表现得栩栩如生。此幅《杏花锦鸡图》正是其写生所得，在画法上是典型的“勾花点叶”法。

这幅《杏花锦鸡图》是周之冕的成熟之作。在写意画法上，此作不同于林良、徐渭、陈淳的水墨大写意，而是趋向于设色；在工笔画法上，又区别于边文进、吕纪、陆治的院体细致画法，趋向于粗放；在写意和工笔之间，又能有机协调线、色、墨等元素，使其相互交融，形成和谐的主体。图中杏花、茶花、辛夷花、蝴蝶花等以墨线勾出，再施染色彩。花叶除蝴蝶花用墨线双钩外，皆以写意画法绘出，然后再用墨线勾叶筋，唯野花用没骨法表现。画中杏树树干先以粗笔勾勒，后进行擦染，山石、土坡同样先勾后染。一对锦鸡以工笔画法绘成，显得朱腹白羽、神态可掬。整个画面下实上虚，笔法简练，色墨和谐，尽管苍古的杏树占据了大半个画面，但不显沉闷。锦鸡的朱腹、红腿、白羽在群花中显得非常醒目，增添了画面的灵动感。

祥和如意是周之冕最爱表达的思想情怀，其传世作品大多反映的是这类主题。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熟悉平民百姓对祥和如意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他的作品表现出雅俗共赏的审美意蕴，以此迎合普通百姓追求和谐与平安的美好愿望。《杏花锦鸡图》所表现的主题正是“吉祥如意”。“吉”是“鸡”的谐音，“杏”是“兴”的谐音，吉祥兴旺也是当时人们的美好期望。

《初刻拍案惊奇》中有这样的描写：“引进几重门户，里头房室甚是幽静清雅。但见明窗净几，锦帐文茵。庭前有数种盒花，座内有几张素椅。壁间纸画周之冕，桌上砂壶时大彬。窄小蜗居，虽非富贵王侯宅；清闲螺径，也异寻常百姓家……”可见，当时普通人家壁间悬挂周之冕的作品已成时尚。

《杏花锦鸡图》明.周之冕 绢本设色 157.8cm×83.5cm 苏州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