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曼玉 范学新

摘  要：自薛宝钗这一文学形象面世以来，红学界对她的分析众说纷纭。从清代的“旧红学”开始，“尊林抑薛”与“尊薛抑林”两种观点鲜明对。《红楼梦》初期的读者如张汝执、东观阁、王希廉都是“钗党”派;到了道光年间，红学评论家涂瀛则一改往日的拥薛传统，在《红楼梦论赞》中说她兼具“凤姐之黠”、“袭人之奸柔”，是个热面冷心的“奸人”。至1922年，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第一次提出了“钗黛合一”的观点，评二者如“两峰对峙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选取红学界经常探讨的三个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努力消除门户偏见，保持理论上的严肃与冷静，期以对薛宝钗的形象分析更加全面贴切，使研究现状有所发展。

关键词：《红楼梦》;薛宝钗;通达;儒家修养

作者简介：柳曼玉（1994-），女，汉族，河南洛阳市人，伊犁师范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范学新（1972-），湖北浠水人，伊犁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8-0-03

第一章  禄蠹侵蚀下的忠良

第一節  薛宝钗的劝言辨析

作为封建思想的叛逆者，贾宝玉不愿走仕途之路，薛宝钗却劝导他考取功名，惹得宝玉不悦，使她也不幸落得“国贼禄鬼之流”的骂名。此话见第三十六回：“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是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之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是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1]

多数读者皆视薛宝钗是封建社会的卫道士，热衷功名利禄。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二月河就认定薛宝钗是真正的“禄蠹”。[2]即使在现在，仍旧有许多论者持同样的观点。但也有学者试图给薛宝钗一个较公允的评价。如张之先生说：“宝钗的劝，实在是封建末路统治阶级中有见识、有作为的人物，洞察情势，斟酌利弊，提出各种各样‘补天之道的反映。”[3]假如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来评价薛宝钗，她仍是一个洁净清白的清秀女儿。

且看第四十二回时，薛宝钗对林黛玉的劝导：

“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是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4]

在儒家文化占据主流的环境下，“仁义礼智信”已渗入薛宝钗的性格中，指导着她的言行。她认为男人读书是为明理和辅国治民，通过前人经验来增长见识使之成为贤士效通国之力。不过，薛宝钗并不盲目追求权力，她注重气节、注重品德，虽然鼓励贾宝玉读书入仕，但并不盲目，而是理智劝导，让贾宝玉读有用之书，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同时，她也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黑暗，清朝政府充斥着贪官污吏，如贾雨村，虽饱读诗书，走上仕途，却是贪钱敛财之徒。在他来贾府时，薛宝钗讽刺道：“这个客也没什么意思，倒不如不见”，她不满贾雨村这样的“读书人”。薛宝钗虽有为民谋利之心，有辅国治民之才，却是女儿身。于是，她把期望寄托于贾宝玉。

薛宝钗劝导贾宝玉入朝为官，是为民谋福祉，而不是让他做为非作歹的恶吏。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劝诫之言视为“禄蠹”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评价历史上那些忧国忧民、正直贤良之士呢？

第二节  薛宝钗的行为佐证

在第三十八回，薛宝钗的《螃蟹诗》表面写蟹，实则是对官场掮客的批判。她是渴望仁政、不满黑暗现实的清高自持的女子。第六十四回中，薛宝钗看过黛玉的《五美吟》后便感叹前人王安石和欧阳修关于咏昭君的两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昏庸无能的君主的诗。薛宝钗的内心对昏君庸王有着深刻的不满，故绝非“国贼禄鬼”之流。

此外，作为官宦之家的大小姐，她丝毫没有贪婪豪强之风，第四十七回中薛蟠因戏柳湘莲遭痛打后，薛宝钗及时阻止母亲擒拿柳湘莲的想法。她不愿让母亲仗着亲戚官势欺压百姓，而是希望薛蟠可以通过这次遭遇从而收敛。因此，薛宝钗并非霸道之人，把她称为“禄蠹”言之过矣。

在《红楼梦》中，对比为官不正的贾雨村、毫无作为的贾政、依官作势的贾赦，薛宝钗一介女流讥讽时事洞察弊端，显得弥足珍贵。全书突出封建主义和反封建之间的冲突矛盾，而薛宝钗便是代表了封建一方，是礼教的遵循者，但也饱含儒家文化中“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意义，不应将薛宝钗的劝导之言一概否定，更不能将薛宝钗归为“国贼禄鬼”之流。

客观来看，薛宝钗有着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忠良意识，洞察世事进退有度，是书中唯一清醒的局中人。

第二章  情感堙没后的悲剧

第一节  宝钗情感反应

曹雪芹为我们描述的宝黛爱情是独树一帜的，他们的爱情建立在相互了解、志趣一致的基础，是精神世界的高度契合。他们有着渴望突破封建藩篱去追逐自我的叛逆性格，但封建社会与封建制度怎能仅凭宝黛二人思想的叛逆就可以改变的呢？正如马克思所言：“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利，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5]所以，是宝黛爱情的叛逆性决定了结局的悲剧性而非其他。

正确认识宝黛爱情悲剧后，我们来分析薛宝钗是否是破坏她们爱情的“心机小三”。曹雪芹在开卷的第一回就表达了《红楼梦》立意的特殊性，加之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说千篇一律，郎才女貌、一见倾心，然后中间必然会出现一小人添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的俗套。[6]曹雪芹并不青睐此类情节设定，如果说薛宝钗真的是一个千方百计破坏宝黛爱情的“心机小三”的话，则与曹雪芹关于恋情描写的整体构想和主观创作意图相矛盾。其实在前八十回，作为封建家庭中的权威者的贾母就说过宝黛“不是冤家不聚头”，可见，贾母对宝黛的爱情是默许的。薛宝钗深知这一点，在宝黛面前，她总是有意回避，生怕林黛玉生疑。[7]且根据脂砚斋的批注可推测，在八十回后的情节里，是林黛玉因贾宝玉入狱，流干了眼泪而香消玉殒，然后宝玉不得已娶了宝钗。在整个爱情悲剧的发展中，薛宝钗实为宝黛爱情悲剧的另一个承受者，这是封建社会造成的爱情悲剧，即使薛宝钗没有出现，宝玉和黛玉的爱情仍然难以为继。

再者，她亦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张锦池先生在《红楼十二论》中，指出薛宝钗“满口三从四德，却暗中追求宝玉”，然后质问道：“一个少女暗中追求一个男子，又怎能说她是封建礼教的忠实信奉者？”[8]她发于情，止乎礼，用自己的“冷”来阻隔爱情。即使她对宝玉有微妙的感情存在，她也在克制压抑，恪守着封建道德信条，把个人的“人欲”屈服于封建主义“天理”的轨道，服从封建阶级的利益，压制自己的真实感情，不让其有所透露。封建礼教的桎梏，终于扼杀了少女心中的情窦，使她一生都从未有过“爱情”。[9]而且贾家最终选中宝钗作为儿媳妇的原因，也无外乎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管理才能、稳重大方等因素。如果把宝黛爱情悲剧归结到宝钗身上，未免有失偏颇，同时也使曹雪芹著书时欲以批判封建礼教的目的失去了意义。因此，薛宝钗并非是处心积虑的“小三”，她也是受害者，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封建礼教。

第二节  金玉良缘探疑

多有论者对“金玉良缘”一说表示怀疑，认为是薛姨妈及宝钗有意编出的姻缘说辞，笔者认为还有待考证。在第五回里，薛宝钗也是第一次仔细看到这块儿传说中的通灵宝玉，对于上面的字之前更是一无所知，因此，我们若怀疑她提前在金锁上錾与之相配的话便不符合逻辑，即使假设薛姨妈通过打听等方式提前得知以此来证明杜撰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别遗忘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癞头和尚”的角色设定，对文本熟悉之后，我们会发现癞头和尚在整本书中的重要性，以及与贾府的牵连，关于整个故事走向作为书中人物的薛宝钗是不知的，因此不可能故意借用癞头和尚这一人物故做诳语。此外薛宝钗的“冷香丸”也是癞头和尚出的“海上方”，故金鎖的出现也极有可能是癞头和尚所赠。由此判断，“金玉良缘”是命中既定而非杜撰。

薛宝钗在宝黛爱情发展的过程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小说的情节冲突需要有能够和宝黛产生摩擦的对立面角色，又足以代表封建制度的人使封建与反封建才有冲突的设定意义。二玉之间的摩擦，并不是因为宝钗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小说情节的发展需要一个人物冲突的设定。于是，薛宝钗这样一个与宝黛思想完全不同，才华相貌却相当的人物应运而生。宝钗这个人物是不动声色的，只需将她往那里一放，矛盾就自然出现了。[10]就小说而言，正因为有薛宝钗的存在，才显示出宝黛爱情灵魂契合的伟大之处;彰显出了宝玉是一个忠于爱情、忠于黛玉，也忠于自己的“情种”。薛宝钗实际上可视为宝黛爱情之路上的催化剂，是宝黛爱情由懵懂趋向真实，由高潮走向灭亡的见证者，也是悲剧的承受者和爱情“薄命人”。

第三章  极致得体是“无情”

第一节  时刻顾及尊长

在第二十二回，贾母特意为薛宝钗办生日家宴并安排戏曲演出，宝钗深知贾母喜热闹戏文，爱甜烂之食，便依贾母往日喜好进行挑选。第三十五回中吃莲叶羹，写宝钗夸贾母比凤姐还巧，使贾母乐的忘乎所以。对此，论者多讽宝钗奉承贾母。笔者认为，这些都可理解为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孝顺，儒家文化中的“孝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使放在现代社会也合情理。且贾府上下无一人敢违逆贾母的意愿，贾政作为儿子，仍需故意猜错灯谜逗自己的母亲;贾宝玉作为孙子，也时常撒娇换取疼爱;王熙凤身为孙媳，更多有奉承;即使是真性情的黛玉，得知贾母不爱读书人时，也会撒谎称自己不曾读书，只认得几个字……诸如此例举不胜举。在全府上下都在想方设法地讨贾母欢心时，单取宝钗一人进行责备恐有不妥。况且薛宝钗寄居贾府，与贾母无任何血缘关系，关系远不及黛玉。作为贾母疼爱的外孙女，黛玉仍需谨言慎行，更莫提宝钗了。

第二节  凡事权衡轻重

在第三十二回，在面对金钏的投井自尽的事件时，宝钗说出了“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的市侩话。张锦池先生认为“薛宝钗的市侩主义表现在这股铜臭味，这股铜臭味又不是出于一般正统地主对物质财富的贪求与积蓄，乃是出于封建商人在接人待物方面的唯钱、唯财、唯利以及对货物的经营心。”此番论断，笔者恐不敢苟同。

首先，宝钗受王夫人有意误导。王夫人故意将金钏自杀原因隐瞒，轻描淡写地说是她弄坏了东西，不过简单惩罚下，她却耍“性子”想不开去投了井。懂事的宝钗也只是顺着话安慰罢了，虽然她知道事情远非这么简单。此外，我们不能以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去谴责古人的言行。在封建时期，奴婢处于社会底层，没有人身自由，世世代代为主人服务。在《大清律》中，如果奴单只是骂家长，便可对其施以绞刑。所以薛宝钗没有伤心落泪亦属人之常情，其言亦合乎情理。

其次，封建时期奴婢制的弊端。宝钗虽推测出事情大概，但奴婢在当时根本不受法律保护，最好的做法就是接受王夫人的说辞并施舍安家银两以宽解活着的生命。结合当时社会状况，薛宝钗只不过提出了合理又实用的建议，何过之有？

最后，赠衣死者的义举。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文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她在和王夫人谈及金钏的收殓衣物时说过这么一句话：“况且他活着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说明平日里薛宝钗对待下人也是十分宽厚仁爱的，凭此就看得出宝钗并非无情之人。宝玉见母亲醒来便溜走，不顾身后的金钏会处于何种境地。唯有宝钗慷慨赠衣让金钏体面离去，这样一个有格局的善良之人只因说了几句冷静的话，便直接将其归为冷酷无情之列，实属不该。

对于宝钗的“伪善”、“无情”，其实还有很多例子可以反驳。如帮史湘云设螃蟹宴，并替她做针线活;对家境窘迫的邢岫烟暗中接济;甚至对大家都不喜爱的赵姨娘与贾环一视同仁，送去土仪;对香菱的同情与关爱;对下人的宽厚……这些都表明了薛宝钗是一个外“冷”内“热”之人，并非是“无情”的伪善人，她只是做到了“得体”二字。

薛宝钗的形象是复杂多义的，作为一个被封建文化浸染的女子，儒家思想的良好传统与弊端都在她的行为中体现，知书达礼、谦逊随和、三纲五常在她看来是天经地义，男尊女卑、感情节制都是理所应当的。同时在她的思想里，还存在着道家的无为无欲，她可以不悲不喜，不怒不哀，使她在封建压迫下的自我调节，她比任何人都有慧根。她不是空洞的冷美人，而是认清了生活本身的虚无，却又把生活本身当做意义的智者。[11]正如顾城所说的那种，在她身上，体现的是中国哲学的自现而自隐，自灭而自生。因为这样的融合思想，让薛宝钗成为一个封建思想下的淑女，被制度吞噬的悲剧者，但是也正因如此，让她虽处悲剧，亦可遗世独立。

众所周知，《红楼梦》作者以贾宝玉这一“叛逆者”的形象来抨击封建社会，对几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社会秩序表示强烈的不满。欲以通过对聪慧悟颖、纯真可爱的女性群像的描写，来阐释对她们的赞赏与肯定，对她们的不幸遭遇和悲惨的命运表示同情，并且将这种悲剧的源头上升到封建社会的高度。由此看来，曹雪芹对“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皆持肯定。在这一根本态度的确定之后，我们再以肯定的眼光重新梳理薛宝钗在小说中的言行举止，便可得出较为公允的评价。

参考文献：

[1][4][6]曹雪芹.脂砚斋全评红楼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121，132，315.

[2][3]张志.薛宝钗是禄蠹吗[J].中华文化论坛，2009，24（2）：3，8.

[5]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1～12.

[7]尹春霞.薛宝钗形象初探[J].黄石教育学院学报，2004，47（6）：5～7.

[8]达式龙.就事论薛宝钗三题[J].怀化师专社会学报，1987，25（2）：3～9.

[9]董劭敏.薛宝钗人物形象的和合之美[D].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5～10.

[10]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21～129.

[11]闫红.误读红楼[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6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