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皓

1958年，中国的天津无线电厂试制小组参照苏联旗帜牌14英寸电子管电视机，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它被命名为“北京”，现摆在天津通信广播公司的产品陈列室里。同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实验播出，当时称为北京电视台。在1983年以前，电视还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大众媒介，更多时候扮演着供上层阶级享用的奢侈品角色。1983年3月，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的中央、省、地（市）和县（市）“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和覆盖”的方针，中国电视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智能手机与微信正式普及之前，电视媒体在我国可谓盛极一时。时光流转，电视媒体虎落平阳，在电视媒体人纷纷感叹“英雄一去豪华尽”的哀怨声中，曾几乎被大众媒体独掌的主流话语权也早已消失在那往日的韶华之中。

今年年初，我国某省级卫视台有关“主任医师竟开假药”的新闻引起社会关注，网络上关于该电视台涉嫌片面报道，制造医患冲突博眼球的行为责备有加。另一方面，由于事件牵扯到已渐渐淡出年轻人视野的传统电视媒体，不少自媒体借机扒出电视媒体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说，这是除每年的春晚之外，电视媒体近几年所引发的最大舆论事件。

当然，算不上光彩。

胸怀探索 流于挣扎

小志是一位从业六年的市级电视台记者，用他的话说，自己是一个跑新闻的。

2009年，胸怀壮志的小志顺利取得广播电视新闻学学士学位，还算幸运地进入了本科院校所在城市的市级电视台。“刚进电视台那会应该算是电视台的巅峰期吧，那时候自媒体不像现在那么强大，看电视的人也比现在要多很多。现在看来，自己入职就像在股票牛市的顶点入坑，这两年亲眼见证了传统电视媒体的没落。”小志告诉记者，“刚进去那会我是在民生新闻那一块，经常跑一些老百姓遇到的大事小事。很多人说做民生新闻苦啊，车马费那种好处也很少，但是其实我觉得那阶段是我做新闻做得最开心的。记得有一次去报道当地一个楼盘开发商未能兑现房屋承诺的新闻，一开始采访的时候开发商态度甚是强硬，但是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关注，利益受损的买房者也得到了应有的赔偿。说实话这样的新闻我是最喜欢做的，这让我有一种成就感：我的工作确确实实可以帮到老百姓。”

比成就感来得更快更汹涌的，是凛冽的现实。随着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人开始在手机屏幕上获取信息，电视于老百姓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悄然发生了变化。“收视率下降，台里开会经常会说面临互联网的冲击很大，这种都是行业定律了，没啥好多说的。”小志置评道，“对我个人而言，最明显也是最感遗憾的是电视台话语权的旁落。通过电视媒体维护自己权益，很多时候不再是人们的第一选择。我觉得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网络上曝光问题的渠道多了，人们拥有效率更高更能引起关注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其实在我看来是好事，毕竟只要能解决问题就好;其次就是电视媒体的公信力在下降，以前老百姓对我们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现在不一样了，很多时候老百姓反倒会问我们，这个能播出吗？和你们说有用吗？”

很明显，电视媒体所承载的社会期待在定位轴上已经偏移，随之而来的，记者工作也相应产生了变化。小志所在的电视台，近几年来给一线新闻工作者提出的广告销售指标便是变化之一。原本以节目质量为考核标准发放工资的单一机制，转变为节目质量与销售指标共同考核，市场销售的职责入侵至新闻工作者本身，这是好是坏还得留待时间评判。但对于电视台所播出广告的质量，小志有着明确的看法，“不可否认，现在很多地方台播出的广告越来越聚焦于保健品、老年保健器械等等，这一块其实大家都知道，属于比较灰色的区域。就像前阶段的权健一样，有可能稍不留神就会踩雷。但现实就摆在那里，经营部门可能出于生存考虑，只能适当降低广告的准入门槛。我个人认为是一种恶性循环，一些不够具有说服力甚至有欺诈嫌疑的广告出现于电视媒体上，当然会进一步降低电视台的公信力，让社会认为电视台只不过是资本的玩具”。

对于目前的窘境，小志有着自己的思考，“首先，电视台在选择播出的广告时，其前提应该是该广告在法律与道德允许的范围之内。比如很多广告连自己都不会信，为什么还要播出呢？总不能说老年人会信就好，我就要播出吧;其次，要想达到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最要紧也是最基本的，就是要把节目质量提高。你有了好的节目才会有好的广告找上门啊，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当然，要想做出好的新闻，就必须要给节目组足够的拨款、配以足够优秀的人才。说句实在话，目前电视台里的同事们，混日子的可不在少数”。

在采访的最后，小志说了这么一句话：“有次遇到一个市民当面指责我们播出的广告夸大宣传，当时真是无地自容。”

公器之名 尚存几许

在新闻界，一直有着一句颇为耀眼又浪漫无比的光辉语句：新闻是社会的公器。若干年前，无数新闻学子也报之以理想信念，投身新闻事业。

Lee便是其中一位，硕士毕业后，Lee如愿考入家乡某地级市电视台，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也可能应该叫职业生涯。

“我其实在电视台一共只待了六个月，因为后来又去念博士了。在这六个月里，虽然跑民生新闻跑得也不少，但我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卖酒，没错，就是喝的酒。”Lee表示，“按照不同职位，每个人卖酒的业绩也不一样。例如制片人的业绩就会高于一般记者，部门主任又大过制片人。卖不完就扣奖金。我记得有西凤酒、还有好像是洋河酒厂的另一个品牌，叫牡丹。台里几乎是人人卖酒，当然，指标往往很高，大家都是尽力卖，希望少扣一些奖金。有那么一部分记者，可能是担心自己变成销售员之后，会让自己的形象受损，所以宁可不卖。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记者的职业尊严在起作用。从我个人来看，这当然是不合理甚至令我厌恶的，台里为了储藏酒，甚至专门搞了一个仓库，每次经过都是一股酒香，真的讽刺。”

短暂的电视台工作经历，除卖酒之外，给Lee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即是开办各类“广电博览会”。他介绍道，“我记得有汽车的，家具的，房子的……因为我在民生栏目，因此我们的任务基本上就是报道这个博览会，最好要有欢乐的气氛。也算是电视台自我资源利用吧。老记者其实很懒得去，没多大好处，而且手头上也要忙自己的新闻，还会耽误休息（活动基本上是在周末）。所以一般都是年轻记者，几个年轻人一起出去拍活动也挺有意思的，拍完了就一起在外面吃饭。”

如今，Lee远赴海外，研读新闻学博士，伴随着相关专业知识的不断积累，他对新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国际上的电视台一般两种形式：欧洲的国家公共电视台和美国的商业型电视台。公共台每年得到国家的大量补助，播出的电视节目对公共负责。公共就是公共性，意味着电视节目的行动逻辑是取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什么才是公共利益就要看节目制作组的取舍，他们也必须承担观众的抗议和投诉;美国商业型电视台就是电视台之间相互竞争，电视台被某企业买下来，自然就不能曝光自己的老板，但这个电视台不行，还有另外的电视台啊。不管如何，这两个方式都有优缺点。可是我们这里就很奇怪了，政府让电视台自负盈亏，电视台就得听从广告商，然后又要服务于各类来自上级的政策——就变成里外不是人了。我也没奢望过当了记者就是所谓第四公民，说实话我的表现也谈不上。现在大家也都觉得记者是‘妓者，我也承认，可是这个责任不应该由一线记者所担负，也不应该由制片人或制片主任所担負。谁应该负这个责任，我不知道。”

“记得以前电视台领导看我是研究生，跟我聊过一个问题。他说，硕士来当记者总是会眼高手低，人招进来了还得先学着如何实际操作。三本的学生就挺好，实务能力强，进来就能干活儿。但也不是说学历就不重要呢。之前台里有段时间不重视文凭，结果吃了大亏，台里的风气更是一团糟。”

结语

记得在去年，某知名媒体人发微博吐槽，大意是目前大学里所教的部分新闻学原理准则，与我们当前社会是不容的，其言语间不乏悲悯与无奈。

时代的脚步不曾停歇，更没闲工夫缅怀过去，在网络平权不断施手于话语权的当下，荣耀理应属于每一位发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