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皓

世俗悖，韶光微，尊长执柯遍遍催。

——《鸾枳叹·浔祭》吴维

今年年初，一段颇具个性的辞职交流在网络上传播开去。一位90后员工在被单位领导疑似辱骂后以短信的形式作出了如下回应：“作为一个合格的90后，你骂我，我就离职，抱歉我没有义务挨你骂，也不是一份多了不起的工作。我不像那群有家有室有房贷的人一样，生活压力让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没有老婆孩子需要抚养，没有房贷车贷，能让我牵挂的只有我的父母。你笑我年轻气盛，我笑你工作死板，XX一样，所以告辞！”

在一众叫好声中，無论这段“辞职演讲”是真是假，都侧面反映出新时代之下年轻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老套的“吃亏是福”，现如今已经被“整天跟你说吃亏是福，结果你越吃亏，他越福”所替代。年轻人早已明确一个道理：工作是赚钱，不是受气的。

自由平等之风，不再是口号般的假言妄语，年轻人正用自己的行动向社会证明，无论年龄，无关地位，无顾贫富，所有人都是平等社会的自然人之一，仅此而已。一场新旧思想的暗战正在激烈上演，一次身份颠覆的冲突正在悄然发生。

吴维：“我要的尊严”

吴维是一位浙江省湖州市练市镇的基层工作人员，2015年练市镇的招硕引博人才引进计划把这位社会学硕士带到了这里。体制内、较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等职业光环在彼时一定让他人艳羡，但谁都不会想到，这也是吴维“赴死之路”的开始。

2019年4月27日凌晨5：13，吴维使用自己的微博账号“吴维在歧路”发出长微博《一位同性恋研究生的死前绝笔》，并用手机向自己的亲友告别。接到吴维告别微信的迈克尔告诉记者，“当时大家都是出乎意料，连夜去找他”。

吴维在长微博中控诉了自己作为一位性少数群体在工作与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境。长微博整体由《怨书》与《遗书》两部分组成。在《怨书》中，吴维表示自己作为一个性少数者，毕业论文也关注到这个有些特殊的群体。带着这样的毕业论文前往工作岗位，接纳他的单位领导非但没有表示理解，而是选择以此为笑料对他多加调侃揶揄之能事。如“XX主任和XX部长，你们的‘口无遮拦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搞同性恋的，让我在单位里彻底没有了立足之地”“XX主任你当着队组成员的面说我研究同性恋，肯定也和那些gay一样是个不正常的人”“文明创建市里来检查时，你又当着别人的面，脑洞大开的（地）说上面的领导说不定也好这口，叫我使用‘美男计充当公关;吃饭时，还特意当着媒体记者和其他系统人的面，廉政建设我这位研究同性恋的‘传奇人物”“自来练市后，你至少向200多人宣传过我研究同性恋的事情，为何你总是喜欢拿这件事情来说事，而从无考虑我的感受？”……这样的语句读来，不免让人齿冷，正是在如此的压力与耻辱下，4月27日凌晨，吴维选择在老家的厕所内结束自己的生命。当被问及为何选择在厕所结束自己生命时，吴维这样回答道，“人们都认为我们这个群体是污秽的，那我就在厕所这个肮脏的地方死去吧”。

除了细数直系领导对吴维个人隐私口无遮拦的调侃与嘲讽之外，《怨书》的后半部分也着重写了他所在单位领导“看不惯谁，就给谁穿小鞋”的一贯工作作风。吴维甚至写下了这样值得深思的语句：“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外地人而言，被提拔任用本就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自了解练市镇的政治生态后，我没有抱过任何奢望，只求一个公平、愉快的工作环境！”

在工作中，吴维个人尊严所受的摧残无需赘言，即便只从上文摘录的只言片语中也可见一斑，然而真正压垮吴维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来自他最亲的亲人。在经过及时抢救挽回生命之后，吴维接受了凤凰网相关节目的视频采访，采访中他表示，“之前我认为，我这一辈子只要活到五六十岁就可以了，我最大的寄托在父母，不能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但后来他们对于我的否定，让我彻底绝望了”。吴维口中的“否定”，是指一次“偶然”，在这次偶然中，他的父母发现了他的性少数身份，令他难以承受的是，父母非但没有尝试去理解他，而是选择去试图“矫正”他，甚至辱骂他。吴维在《遗书》中赫然写道，“我知道因为信仰的缘故，您们不能接受我是同性恋的现实，可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可以原谅您们把我所有涉同性恋的资料烧毁，可以忍受您们催着叫我去医院看‘病，但不能接受您们骂我，说我丢尽了吴家的脸，连抢劫犯、杀人犯和吸毒犯都不如”。

直至今日，风波渐止，吴维对自己的身份仍有着摇摆不定的思考：一方面他为自己勇敢得有些鲁莽的“弃世而去”略感欣慰，因为这样的行为至少让他“被动出柜”，用他的话说这是一种自我赋权，从今往后自己可以站在阳光下生活，同时也很乐于自己的行为能够唤醒社会对于他们这一群体的关注与理解，改善群体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也许是出于对家庭和亲人的亏欠，吴维至今仍然不自觉地把自己视为“一颗病毒”，走到哪里似乎都不受欢迎。

当尊严被其他人践踏，我们尚且可以忍辱负重，那当尊严被赋予自己生命的父母践踏时，人这伟大但又渺小的个体，还能有多少选择呢？

李天方：“我要的公平”

如果说吴维的遭遇部分可归咎于整个社会对性少数的接纳程度上，那么李天方要吐露的就完全是新时代年轻人步入社会的种种“排异反应”了。

李天方是来自东部地区某事业单位的员工，今年是他硕士毕业后的第五个工作年头了。“我们单位一共有一百多名正式员工，我所在部门总共有10人左右，其中分管领导1个，中层正职1个，中层副职1个。”李天方介绍道，“由于我们单位属于基层单位，就会有很多让人觉得不合理的地方：比如我们很多政策不是按照上面来决定工作的，而是按照主要领导意志来进行工作的方方面面，我称为自作主张。例如，冬夏工作时间都有统一规定，一般会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但我们这里就自作主张提前调整，具体来讲就是大概提前1个月就调整为夏令时间了;另外中央强调的基层不能5+2，白加黑，在我们这里也是无法实现的。由于地方定位与成绩评定标准的特殊性，我们工作量巨大，导致我们也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可以保证双休。单休也就罢了，有时候周日也不能保证。例如，有一次周末我在外参加朋友婚礼，单位周日凌晨两点发短信，让我们集合进行攻坚任务;在工作稳定性方面，我们像一枚棋子，飘忽不定。我们这里不像区级部门那样，工作一般不会频繁调动。在这里，有可能两个月就调动一个岗位，也可能一年调动几次，有些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工作调动的，甚至于商量都不会和你商量;还有工作提拔无望。据我所知，在基层，本地人尤其是村里考上来的那些是提拔最快的。有些入职两年，就被提拔为副主任，基本上跟我一起进来的这么多人中，已经提拔为中层的不下20人，有很多都比我来得晚几年。相对于本地人，外地人就没那么好过了。我们这里大概有十几个外地的，没有一个提拔为中层。有些外地来的，已经工作了快10年也还是底层员工。我也不是说提拔的一定都有背景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就不信所有外地来的都比本地的工作能力差吗？”

面对如此状况，李天方心中有着太多的不平与气愤，分析其中原因，他认为：“首先，我们这里地理位置遥远，远离区政府，有点山高皇帝远的意思;其次，很多领导出于自己仕途的考虑，一个劲想办法加油猛干，这势必会忽略员工的意愿，说白了每个人都需要休息，也有工作以外的生活要维护，但这些并没有人为我们考虑。”

当记者问及，有没有考虑过与领导沟通以改善工作状况，李天方给出了这样的回应，“说实话考虑到这里的官僚主义作风，我觉得都没有去和领导沟通的必要，因为即使沟通，也解决不了问题。你要知道，我们中层领导自己的述职报告都是要我来写的。”

“离开这里，到区里或者市级部门都可以，哪怕待遇上少一点其实也无所谓，因为据我所知，那里会相对公平许多，毕竟我们在这里，是少数派。”对于自己的未来，李天方有着这样的打算。

少数派

无论是性别特征，还是工作谋生，每个人的每个特性和行为，都是其自身的组成部分，而每个人也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无论我们是现如今多被提及的“原子化社会”，还是五千年传统的“人情社会”，尊重彼此，独立自主都是时代潮流的必然。

群体的意见自然有其重要意义，但也必须记住，早在百余年前，少数人的权益就被作为民主的内核之一，广受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