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程

每年的六月，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家庭会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高考上。作为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的全国统一考试，“高考”在人们心目中不仅仅是一场升学考试，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阶层上升的通道，是一次改变命运的大考。

中国有延续一千多年通过考试改变身份、改变命运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古代是科举考试，同样是全国性的竞争考试，科举为通过考试的考生提供成为官员的机会，虽然现代的高考早已不具备这样现实的功利性。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来自普通家庭的中国学生而言，高考是他们获得高等公共教育资源的唯一机会，进而成为他们步入精英阶层最有力的跳板。这点和西方发达国家并无二至，优质而良好的高等教育是一个人进入上层社会的重要通行证。

正是由于高考被赋予了这样重要的意义，对于许多家庭而言，高考已经成为了家庭的头等大事，有些父母甚至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就在为高考准备，陪读，买学区房，甚至进行高考移民。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一个更好的学校，以便将来找到更好的工作，进入更高的阶层。

然而这种以考试取才的做法，在国情复杂的中国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最大困境莫过于来自“公平”的拷问。

高考的区域性不平等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在客观上存在差异，这就导致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水平存在差异。这一差异也使得中国形成了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单位的不同高考地区。虽然从形式上来说是全国统一考试，但是由于每个省份的发展水平不同，导致各个省市使用的教材、考试卷也并不完全相同。另外在招生政策方面，不同高校在不同省份的招生政策也不尽相同，其招收的比例要考虑经济、政治、文化水平等多种方面的因素。

考试内容的不同和招生政策的不同，使得客观上各个省市每年高考的难易程度也有差异，部分省市有些年份高考难、有些年份高考容易，有些省市常年高考难，有些省市则常年高考容易。正是由于这些客观存在的难易程度不同的现象，使得“高考公平性”的问题总是被拿出来讨论。

2019年五一前夕，深圳市富源学校因“高考移民”事件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经查该校2019年有32名学生属于“高考移民”，被取消参加广东省高考的资格，并被发回原籍参加高考。

所谓“高考移民”，就是一些高考难度大的省份的学生，通过将户口、学籍等迁往高考容易省份，从而获得高考容易省份的高考资格。例如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西等一些人口大省，由于报考人数多，区域内重点高校少，因此高考难度一贯较大，录取率常年靠后。而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区则总是能保持较高的录取率，因此被视为高考容易地区。另外，新疆、西藏等地区由于享受到特殊的政策优惠，所以高考相比较而言也会容易一些。由于难易程度的客观差异，因此催生了“高考移民”。

2019年广东省“高考移民”被查出后取消资格，发回原有省份参加考试的考生，相比于那些在高考后被发现属于“高考移民”而取消成绩的考生来说，已经是幸运。2019年4月30日，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通报对3名属于“高考移民”考生的处理结果，这三名分别考上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考生被取消学籍，并遭到学校的辞退。

贵州三名学生考上名校被辞退，一时间成为社会热议话题。对贵州本省的学生、家长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这意味本省的高校名额不会被占用。但是对于被拒于门外的学生来说，参加的是同一场考试，做的是同一套试题，为什么结果就不被认可呢？这背后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招生政策的差异，各省为了贯彻这种招生政策，因此禁止高考移民。

然而自从地区之间高考难易程度不同的情况出现以来，高考移民就屡禁不绝，关于高考移民对错的争论也从未停止。

农村教育的危局

“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世纪之叹，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有所缓解，农村的物质条件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农村的教育问题却出现了问题。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开始绕开高考，通过出国留学或者参加高校自主招生考试等方式，进入大学深造。但是对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学生来说，高考可能是唯一的通道。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优质的教育资源越发向城市聚集，农村学生面临的挑战越发严峻。1990年全国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约占四分之一，然而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不足十分之一。但是每年农村学生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并不比城市学生少，这意味城乡学生在名校录取率上的差距惊人，城市学生进入名校的机会是农村学生的5到6倍。

农村教育资源的流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中学的师资并不比城市中学差，甚至可能要更好。因为20世纪60年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大批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以及大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劳动，许多人就此成为当地农村学校的教师，为当地学生提供了优质的教育。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前几届大学生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重点大学，很大程度上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结果。然而，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批人陆续返回城市，造成当地农村优秀师资的流失;进入21世纪后，由于“超级中学”的崛起，又有一大批优秀的农村教师被高薪和其他优厚条件吸纳进城市，进一步削弱了农村的师资力量和教育质量。优秀师资“只出不进”的结果必然导致了农村学生在高考竞争中处于整体性的劣势。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从高校毕业的青年教师往往乐意于去大城市发展，这里的学校有先进的设备、高质量的生源，同时也有更好的收入和职业发展前景。相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家长教育观念不够先进，学生生源质量相对较差，教师的生活和职业发展前景都比城市要差。人才流向部分中心城市的趨势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情况使得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越发严重。

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政策鼓励高校招录农村地区学生，然而这可能又会成一种新的关于“公平”问题的争论。如何解决城乡教育资源越发分布不均的问题，甚至比区域性高考难易程度不同的问题更为值得关注。

高考变革之困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中国再也没能培养出可以和民国时期相比的大师。为此钱老也发出了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一问直到今天也未能解答。

钱学森之问出来后，很多人将矛头指向了高考。确实，由于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客观现实，中国以高考等考试制度为核心的人才选拔机制难免陷入应试教育的陷阱。但是这也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教育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法避免的现实。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物质条件的充裕让变革高考的呼声越来越大。实际上不少经济发达地区早已开始了尝试。例如北京、上海、浙江、广州等地区，正逐步向素质教育靠拢。但是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还没有条件，尤其是农村地区。这又带来了新的矛盾。一面是素质教育，一面是应试教育，二者如何进行一场公平的竞争？

对于高校来说，自然是倾向于招收高素质的学生，但是如果名校都偏爱素质教育出来的学生，那么对于广大欠发达地区的学生而言，他们又该怎么办？

为了避免这一尴尬，不少高校尝试在高考这个主战场之外，开辟新的战场——自主招生。高校试点自主招生的初衷是打破“唯分数论”的束缚，给具有特殊潜质或者特殊才能的考生一定的自由伸展空间，让这部分考生通过自主招生，能够以低于拟报考院校投档线的高考成绩进入适合发挥其特长、发掘其潜质的高校和专业学习。

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近些年来不少具有专业才能的“偏才”能够进入大学，将自己的特长进一步发挥。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于学校、老师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自主招生经常会变成权力和金钱交易的通道。严重影响了公共教育的公平性。

在国情复杂的中国，教育公平恐怕是世纪难题。高考作为中国的人才选拔机制，是无数普通人改变命运的通道。然而这一通道并不完美，仍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