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冰

2019年6月30日，上海，在外灘旅游景区，正在丢垃圾的游客。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法治时代”已经到来。

7月1日，上海率先在全国实施“史上最严垃圾分类”，被“垃圾分类”逼疯的上海市民，每天至少要面临两次灵魂拷问：“你是什么垃圾？”

小区里最热门的社交场所再也不是健身器材旁或者广场舞中心，而是各式各样的垃圾箱旁。每当你提着垃圾袋过来，一群大爷大妈迅速合围上来：“侬额拉西分干沙了伐？”（你的垃圾分干湿了吗？）

更折磨人的，垃圾不仅要详细分类，而且要定时定点投放，一旦错过了时间，你连扔垃圾的资格都没有！这不，上海的大妈迅速行动起来，不仅唱rap教年轻人如何进行垃圾分类，更开始兼职做起了垃圾回收员，一个月上门收垃圾，轻松赚进三四千！

苦逼的996上班族突然发现，最动人的告白不是我养你，而是“我帮你扔垃圾”。

为什么，上海一定要实施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政策？

其实，不止是上海，全国上下都在掀起一股“垃圾分类潮”——

深圳要在2019—2021年期间安排2亿元鼓励垃圾分类;

北京将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列入2018-2020年立法规划;

厦门则规定，对“个人未分类投放或随意倾倒或堆放生活垃圾的”处以不低于50元的罚款，拒不改正的最多处罚1000元。

住建部则表示今年计划投入213亿元，到2020年年底，引导包括北京、杭州、成都等在内的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垃圾分类，“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正在发生的这一切，都昭示着，中国正在开展的垃圾分类运动，是动真格的。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太多时间来适应了，垃圾必须分类，迫在眉睫！

为什么要“着急”进行垃圾分类？

这事不急不行了。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垃圾生产大国。早在2004年中国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垃圾制造大国。从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简称《防治年报》）公布的数据来看，14亿中国人每人每天产生约1千克的生活垃圾，一个城市每天产生万吨级的垃圾。过去5年来，垃圾产生量增加了25%。

上海作为一座超大型城市，同时也是一座超大型废弃物生产工厂。上海每天产生生活垃圾2.4万吨、餐厨垃圾0.12万吨、工业垃圾5.27万吨、医疗废物94.5吨……这些垃圾，要么被填埋，要么被焚烧。

其中填埋主要依靠垃圾填埋场完成，据国家住建部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600多座城市中有三分之二以上被垃圾包围，城市生活垃圾堆存量已超过80亿吨。

现在杭州一天的垃圾，3到4年就可以把西湖填满，从2007年到现在12年的时间里，杭州已经填埋了1700多万吨垃圾。突然暴增的垃圾，使原本能用24年的填埋区，以2倍速提前堆满。

无论是日处理生活垃圾约9000吨左右的广州兴丰垃圾填埋场，还是日处理能力10000吨级的西安江村沟生活垃圾填埋场，今明两年都将达到填满封场的饱和状态。同样来自住建部的数据：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垃圾填埋越来越饱和，焚烧被认为是解决“垃圾围城”的一道曙光。完全符合排放标准的干干净净的焚烧，在垃圾安全和减量化方面是最彻底的。但就各地情况而言，“干干净净”很难普遍做到，垃圾焚烧和中国其他环保领域一样，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垃圾都去哪儿了

过去15年，垃圾焚烧厂的运能翻了230倍，每天焚烧处理的垃圾最多与运行中垃圾焚烧厂数量最多的地方，都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城市。上海是运能最大的城市，每天能焚烧9300吨垃圾。

由于操作不规范，垃圾焚烧厂往往会引发环境污染。例如没有充分搅拌垃圾、连续运转焚烧炉不检修等，即便是从国外引进的一模一样的技术与设备，不规范的操作与水土不服的垃圾形态，也会产生污染。

再加上由于分类不够彻底，许多回收上来的生活垃圾直接倾倒进焚烧炉焚烧，其中掺杂着不少厨余、塑料、汞、镉等重金属物质。譬如，焚烧厂的渗滤液处理占比很高，湿垃圾不但影响发电效率也给尾气处理带来压力;垃圾含有某些金属，焚烧具有很高的毒性，会产生更多二噁英和重金属污染;应该进入碳的生态循环的湿垃圾也被一把火烧掉，土地不停地向人类供应碳产品，而碳却并不能循环回土里，而是变成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除了陆地上的焚烧和填埋，每一年全球大概有800万吨垃圾涌入海洋，其中最多的垃圾来自长江。德国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的水文地质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分析了全球57条河流中塑料垃圾含量的数据，把这些垃圾的浓度乘以河流的排水量，计算出了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的总量。

结果表明，其中有10条河携带了93%的塑料垃圾，它们是长江、黄河、海河、珠江、黑龙江、湄公河、印度河、恒河三角洲、尼日尔河和尼罗河。每年仅长江就有大约150万吨塑料垃圾流入东海。

过多的垃圾已经严重挤压了我们的生存空间。2010年，导演王久良拍了一部《垃圾围城》震惊世界。这部纪录片展示了光鲜亮丽的北京被周围大大小小的400多个垃圾场包围，它们组成了北京的“七环”，与此同时，土地、水资源的污染情况触目惊心。

这样的状况，不只是北京，在许多快速发展的城市，都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被随意抛弃的垃圾，从来不会消失，它们会一直存在。

据《皇家学会开放科学》（The Royal Society）2月27日期刊上发表的一项最新科学研究显示——塑料已经布满世界海沟最深处。这很大程度表明，地球上已经不存在还未受过塑料污染的海洋生态系统了。

据预测，塑料生产在未来20年还将翻一番，到2050年将翻三番达到3. 18亿吨。更可怕的是，目前全球各地对塑料垃圾的回收率极低，制造70亿吨垃圾，回收再利用的仅一成。由于难以降解，我们今天的海洋中有五万亿个塑料碎片，足以围绕地球超过400圈。

这些塑料最后都去了哪里？

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近澳大利亚海洋就有近1300万吨塑料垃圾，每年导致100万只海鸟和超过10万只海洋哺乳动物死亡。

2018年6月，一头领航鲸在泰国南部海域搁浅，后来解剖发现，它的胃里有80多个塑料袋，重约8公斤。2019年3月，菲律宾达沃市东海岸，人们在解剖一只死亡柯氏喙鲸时，在它的胃里发现了80斤塑料垃圾;2019年4月，一头8米长的抹香鲸，被冲上了岸，人们在它的胃里发现了44公斤塑料垃圾……

2019年3月16日，菲律賓一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该国达沃市东海岸发现了一只死亡的柯氏喙鲸。经过解剖，工作人员在其胃中发现了近80斤塑料垃圾。

你以为自己很安全？

实际上你和那些海洋生物一样，只不过，它们体内是整块的塑料，而你的体内是塑料微粒。美国CNN曾做过一个调查：追踪8名志愿者的一周饮食，看他们是否食入过塑料微粒。

然而不幸的是：所有人的粪便中，平均每10克中就含有约20颗塑料微粒，种类多达9种，几乎覆盖了全部塑料类型。

而在2017年，科学家已经在微生物体内发现了塑料微粒。“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淤泥就是微生物聚集的地方。环环相扣下，不光是鱼类，还有龟类、鲸类、鸟类等200多个物种，都不同程度地摄食了塑料微粒。

只有做好前端的垃圾分类，才能后续更好地无害化处理，才能更好地提高回收利用率，才能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减负。

从被我们随手丢弃，到再次回到我们肚子里，塑料沿着生物链完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即便是站在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依然无法逃脱垃圾以各种形式回归体内的宿命。

垃圾太多，无处可埋，也侵蚀着我们生存的空间;垃圾太杂，焚烧有害，也并不符合绿色循环的理念。开辟新的填埋场，建造更大的焚烧炉，都不是城市突围垃圾困局的思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垃圾分类呼之欲出。

只有做好前端的垃圾分类，才能后续更好地无害化处理，才能更好地提高回收利用率，才能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减负。作为中国大陆最富裕的城市，如果连上海都做不好垃圾分类，中国的垃圾处理水平将继续原地踏步，而中国人就必须继续“坐享”垃圾围城。

奔着“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而去，从保障城市安全的基本要求升级到更生态的方向，在源头分类、资源回收、垃圾减量之后，再进行焚烧或填埋——是这次遍及全国的“全民垃圾分类运动”勾勒出的行动蓝图。

中国真的不能再等了！虽然这是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但这也是我们民族必须经历的自我净化。这场“垃圾分类”大战不只是一场上海人必须打赢的战争，这还是一场事关所有中国人的“战役”。

垃圾命运被改写的背后

事实上，我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垃圾分类，当初实行“可回收垃圾”与“不可回收垃圾”两桶制。但为了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不得不暂时性地放缓环境治理，其中就包括垃圾回收。

从1992年起，中国开始进口产自于美、英、德、法、澳等发达国家的洋垃圾，截止到2018年，中国进口了1.6亿吨瓶罐、塑料袋、包装纸等废弃物，其中全球56%的垃圾流向了中国。仅2017年，就消化了美国一半的出口垃圾。

从欧美国家进口一吨报废的手机，可提炼出100千克铜、1-3千克银、0.2-0.3千克黄金，利益可观，同时因为塑料行业受石油影响较大，为了降低成本，使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优势，废塑料的回收再利用就成为产业链条上一门重要产业。

过去30年，基建全力开动时，机场、高速路、汽车……所有发展都需要金属，这么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量的原材料，要想拿到最便宜的原材料，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口废铜、废铝、废钢进行处理。

2017年人均生产700斤垃圾

2017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前十城市

在当时的全球化废品回收链条中，中国由于廉价的劳动力，可以大量分拣、拆解和清洗垃圾。再加上制造业的需求，让中国开始大规模回收彩电、冰箱、汽车等废金属和矿渣，这些洋垃圾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之一。

但污染还是会留下来，一吨塑料垃圾只有85%能回收，其它都会变成废料处理掉，这些等待处理的废料，会成为污染环境的重要原因。全世界的塑料垃圾，85%是发达国家产生的，过去26年，72%的塑料垃圾来到了中国，中国迄今共消化了全球1亿吨塑料垃圾。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沉痛的生态代价。

广东的清远、佛山南海与潮阳贵屿，是中国处理洋垃圾的三个标志性地方，他们默默地吞食着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各种垃圾，用环境污染和身体健康为代价，换取经济上的发展。当地的空气中经常弥漫着一阵恶臭，填埋的洋垃圾需要数亿元资金处理才能恢复土壤的正常环境，土地上种植的蔬菜和养育的家禽、鱼类，全部重金属超标。即使到了今天，贵屿镇依然还是电子垃圾的天下。经常有工人不明不白病倒，工人们都抱着“干几年就不干了”的想法从事“烧板”（把电路板上的铜烧出来）、“洗金”（用硫酸和盐酸将电路板上的金子等贵重金属洗出来）的行当，当地儿童也因为当地污染导致血液内铅含量严重超标。贵屿镇被欧美媒体嘲笑是“地球上最毒的地方”，但它一年的电子垃圾拆解产值，能达37亿元。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人们开始期望高品质的生活。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速略微放缓，基础建设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疯狂”，对金属、塑料等原材料的要求降低，促使廉价的回收类产品正在慢慢失去主要市场。与此同时，中国自己每年制造的垃圾也越来越多，剩下的垃圾产业链条足够消耗掉国内产生的垃圾。

物质的丰裕、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和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让中国对于垃圾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迫切需要将污染严重的底层垃圾产业清理出去。

我国从1996开始对固体废物进口实行行政许可管理，每年调控进口品种和数量，主要是补一些我们急需的塑料原料、造纸原料、橡塑原料等等。2018年，中国正式禁止进口各种类型的塑料和纸张，并对进口废旧物资提高了接收标准。

海外的废纸、旧衣服、电子垃圾都开始失去市场。在中国宣布不进口这些垃圾后，世界最大的垃圾进口国对发达国家关闭了大门，他们的垃圾只能自行处理或者找别的国家去了。

2019年5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港口放了6年之久的加拿大垃圾，在“暴脾气”总统杜特尔特“不惜开战”的威胁下，终于被运了回去。可是紧接着，澳大利亚的垃圾集装箱又意外到来，菲律宾“绿色”活动家艾吉拉说，外国废物在菲律宾没有位置，“为什么我们需要反复提醒世界，我们不是垃圾场？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停止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物的行为。我们拒绝成为富裕国家的垃圾堆”。

现在发达国家大概只有祈祷印度能够消化他们的垃圾了。毕竟，印度是继中国之后的第二大垃圾进口国。不过在中国决定禁止进口塑料废物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下达禁令向“洋垃圾”说不。多个东南亚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7月，印度尼西亚也加入“洋垃圾”拒收大部队。看来垃圾大战正在全球打响，垃圾问题将会是令世界各国首脑头疼的一个大问题。

再看看我国自己产生的垃圾——

2017年，中国快递行业包装400亿件，产生80亿个塑料快递袋，40亿个快递包装箱，中国一天外卖订单则是700万单，每年消耗快餐盒40亿个，方便面碗5亿-7亿个，一次性筷子几十亿双。

回收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

我们平时生活中的垃圾，只要做好垃圾分类，去掉可直接回收的、不易降解物质，能减少垃圾数量达60%，还能有效降低可再生资源企业摆脱对洋垃圾的依赖，从源头起步，帮助这些企业进入良性循性。

建立新的垃圾市场体系，打造新的废品回收链条，国民参与垃圾产品的消费和服务，成为下一个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命题。

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

“对于垃圾来说，人人都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成了被害者，应成为治理者。”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教授提出，垃圾治理的目的不仅仅是分类回收利用垃圾，更重要的是提升全民素质和保障全民健康。

2018年5月22日， 青岛海关关员对走私进口固体废物进行查验取证。

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时，杜欢政指出，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活方式通常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而如今我们应该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因为生态文明是合理生产、消费节约、循环利用。“世界上有多少新的东西就有多少旧的东西。旧的东西报废以后变成新的产品，我们就能够实现资源为人类持续服務，因此循环利用很重要。”

10大污染河流

未来20年中国将面临矿产资源短缺。“在我国已经探明的45中矿产中，2010年可以满足需求的有21种，到2020年则仅为6种。” 杜欢政说，“未来20年中国石油需求缺口超过60亿吨，天然气超过2万亿立方米，钢铁缺口总量30亿吨，铜超过5000万吨，精炼铝1亿吨，重要矿产资源的供应将是不可持续的。 资源与环境压力推动中国向生态文明转变，进行生态文明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解决垃圾问题要跳出垃圾问题看垃圾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社会共治问题。它关乎中国能否从大国转变成强国，关系着14亿人的健康，它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民生问题，同时更是政治问题。”杜欢政认为，破解垃圾问题，将是我们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

为此，杜欢政提出了“三全、四流、五制”破解垃圾围城困境。 “三全”就是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全品种、全主体”的“三全”系统解决方案;其中“全过程”即从源头分类、到中端运输、再到末端处置等过程的系统协调和优化;“全过程的根本改变应当是从末端到前端的变化。”杜欢政举例，比如生产轮胎，从生态设计开始到轮胎使用、轮胎回收，再到轮胎循环利用形成一个产业链。“如果我们前端减少了，那么末端便自然而然减少了。”杜欢政说。

“只有将废弃品全品种统一设计，才能全面覆盖生活垃圾、建筑废弃物、工业固废、危险废物、再生资源等品类，并合理处置它们。”杜欢政说，还应形成“政府主导并监管，以企业为主体、以公众为主力、NGO（非政府组织）助推”的“全主体”长效机制。

同时，以“四流”为首，打造物质流、价值流、环境流、信息流等“四流”畅通的现代化管理体系。杜欢政认为，“实施中需保证物质流合理，价值流增值，环境流无害，信息流透明。物质流动过程中，如果可体现价值增值，则会吸引企业参与固废处理。在信息透明方面，如回收云数据能全过程实时显示垃圾流通的任何一个试点，可方便政府监管。”

而要想做到这“四流”则离不开“五制”为纲——政府要积极探索空间场地保障、减量补贴、特许经营权、生产者责任延伸、绿色采购等系列政策保障机制。

杜欢政举例，比如一个玻璃瓶碎了，大家通常会扔到垃圾桶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小区居委会、物业将它回收起来，并储存一定时间保证它的物流成本;如果将玻璃瓶做成产品经济性还不够好，政府就应对低附加值废弃物进行减量补贴，“能市场化的就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我们减量补贴。”此外，还应该有绿色采购成本保证生产出的产品形成一个闭环流。“解决垃圾问题，光有技术不行，光有政策也不行。要把政策、技术、商业模式结合起来，环境问题才可能解决。”杜欢政说。

这是一场中国的“战役”，也是世界的“战役”。生态一旦遭到彻底的破坏，其伤害便会永久无法复原。健康一旦受到威胁，一切已了无意义。保护生态、重视环保，不仅是挽救濒危的自然，更是人类的自救。

改变，是时候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