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今时代背景下对于国际合作“先发展，后分享”的模式创新：先促发展，再定标准;共商共建，成果共享。新兴国家应拥有更平等的人的发展权、生存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秉持规则应更好服务发展的逻辑，发展先行，基于自身的经验和道路实现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一带一路”是一种发展观，是为共同发展而构建的合作平台和市场网络。不先设单边主导的预案，重行动力，在平等合作的实践中发展并规范规则。“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地理上包括但不限于古丝绸之路地区。它向所有国家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开放，方便惠及更广泛的领域。不同于西方“中心-边缘”排他的制度设计，面对各国发展不一的状况，具有极大包容性的“一带一路”倡议视各国都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各方利益诉求都体现在倡议的落实中，各参与者都成为“一带一路”的成果分享者。不同于狭隘的民族国家视野，以命运共同的世界文明观逐渐取代“中心-外围”的国家文明观，这是促进人類社会发展的重大创举。与霸权秩序论、均势秩序论、世界体系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西方主流的带有着很强冲突倾向的世界秩序理论相比，“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共商”便于营建合作伙伴关系，而“共建”可以激发治理积极性。这里包含着两层逻辑：一是身份认同，构建伙伴关系，并在这一身份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治理”;二是行为态度，从“消极主权”演进到“积极主权”。反映在国家与全球公共事务互动的态度中，积极参与是“国家主动地参与全球共同体事务，并以全球公共问题解决为核心展开积极行动的一种态度”;消极参与“则是国家被动地卷入全球事务中，并在多数同意的背景下被迫接受全球规范的一种态度”。如果更多的国际社会成员参与到全球治理、制度设计和实施中，其身份重塑和行为态度将发生由“被动接受”到“积极实践”的转变。

（来源：《北京日报》2019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