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宏

(法制博览编辑部，山西 太原 030001)

在中国期刊界，《读者》是一个永远的传奇。目前，《读者》仍然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期刊，三十余年长盛不衰，雄居期刊方阵的龙头地位，影响了整整两代中国人。现已发展成为《读者》期刊集群，是国内首家上市期刊上市集团。

但在创办之初，荜路蓝缕，《读者》的创办人何其艰难。《读者》创刊号第一次印刷是在1981年，虽说改革已持续了两三个年头，但观念上的桎梏，计划经济的刻板，物质条件的匮乏，都严重制约着这棵根植于西部兰州的幼苗，仿佛随時要将其碾碎。但《读者》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活力，茁壮成长起来，成为中国传媒领域的参天大树。

若干年来，一直存在着诸多质疑和不解，比如说，《读者》为什么会出现在相对偏远的兰州，而不是近现代出版业发达的上海，或其它地区？还有，武威出生的胡亚权，本该是“执铁板，唱大江东去”的关西大汉，如何与山东大汉郑元绪选择了纤弱细腻的心灵鸡汤？《读者》是文摘刊，发出的并不是自己的声音，又是短小的“豆腐块”文章，说其影响两代人，是否言过其实？但这样的质疑并不能占据主流，甚至从某一侧面印证了《读者》的成功，因为成功总是会伴随着很多谜团的。

考《读者》的创办历程，似乎稍显随意，没有市场调研等环节，甚至连清晰的思路都没有。那是1980年秋天，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曹克己想办一本杂志，至于办什么样的杂志，叫什么刊字，用什么思路，都没有准谱。曹总编辑找到编辑胡亚权，也只是说要办一本杂志，仅此而已。领命之后，胡亚权找来郑元绪，筹办刊物事宜。那一年，胡亚权36岁，郑元绪35岁，都还是普通编辑，还是理科出身，怀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却在文科领域搞了这么大动静，颇令新闻、中文专业的人士汗颜。

按着《期刊中国》的说法，二人琢磨了好几天，理不出头绪，便来到出版社的图书馆，“面对收架上堆积如山的报刊心生感慨，思想的火花一撞即出，灵光闪处，办刊的思路浮现出来：办一本综合文摘！”[1]对其背景，则是这样介绍的：“当時的期刊界正处于复苏时期。老刊沉浮剧烈，新刊如雨后春笋。文摘杂志虽有几本，但囊括人文、地理、時政、科学的综合文摘杂志几乎还没有”。

笔者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这种似曾相识的描述过于戏剧化，见得多了，就觉不甚真实了。重要的是，如果将《读者》定位于“囊括人文、地理、時政、科学的综合文摘”，则显得过于粗糙，似无成功之可能。羊羹虽美，众口难调，想要炮制一种适合所有人的精神文化产品，其可能性有多大？事实上，《读者》的成功在于人性的复苏、真善美的追求和淡淡的小布尔乔亚情怀，迎合了最大化的阅读群体，若简单地归纳为“综合文摘”，显然失于浅薄。

若探求真相，笔者倾向于认为，美国的《读者文摘》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办事，历来有师古传统，而报刊则有取法域外之基因。且不论清末“外报”滋漫，民初革命派报人的留学背景及海外办报办刊经历，即以当前而论，仍可见国外出版集团的影子，比如说《ELLE世界时装之苑》和《男人装》，都有“引入”基因，是国际版权合作、共享的成功例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点，毋庸避讳。最为明显的证据是，《读者》原来的名称是《读者文摘》，与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的名称完全相同。据称，当時郑元绪的朋友寄了几本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两人一翻，其风格品味正合他们之意。胡亚权当即对郑元绪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办一本中国的《读者文摘》呢？郑元绪听罢完全赞同。杂志的名称就这样定下来了”[2]。

但胡亚权却否认《读者》是在拷贝美国《读者文摘》，他说：“用这个名字，并没有要借美国《读者文摘》这个杂志在中国打开市场的想法，因为这本杂志在中国的发行量当時还不到几百本”(同上)。笔者以为，此说并不足以服众，因为美国《读者文摘》是美国乃至于世界上最为成功的期刊之一。这本期刊创办于1922年，到1935年发行量已达100万册以上，到20世纪70年代达到巅峰，出版近20种语言，数十版本，在160余个国家和地区发行1700万册以上。中文版创刊于1965年，首任总编辑为林语堂的女儿林乙太女士。美国《读者文摘》堪称国际期刊界的泰山北斗，而中文版也创办十几个年头了。虽然在中国的发行量还不到几百本，但这是因为刊号及市场准入的限制，而不能认为没有影响。筹办之時，胡亚权和郑元绪一定是知道这些的。

总体来说，有这样三点是不容质疑的：

1.《读者》原来的名称与美国《读者文摘》的名称相同，并因此埋下版权纠纷的种子。1993年第7期，《读者文摘》才不情愿地改称《读者》。

2.美国《读者文摘》的风格以温情和人性见长，宣称“用持久的、人性的东西打败了时尚的、热点的东西”，通俗的讲，就是真善美。至少，《读者》的定位是与此重合的。

3.创刊初期，胡亚权和郑元绪深入研究过美国《读者文摘》，还曾从中摘过文章(同上)。1993年第6期《读者文摘》终刊号与第7期《读者》改刊号的封面，都是优雅的外国女人图片，像马一样深遂而清澈的眼神，这样的风格在早期《读者》封面设计上经常出现，似乎也是有所借鉴的。

笔者这样说，毫无睥睨之意，只是努力通过《读者》的创办历程，探析其成功由来，进而关照其時代背景与改革开放的细微，无意像九斤老太那样用“一代不如一代”来彰显见识与阅历。事实上，学习和借鉴本身就是高明的学问。

当然，关于《读者》的解读，远不止这些。有人说，《读者》的创办，是因为兰州文化落后，办刊人才匮乏，因陋就简，才办了文摘刊。这种说法要么是短人观场，要么是别有用心。有人认为，文摘刊不发原创，无需采访，剪刀加浆糊，往往就可以取得较高的发行量。笔者所在单位恰好为文摘刊，前几年就曾听过这样的说法：你们单位日子好过吧，省心省力，投入少，风险小，发的量又多。对此，惟摇头苦笑而已。

说文摘刊好办，只是看到了表面。胡、郑二人在办刊之初，就遇到了文摘刊的最大难题之——眼界困境：1.高度。两人摘选文章，眼界再高，也有局限；2.广度。即使不吃不睡，一天又能看多少文章？理论上来说，文摘刊应该是办刊宗旨所及领域一段时间内最优秀文章的集合，所以文摘刊的发行量一般较高。但问题在于，如何保证所选文章的最优化？关键是广度不容易办到。在标准确定的前提下，从10篇文章里选择一篇最好的，一般编辑都有这个功力，但若从1万篇文章选择一篇呢？很多情况下，这种选择容易导致管中窥豹，主观臆断；圈子文化，闭门造车。某小说选刊，经常只发那么几位作家的小说，便属此例。有些报纸，复印时间经常延后，因为要等撰写评论的批评家在那里“急就章”。

那么，胡亚权和郑元绪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在笔者看来，二人所用办法就是毛主席群众路线的具体运用：一切为了读者，一切依靠读者；从读者中来，到读者中去。简单来说，就是让读者参与荐稿。这在当時，是一个创举，以后也一直沿用，直至今日。《读者》创刊号没有创刊词，对《稿约》则是字斟句酌，从范围、内容、录用原则、投稿方式等方面，作了清晰说明。《稿约》之下，又附了一则《告读者》，除补充稿约外，又诚恳地向读者征求评价、批评和建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读者》还率先实行三稿酬制，即作者、荐稿者、原发报刊编辑都有稿酬。可以说，“读者路线”是《读者》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尊重知识、尊重著作权的优秀典范。

成功会有各种各样的解读，而顺应时势与潮流，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我们知道，新闻传播领域是文革的重灾区，期刊也不例外，到1969年的时候，一轮一轮地“剪毒草”运动下来，期刊从1965年的790种下降为20种，成为近百年中国期刊发展史上最凋零的時代[3]。另外，编辑思路和手段也难以恭维，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左”的烙印无处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期刊业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针指引下，顺势而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读者》的创刊，正是顺应了这种时势与潮流。胡亚权说：“《读者》在改革开放之初诞生，生逢其時”，到1981年，虽说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到第四个年头了，但还没有一本面向大众的综合类文摘期刊，经历文革思想禁锢和左倾说教的人们，迫切需要一本“博采中外，荟萃精英，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大众文摘刊物，而《读者》恰恰抢占了这一市场先机。

《读者》创刊号只有48个版，而张贤亮的《灵与肉》(节选)就占了9个版还要多。伤痕文学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的反常的苦难年代的强烈控诉，展现了一幅幅十年浩劫时期的生活图景，以清醒、真诚的态度关注、思考生活的真实，直面惨痛的历史，其精神实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灵与肉》之后，选了几则罗曼·罗兰的语丝，其中一句是：“痛苦这把犁刀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掘出了生命的新的水源”，似可作为一种解读——伤痕之处，也要看到希望。随后一首舒婷的诗作《这也是一切》，“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摘掉翅膀”，也与前文有交相辉映的妙处。胡亚权和郑元绪虽然出身理工科，但其文学素养极高，尤其是胡亚权，能书善画，颇有功力，给读者回信，一直用毛笔毛边纸竖写，显示出老知识分子的执拗与追求。显然，这里的安排也是有深意的，伤痕文学和朦胧诗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最为重要的两大流派，彰显着自我价值和人性复归的深沉呼唤，而这正是“中国人的心灵读本”的最早反映。

翻阅《读者》创刊号，是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中外”，外国人所写或与国外有关的文章占了多数。

标题内容简介《巨人成佳偶,倍觉祖国亲》(注:偶为耦)《描写的是华裔新加坡人埃蒂纳来武汉相亲的故事。《DC-3传奇》介绍的是美国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生产的一款商用卧铺运输机。《怎么自学英语》则预判了英语学习热情的到来。培根的《论爱情》《论美》“充满着最美妙、最聪明的议论”,而爱情和美恰恰是文章被禁锢了的最人类性的东西。《蠢人的天堂》197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辛格的一篇小说也入选,妙趣横生。《椅子上的“保健操”》说的是瑞典体育卫生专家福克·莫斯费尔特的锻炼方式。《飞碟与UFO》《海外奇谈》《研究笔迹的巴尔扎克》……也都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佳作。

事实上，这恰恰是《读者》的一大鲜明特色，用优美的笔调介绍西方社会与文化，满足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渴望了解西方社会与文化的需求，成为展示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窗口，这也是《读者》成功的一大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