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里安·古斯根 安德里亚斯·霍伊德恩-博尔歇斯

  玛丽，8岁，三年级（小学）在我梦想中的学校，老师们会非常关心学生。我不喜欢直接骂人的老师。我最喜欢我的音乐老师，她会和我们一起弹吉他，但是她怀孕了，不再在学校教书。我最喜欢的科目是德语。我的想象力很丰富，如果能把自己想到的都写下来，我会很高兴。我希望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写一篇作文。

这所学校给人的第一印象简直棒极了：宽敞，明亮，洁净，可以看到阅读角、休息岛和乐高积木，墙上还装有电视屏幕。上完厕所的客人惊奇地说：“你去过厕所了吗？简直不可思议！”

两个六岁的男孩面前摆着两张纸、两支笔和两个平板。他们在网上查找纸上的动物，学写它们的名字，笔画有些天马行空——狮子、老鼠、犀牛……

几米开外，八个孩子和两名老师坐在嫩绿色的长方体泡沫塑料上，每人手里拿着一个iPad做数学题。不远处有几个孩子在一名女教师的鼓励下练习单腿跳，通过这种放松练习，他们能够更好地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在他们对面，四个女孩围坐在一张桌子边讨论一篇文章。尽管同时进行很多活动，整个校园却绝不会因此变得喧闹不堪。

这是一所理想中的学校，而它位于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生活的地方——芬兰，很可能并不是偶然。在这个国家，教师是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和医生、牧师一样广受认可。能给孩子上课的人必须是优秀的，教师准入机制十分严格，尽管薪资可以说普普通通，却仍是很多人的梦想职业。

| 当个校长？不了，谢谢！|

去年秋天，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在访问了芬兰奥卢市的希乌克卡瓦拉学校后称赞道：“在芬兰对教育和培训投入了多少，孩子们的课程效果如何才能达到最佳等问题上，这所学校是个典范。”

在国际上，德国在阅读、写作和数学等科目上都处于中等水平，很多青少年没有完成中学学业，尤其是有移民背景和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而这种情况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德国半数中小学缺乏师资，没有过硬专业背景的老师填补了空缺，就连那些专业教师也没有完全對这份要求颇高的工作作好准备，毕竟教书早就不只局限于传授专业知识了。

在个性化、数字化和移民潮的时代，人们对教师的要求较之以往高了很多。他们需要弥补父母在家庭教育上的不足，和父母一样每天疲于应对孩子的无礼甚至攻击，还要忍受德国政治家推行的各式教育改革。

“在创新思维和实现梦想方面，教师几乎没有自由空间。”巴伐利亚州教师协会主席西蒙妮·弗莱希曼说，“我们需要最好的老师，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根本不可能会有。”在德国，就连校长都没人想当，目前仅仅在北威州，就有1/9的校长职位空缺。是因为压力太大，还是薪酬太低？在下萨克森州的舒托尔福，自2011年以来，当地天主教小学发出了27次校长职位的招聘广告。27次！这是27次呼救，然而无人理睬。

根据Forsa调研机构的一项调查，86%的中小学校长认为，政治家们在进行决策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教学工作的日常，如果能做到在教学日去学校倾听和观察，会对正确决策非常有帮助。实际上，德国也有如同奥卢那样的学校，老师和校长们为他们梦想中的“更好的学校”奋斗着，并且每天都在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目标。

| 课上锻炼和拍摄上课过程 |

“开始！”斯特凡·美格尔勒大喊道。约书亚、文森特、尼可拉斯、汤姆和阿丽莎立即骑上他们的自行车。在这个晴朗的春日清晨，这五个孩子并不是骑车去上学，他们已经到学校了。阿沙芬堡市弗利德里希-德绍尔文理中学（编者注：德国一种中学类型，学生成绩较好，以上大学为目标）5a班教室后部如同一个家庭式训练间，而他们并排站在五台健身自行车上，每辆自行车把手下都有一个书桌，以便在踩踏的同时进行书写。

“老师做的每一件事，都很重要。”

愚蠢幼稚？不，科学证明，运动可以让学生学得更好。弗利德里希-德绍尔文理中学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全都得到了科学证明，就像实证医学一样，有效的就是好方法。

在5a班，学生们每天至少要踩一个课时的健身自行车。约书亚、汤姆等学生开始骑车了，36岁的德语老师兼班主任斯特凡·美格尔勒开始上课。美格尔勒准备做香草布丁，孩子们要尽可能准确地描写制作过程。美格尔勒在桌子上放上一个烤盘，在量杯里倒上牛奶，将布丁粉倒进牛奶中搅拌。“现在已经是糊状了。”他说。五个孩子仍在踩自行车。

校长迈克尔·卢美尔今天也是骑车越过美因河来到学校的。51岁的他爱好运动，说话直接，没有华丽的辞藻，穿着得体的西装。他在校长办公室里说：“这是一所非常普通的巴伐利亚州文理中学。”共有1350名学生，只是这里有移民背景的孩子比例相对较高，占到大概1/4，还有很多学生来自父母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社会底层家庭。

六年前，当他接手这所学校时，这里学生的不及格比率是巴伐利亚平均值的2.5倍，移民家庭孩子的不及格比率还要更高。2012年，有14名学生没有通过毕业考试（编者注：在德国，通过毕业考试且平时成绩等级合格的学生可以拿到高中毕业证书，该证书同时也是申请大学的凭证）。“我们该如何让我们的学生通过毕业考试呢？”卢美尔的答案是：依靠科学和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勇气——因此他才引进了健身器，以及将老师置于中心地位的原则。

卢美尔校长依据的是新西兰教育研究学者约翰·哈提的研究成果。为了写作《让学习可见》一书，哈提第一次全面分析了关于“教学方法对于学生成绩的影响”的各项研究，并以“效果强弱”来进行衡量，认为一切的关键都在于老师。他强调，“老师做的每一件事，都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老师做了什么，以及他知道他做了什么。因为如果老师很专业，时刻知道该用何种教学方法让学生最好地接受新知，就会是提升学生学习效果的最大促力。

卢美尔接受了哈提的这一主张，并要求他的同事们不断提出疑问：我使用了正确的教学方法吗？我传授知识的方法正确吗？其他人是怎么看待我的工作的？“我们需要不断学习的老师。”卢美尔说。他也扩充了学校领导班子，因为老师应该有更多的协商对象。现在，教室里常常坐着一个课堂观察员，他们和老师商讨，达成具体目标。如果老师愿意，可以录制下自己上课的过程，之后再对课堂细节进行讨论，就像开足球赛后会一样批评审查每一帧画面。

今天，美格尔勒也接受了拍摄。在5a教室，他的同事贝缇娜·赫恩用三脚架支好了一台摄像机。她拍下了美格尔勒做布丁的过程。“现在冒泡了，发出咕噜噜的声音。”将它放入碗中，用树莓装饰，然后放在讲台上冷却。摄像机也记录下了美格尔勒给学生们建议的过程。“不要总是写然后、然后、然后……”以及他如何先让他们分组协作，然后单独完成。在此期间，他还不时提醒那些在健身器上锻炼的孩子们：“不要忘了踩踏板。”

这些富于变化的方法让弗利德里希-德绍尔文理中学的教学取得了巨大成效。2017年德国联邦州文化部长会议将之评为德国年度“‘青少年研究中小学”。2018年，这所中学赢得了“德语阅读奖”的优秀阅读支持奖项。而且，现在这所学校的不及格率已经明显低于巴伐利亚州平均值，去年只有一名学生没有通过高中毕业考试。

  伊达，6岁一年级（小学）我梦想中的学校有很长的休息时间。我喜欢的老师很少骂人，但他的课上并不吵闹。现在我们班总是很吵，有时候甚至得戴上耳塞才能清静点。

  塞米尔·杜曼，17岁十一年级（文理中学）在我梦想中的学校，我需要有些自主权，因此我成了班长。我觉得不好的地方在于，我们学习的知识常常并不能让我们成长，我们的教育体系太看重学习成绩。毕业后，我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报税或是地方选举如何进行。

  朱利安，11岁五年级（文理中学）在我梦想中的学校，老师对学生一视同仁，十分公平。我喜欢积极活跃的学校氛围。我们的校园里要有乒乓球台，下课休息时可以踢足球，还可以饲养蜜蜂。如果我们每天早上都能自习，可以向老师提任何问题，我会觉得很棒。

  米娜，13岁七年级（文理中学）在我梦想的学校，教室里有足够的学习空间，环境很好，光线充足，绿植繁茂，课桌下不会粘着口香糖。而且我觉得中小学9点开始上课挺好的，这样我们所有人都能休息得更好。

这些成就告诉我们，好学校就该是这样的。

| 数字学校 |

在柏林，依据《联邦和各州的数字协议》，50亿欧元资金被用来致力于让德国中小学在技术上适应21世纪的发展，变得更加接近芬兰水平，更确切地说，是用来建设无线网络以及购买白板、iPad等等。但是，这些资金的利用存在成效太低的风险，因为那些最重要的实施者——老师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能用这些新仪器和新可能性做些什么。

而在为梦想中的数字学校努力奋斗方面也有榜样，比如在弗莱堡。

“您看看！”帕特里克·布隆纳尔大喊道。40岁的布隆纳尔在记者前挥舞着手中的iPad。他在上面插了一个热成像相机。“如果用它来拍摄，就可以看到我们是这个样子的——脸红齿黄。以前相机很贵，现在它们很便宜，可以让学生们带回家。这样，他们可以看到他们之前从未注意到的事情，然后我们会在课堂上进行讨论。”

帕特里克·布隆纳尔博士在弗里德里希人道主义文理中学教授数学和物理。他快速走过实验物理学的准备室。这里是他的王国——高高的天花板、木质地板、木框架陈列柜。他将iPad存放在16号柜子中，架子16C放着光感器，架子16D放着温度感应器，架子16F放着运动感应器。

通过一个应用软件，布隆纳尔让地球、太阳和月亮在房间中虚拟旋转。“这样才能理解什么是月食！”他大喊道。听到他说话的人，就会理解为何这位副校长能获得德国教师奖的创新教学奖项。在布隆纳尔博士的教学过程中，感应器和应用软件其实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布隆纳尔和几个同事如何将400名学生、50名教师和学生家长带入数字时代，并在网络娱乐和教学利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布隆纳尔让学生们研究，可以在哪些实验中投入使用数字媒体。很快他们就找到了60个例子，其中有些一听就很酷，比如：“可以借助智能手机将啤酒杯变成一门乐器吗？”不仅仅学生们为此兴奋，老师也都对那些新教学手段跃跃欲试，纷纷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让我的课变得更富吸引力呢？”

但是，学校还缺乏设备和优质的网络，布隆纳尔决定为此努力。他来到一间教室，指着天花板。那里挂着一个无线路由器、一个机顶盒和一台投影仪，黑板左右是两个喇叭。通过墙上的一个开关，网络随时可以打开和关闭。“交互式电子白板太贵了，”布隆纳尔说，“而且从教学法上来看，利用平板能做到的事情要多得多，同时我们还会使用传统的黑板。”每间教室成本在1300欧元左右。不久，他们装配好了全部30间教室。

但是直到每位老师都拥有了一部iPad之后，教学才取得了突破。布隆纳尔骄傲地展示着，他的同事们如何在线显示他们的班级记录簿，管理他们的笔记和学习资料，以及有针对性地关掉捣乱学生的网络。

由于缺乏资金，最开始学生们可以使用自己的智能手机和平板。后来，学校至少是为七年级的每位学生都订购了一个iPad。“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布隆纳尔说，“我们可以决定在上面安装什么软件，统一课堂活动，让老师们拥有控制权。”

他们颇费了些力气，才使得这个体系顺利运转，而且学生家长一再提出新的疑问：如果父母无力承受电子设备的附加费用，他们会怎么办？应该允许使用哪些应用软件？如果服务器崩溃了，能找谁？由谁来负责网络和设备的日常维护？而且，辐射的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们决定认真对待每个问题和每句批评，因为没有父母的支持可是不行的。”布隆纳尔说。

最好的老师是怎样的呢？他们是像帕特里克·布隆纳尔那样，能够最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校时光成为深刻的人生经历的老师。

四月初，布隆纳尔向巴符州文化部长阐述了他的理念：如何不至于让《数字协议》中的几十亿欧元资金打水漂？应该让尽可能多的学校遵从统一的标准，比如在网络、云系统、维护等方面。此外，他还加入了基民盟，参加了弗莱堡地方议会竞选。他认为，如果老师们无法让政治家们听到自己的声音，就该积极进入政界。

| 好老师的样子 |

因格里德·柯尼希选择了另一条路来达成自己建设更好学校的梦想。她写了本书讨论德国教育政策中的问题，并给出了改进的建议。到今年二月为止，65岁的柯尼希一直在法兰克福格里斯海姆区的贝尔托尔德-奥托小学做校长。说得不好听点，这里就是那种所谓的“毫无希望的破学校”，275个孩子中只有9个没有移民背景。

当因格里德·柯尼希谈到她的学校和学生们时，我们马上就可以意识到，她是一名怎样热情的老师，尽管她讲出的故事更多的是关于这份职业的阴暗面的：手上还從未捧过一本书的一年级学生，在老师办公室哭喊的父母，对学校和老师的要求置若罔闻的教育局官员。

“德国中小学的灾难是多方面的，”她说，“老师和社会教育专家太少，用于技术设备、基础设备和翻新的资金短缺，同时新想法又太多，新试验不断，教师们得不到支持，却背负着无数的新任务。”

笔者问：“柯尼希女士，如果有魔法棒，您想实现哪三个愿望？”她马上就给出了回答：首先是拥有自主权的学校，能够尽可能自行决定如何给孩子上课;其次是学校拥有足够的资金来雇佣更多师资、社工和图书馆管理员;最后是所有人都能上提供一顿免费午餐的全日制学校。

柯尼希女士表示，三个愿望怎么够？她还有好多好多愿望：足够的空间，清洁的学校;还有很重要的——真正意义上认真教育孩子，而不是将之完全扔给老师的父母;还有最最重要的——老师，老师，越多越好。

  阿沙芬堡市弗利德里希-德绍尔文理中学5a班的几名学生在德语课上踩踏自行车，因为运动的人学得更好。

几十年间，因格里德·柯尼希多次出国深造。她去过西班牙、法国，甚至还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待了一周。在那里，她结识了快乐、自信的同行们，他们能够自行管理学校预算。如果学校暂时没有艺术老师，那就不开设艺术课，为此一周安排七节数学课，每天都有体育课。到了学期末，获得奖励的不仅有分数最高的学生，还有那些在道德行为方面有了最大改善的孩子。回国后，柯尼希写下了这一切。然而教育部门的官员们对于她的报告有什么反应呢？根本没有。他们总是没有反应，不管她去了哪里，记录下了多少经验。灵感？建议？显然没有人对此感兴趣。

柯尼希女士，最后一个问题：“一个好老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位曾经的校长马上回答：他必须擅长教学，不是在忍受这份工作，而是对此充满热情;他必须是学生们的榜样，传授的理念必须前后一致;他必须认真思考他想达到什么目标，并向自己的学生们传达这一点，最后坚持达成这一目标;他必须善于倾听学生们的意见。

都是些陈词滥调？总体来说是这样，但是要坚持下来并不容易。也许最重要的是，德国教育领域的政治家们应该更多地倾听卢美尔、布隆纳尔和柯尼希等人的意见。他们知道教师要做好自己的工作需要什么条件，比如“教师的核心工作必须是优质的教学。”或者“在社会问题严重的城市和城区，中小学的装备必须得到极大的改善。”

最后，我们可能还得回到人民幸福和老师受到尊敬的国度——芬兰。在这里，贫困、父母受教育程度低或移民家庭的孩子所占比例高于平均水平的学校，比其他学校得到的资金更多——目前在汉堡和柏林也已经开始实施相似的政策。

此外，芬兰的学校可以完全自由地决定多余资金的用度。“我们一般会将钱用在雇佣更多工作人员上。”负责教育的赫尔辛基市副市长皮亚·帕卡林说。更多的教师，更小的班级，更高的关注度，更好地促进每个学生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会帮助学生改善学习成绩，提高满意度。

[译自德国《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