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欢?

摘要：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译介汉诗的国家之一。汉诗传入到日本之后，在平安时代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期，当时白居易的作品备受推崇。之后汉诗的译介兴盛于五山禅林，除《三体诗》被多次出版外，苏轼、黄庭坚等诗人的诗作受到了重视。江户时代《唐诗选》的盛行引发了汉诗译介的二度繁荣，学者荻生徂徕更是提出了反训读的“唐音直读”的汉文解读法。本文探讨了近代以前汉诗在日本译介的历史过程，揭示了不同时代下日本人对汉诗受容的变迁。

关键词：汉诗;日本;译介

日本人阅读汉籍的历史非常悠久。成书于712年的《古事记》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历史书，书中记载百济人和迩吉师向应神天皇贡上《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是汉籍传入日本最初的记录。但汉诗何时传入日本，现已无确证可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汉籍东渐，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诗也陆续传入日本，对古代的日本社会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党争胜指出，“据有关研究，中诗真正在日本的译介始于秦汉，在唐代达到高潮。”[1]公元478年，日本雄略天皇向中国派遣使臣，并向南朝宋顺帝呈上表文，文中“不遑宁处”、“居在谅闇”两处表达，与《诗经》中的词句尤为相似，有学者指出该表文“惟妙惟肖地复写了《小雅·采薇》的口吻”。[2]

一、“交用音训”——汉诗日译的最初阶段

自汉籍传入日本伊始，日本人便开始了阅读汉文的各种尝试，翻译成为文化交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上述记载中的“和迩吉师”和“王仁”，实际为同一人，是应神天皇（270-310在位）时期从百济而来的“渡来人”（亦称“归化人”）。从公元4世纪到7世纪，朝鲜、中国有不少人因为战乱或其他原因移居日本，被统称为“渡来人”。他们为当时的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也是最早的汉籍翻译者之一。除了“渡来人”之外，日本官方派遣的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不仅从中国带回大量汉籍，更大多精通汉文，甚至能作汉诗，具备将汉文翻译为日文的能力。同时，在遣唐使的随行人员中，配有专门的“译语”（即翻译），协助中日人员沟通。

汉字传入日本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日本尚未出现本民族的文字，所以日本人都是用汉字来表记日语的发音。对于最初阶段汉籍的翻译方法，“《古事记序》所说‘一句之用，交用音训'隐约为我们提供了最初时候的某些信息，恐怕对于用汉文书写的文章，开始时会照汉语来读的，这就是音读。不过，在读的过程中，还必须添上日语中必不可少的敬语、助词、助动词，随时加上日语的文法，这就是训。”[3]

二、汉诗译介的第一个繁荣期

随着一批批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奔赴中国，中日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日本人翻译汉文的方法也在逐渐更新。“奈良时代后期出现了“返点”（训读汉文时，标注在汉字左边的读音顺序符号），然后出现了“送假名”。（训读汉文时，标注在汉字右边的片假名，表示活用词尾、助词和助动词等。）[4]翻译方法的发展再次推动了汉诗日译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具有影响力的翻译作品。《文选》在奈良时代传入日本，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汉籍之一，从平安时代开始为《文选》作训，更是风行一时，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

进入平安时代（794-1192）后，日本天皇和贵族极度推崇汉文化，对唐朝文化的吸收和模仿进入了空前的时期，导致当时的日本诗文和汉学的繁盛，和歌的发展被汉诗压制，这一时期甚至被誉为“国风暗黑时代”。

此时白居易的诗歌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推崇。平安时代的学者大江维时挑选出153位唐朝诗人的1083首汉诗，编纂成汉诗集《千载佳句》（成书于947-957年左右），其中有535首都是白居易的作品。之后藤原公任编撰的《和汉朗咏集》（成书于1012年左右）中收录中日诗人的汉诗588首，白居易的诗就有139首，足见其诗作在日本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但由于当时汉诗的传播载体主要是上层社会人士，他们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所以在阅读汉诗时，侧重于选择性地欣赏符合本民族审美情趣的诗歌。白居易的闲适诗和感伤诗正好符合他们的喜好，也正因如此，白居易在当时日本的知名度超越了在唐朝诗名鼎盛的李白、杜甫。

三、“五山文学”与汉诗的译介

到了镰仓时代（1192-1333）和室町时代（1334-1602），由于战乱不断，武士阶层崛起，文化传播和发展的中心从宫廷转移到了寺庙。成书于13世纪的《平家物语》中反映的“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佛教禅宗的思想在当时影响甚广。幕府大力保护和发展禅宗寺院，并分别认定京都的五座寺院和镰仓的五座寺院为禅宗最高等级的“五山”。当时的五山寺院，相当于最高的教育机构。尽管汉学没落，汉诗译介的情况已经不能与前代的辉煌相比，但从13世纪末直至16世纪，“五山”禅院出现了研究汉学的高潮，有学问的僧侣们“以诗补禅”，传授汉学，推动了汉诗的传播。

“由于禅僧的推动，崇尚宋诗、古文之风，成为接受中国文学的主流。”[5]前代备受推崇的白居易不再受到追捧，苏轼、黄庭坚以及杜甫的诗作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寺院出版的书籍和“抄本”（又名“抄物”，指五山时期禅僧所编的汉籍注释书，多为多人注释）中，苏轼、黄庭坚和杜甫的诗作数量颇丰。以黄庭坚为例，“五山派中有影响的禅僧几乎都做过黄庭坚诗的注释。”[6]其中京都建仁寺两足院所藏由释月舟所撰《黄氏口义二十卷》（亦名《山谷诗抄》，成書于1560-1567年间）是最具代表性的抄本。此外，由五山禅僧笑云清三所编的《四河入海》（成书于1534年），则是对苏轼诗歌相关的抄本进行汇编而成，共100卷，既保留了众多抄本的原貌，又加入了编者的案语，对苏轼的讲解极为详尽，“代表了五山禅林苏诗研究的最高成就。”[7]

除此之外，南宋人周弼编选的唐诗集《三体诗》受到了禅僧们的喜爱，被多次出版。据传成书于1250年的《三体诗》，成书不久便传到了日本，14世纪就有和刻本的《三体诗》出版了。在室町时代，《三体诗》被不断重刻，直至江户时代仍然流行不衰，在日本影响甚广。书中收录了王维、李商隐、杜牧和刘长卿等167名诗人的诗作共494首，其中白居易的诗仅留三首，未见李白、杜甫的诗作。

四、汉诗译介的二度繁荣

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汉诗的译介主要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德川幕府推崇儒学尤其是朱子学，形成了儒家思想的空前繁荣，汉诗也因为学者们的提倡而再次得到传播。同时，儒学的高涨对教育制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平民阶层的教育和启蒙得到了幕府的重视，为汉诗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创造了条件。第二，随着社会的安定，城市化得以不断发展，以商人和城市平民为主体的市民（日语叫“町人”）阶层逐步兴起，使日本文坛的主导力量发生了变化，普通百姓也有了更多的精神需求。

在江户时代以前，汉文训读法始终占据了汉诗翻译的主导地位。但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训读法阻碍了大众对汉诗的接受，汉诗翻译通俗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荻生徂徕提出了“唐音直读”的反训读方法，指出如果不能直接用中文发音读出汉文，也可以用通俗的日语翻译出该诗句的意思，推动汉诗的翻译走向大众化。

“到了江户时代，由于幕府尊从儒学，唐诗已经在一般阶层普及开来，流行最广的是传为明末人李攀龙编选的《唐诗选》。”[8]《唐诗选》共收录128位诗人的465首诗作，涵盖了诗歌的七种体例，多收录李白、杜甫等名家的诗作，白居易和杜牧的诗作一首也未被收入。《唐诗选》的盛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其收录内容综合性强，涵盖了初唐、盛唐、中晚唐各个时期的诗人诗作，更因为其版本丰富，既有评注版，又有仅带训点的简洁版，满足了各个读者层的需求。

五、结语

本文以汉诗在日本译介的历史为主线，简要论述了近代以前对日本社会及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诗人及作品。同时探讨了汉诗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中，翻译方法的变化和发展。汉诗是我国文化寶库中的一块瑰宝，在中日两国的交流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汉诗在日本的译介这个课题还存在很多需要深入研究的地方，随着更多的研究者付出努力，必定会让这一中日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焕发出新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党争胜.中国古典诗歌在国外的译介与影响[J].外语教学，2012（5）.

[2]张思齐.日本诗经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特征[J].大连大学学报，2012（5）：4.

[3]王晓平.亚洲汉文学[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53.

[4]宋再新.千年唐诗缘[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10.

[5]芳村弘道.日本江户、明治两代的《文选》版本简介与目录[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6]宋红.黄庭坚诗在日本[J].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

[7]董舒心.论日本苏诗注本《四河入海》的学术价值[J].古典文学知识，2012（3）.

[8]宋再新.千年唐诗缘[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