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未然

《左传》为编年体史书，人物的言行事迹分散在各个年代的记录之中，若想得出伍子胥相对完整的人物形象，只有将伍子胥各个年代的言行事迹联合在一起。而《史记》则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刻画的人物与事件融合了司马迁自身的生死荣辱观，所以《史记》中人物通常有着生动鲜明的个性。因此与《左传》相对比，《史记》所描写的伍子胥形象则更为贴切细腻，生动传神。

一、《左传》和《史记》伍子胥形象的相同之处

（一）直言进谏，忠君报国的忠臣

在《史记·伍子胥列传》开头处写到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太傅，祖上伍举是楚庄王大臣，以敢于直谏而声名显赫。因此在家族渊源方面，不难推断出伍子胥同样具有忠于君主，直言劝谏的性格特征。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1]P1286

《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伍子胥谏曰：“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2]P2178

伍子胥谏曰：“句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又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务齐，不亦谬乎！”。[3]P2178

伍子胥谏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词诈伪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此商所以兴。愿王释齐而先越;若不然，后将悔之无及。”而吴王不听，……[4]P2179

《左传》和《史记》中都对伍子胥劝谏吴王的话语作了相关的描述，加之忠于君主和国家是伍子胥作为一名臣子的不二使命。从劝谏过程和结果来看，吴王即便没有听从，伍子胥仍会数次进谏劝阻吴王。伍子胥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及担忧，使伍子胥的忠臣形象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二）才华过人，勇武果断的智者

费无极的谗言使楚平王相信太子建与伍奢勾结将要危害楚国，于是将伍奢逮捕并盘问他，派司马奋扬追杀太子建。城父司马奋扬念及旧情通知太子建逃走。在费无极对楚平王的言语中表明了伍奢二子为人孝义且颇具才华。若杀伍奢而放二子，定将成为楚国祸患。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 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6]P1099

《伍子胥列传》记载：伍奢曰：“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訽，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雠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7]P2172

楚平王假意以赦免伍奢的理由来召见伍尚、伍奢，《左传》中所叙述的话语表明哥哥认为弟弟才干谋略都胜过自己，明知前去必中楚王圈套，也宁愿赴死而让弟弟保住性命，将来为自己与父亲报仇雪恨。因此可以推断伍子胥的才华谋略是胜过伍尚的。而《史记》也出色的展现了伍子胥勇猛刚毅、英明决断这一特点，相较《左传》更为清晰突出。当哥哥伍尚要前往时，子胥向哥哥分析楚平王真正意图，提出赴死不如忍辱负重来日雪耻。伍员“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睿智果敢也跃然纸上。

昭公三十年，吴王问子胥如何进攻楚国，伍员针对楚国君臣内部不和情况，将兵力分为三个师，采取“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的突袭和速撤战术，令楚国疲于奔波，再以逸待劳夺取胜利。在军事方面，伍子胥不仅十分了解楚国君臣内部关系，且战略战术也切中要害。伍子胥的谋略逐步拖垮楚国的国力。阖闾九年，伍子胥和孙武建议吴王与唐、蔡两国联合对楚国进行讨伐，吴军乘胜前进直至郢都。这些战役使伍子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表现的淋漓尽致，呼应了前文伍子胥确有其本领和智慧，最初费无极对于伍子胥的威胁论判断也得到了证实。

二、《左传》和《史记》伍子胥形象的不同之处

（一）《左传》中凄凉无奈的悲剧性角色

《左传》按时间先后交代了伍子胥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一个和命运抗争最终却又无法摆脱命运的“悲剧角色”。伍子胥一生大起大落充满坎坷。父兄惨遭迫害，自身饥寒交迫，为谋生而历尽艰辛。曾得吴王阖闾信任，志得意满，后失意于吴王夫差，被谗于太宰伯嚭，忠君报国之志付诸东流，最终落得赐死下场。

夫差于哀公元年即位之后，伍子胥逐渐失去信任，夫差与太宰伯嚭的关系愈发亲近。在吴、越交战中，吴国占据优势地位，越王为了向吴国求和，派大夫文种去贿赂太宰伯噽，伍子胥劝谏吴王夫差拒绝此次和谈。

可是吴王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建议，同越国讲了和。伍员用少康最终灭掉过戈两国，复兴禹之业的例子来劝谏吴王一举将越国歼灭。但事与愿违，吴王没有选择相信伍子胥。吴王对太宰伯嚭的亲近和对自己的不信任让伍子胥失去斗志，空留无奈的叹息。

哀公十一年时吴欲攻打齐，越王带领部下朝见，将赠礼奉送给吴王和臣子。吴国人感到很高兴，忧虑的唯有子胥一人。伍子胥再次勸谏吴王对越国派兵，可夫差仍没有听从。

吴王夫差没有听从伍子胥攻越之策，反而将伍子胥派往齐国。吴王此番决定使伍子胥感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已尽。伍子胥把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之事被吴王知道后，便派人在他回国后给予属镂宝剑赐死。死前伍子胥让家人在自己的坟地处种上槚树，等到槚树成材的时候，吴国也快亡了。《左传》中所记录子胥一生的结局充满了悲剧色彩，昔日权倾一时，有勇有谋的英雄，虽报父兄之仇，可忠臣之志无用武之地。伍子胥穷尽一生最终只剩下吴王夫差赐死时给予的属镂宝剑和凄凉无奈的哀叹。

（二）《史记》中睚眦必报的复仇者

在吴军大兵攻破郢都后，《左传》中无其它记述，但《史记·伍子胥列传》有着浓烈传奇色彩的描写，十分生动传神。

楚平王已死，楚昭王也无迹可寻，但伍子胥生存逃亡的唯一动力正是为父兄报仇雪恨。于是伍子胥将楚平王的坟墓掘出，鞭尸三百，方才离去。好友申包胥对伍子胥说“子之报雠，其以甚乎……”[12]P2176他认为伍子胥从前是平王的臣子，掘墓鞭尸这一行为违反了纲常伦理之义。伍子胥称“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13]P2176因自己的年龄大了，恐再无时日报仇，才做出这种有悖伦理之事。伍子胥的“复仇者”形象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睚眦必报的复仇斗士跃然纸上。

吴王夫差即位后，伍子胥的处境每况愈下，夫差疏远伍员，宠信太宰伯嚭。吴国攻破越国后，越王勾践派大夫文种前往吴国议和。子胥进谏将越国一举歼灭，吴王却采纳了太宰伯噽的意见同越国讲和。因听说齐景公已死，且齐国大臣争权夺位混乱不堪，于是吴王夫差准备向北攻打齐国。伍子胥又劝谏道“今吴之有越，犹人之又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务齐，不亦谬乎！”[14]P2179吴王不听，反而一举大败齐国，威名大振，子胥因此被疏远。其后四年，吴王要向北讨伐齐国，伍子胥再次进谏吴王要先除越国而后齐，讨伐齐国是“譬犹石田，无所用之”，[15]P2179吴王还是没有听从伍子胥。数次劝谏失败的伍子胥意识到自己政治生涯已尽，激愤和无奈使他在自刎之前，为亲眼看到吴国的灭亡，让人将自己的双目悬于东门之上，以报复吴王夫差和伯噽。司马迁使伍子胥的复仇斗士形象愈发丰满，也将伍子胥的复仇之恨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三、《左传》与《史记》夫差形象相异的原因：司马迁的生死荣辱观

司马迁将自己的生死观、荣辱观贯穿在整本《史记》之中。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16]人生在世如同白驹过隙一般，他认为真正的勇者不非要为了名节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司马迁用《史记》来向人们阐释生命的真谛。“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以司马迁的角度看来，人死重如泰山还是清如鸿毛，标准就在于死的是否有价值。千古艰难唯一死，如何使死亡变得有价值并非易事。司马迁认为生命可贵，不应轻易放弃。《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说伍子胥若是同他的父亲一起赴死，那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伍子胥困窘于江中，在路边讨饭，忍辱负重方成就功名，除了烈丈夫谁还能做到这个地步呢，司马迁的此番话语对伍子胥的赞赏溢于言表。在生与死之间的抉择以及人生价值的实现方面司马迁与伍子胥有着近乎相同的选择，因此伍子胥虽未像哥哥伍尚那样从父而死，却依然是司马迁眼中的勇士。大丈夫须忍辱负重方成大事与司马迁自身遭遇密切相关。承袭父亲之志专注于史书的修撰，可惜遭遇“李陵之祸”，在保持名节而死还是忍辱發愤著书的抉择中，司马迁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故述往事、思来者。”[19]

司马迁不惧怕死亡，为将文章表于后世，借古人忍辱负重终成名垂千古的例子中所蕴含的精神以勉励自己，忍受腐刑坚持修史，终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司马迁对于伍子胥为了“雪大耻”可以“弃小义”，在饱受折磨后能够隐忍负重，最终复仇成功给予了很高评价。司马迁的生死荣辱观是使《史记》中人物与《左传》有所区别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