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宇心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550000）

杨兆麟，字次典，别名锡谟，贵州遵义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赴京会试，以杨锡谟之名参加了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再次上京会试，获殿试一甲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辛亥革命时旅居上海。1914年回遵义，担任《续遵义府志》总纂。1919年病逝于广州。

侯清泉在《贵州近现代人物资料续集》中提到杨兆麟“早年就读于黎氏，受沙滩文化的熏陶，有较深的文化根底”。沙滩文化是出现于清朝后期黔北地区（遵义地区）的一种地域性文化，和郑、莫、黎三大家族联系密切。沙滩文化孕育了一大批如黎庶昌、郑珍、莫友芝这样的文化名人。而深受沙滩文化熏陶的杨兆麟自然也是一个学识丰富、功底深厚的知识分子。

《守拙斋诗集》是杨兆麟的主要著作之一，杨兆麟所处的时代，正是整个国家遭受内忧外患的时候，中国社会风起云涌，不复此前的安宁。其诗作也带着强烈的时代特点与个人风格。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感事怀人之情的表达。

一、理想破灭、壮志未酬的失落感

杨兆麟和中国大部分接受了正统儒家教育的文人士子一样，怀揣考取功名，建功立业的梦想。但是现实却没有如他所愿。他到日本的时候，恰逢友人要返国，他便写了一首《送友人归国》，其中写道：“到此方知夙愿违，病余瘦况不胜衣。子规夜夜啼胡月，似为征人唤早归。分明世局布如棋，故国莺花怆客思。祗有谪仙缘未了，伤心怕读杜陵诗。”当时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了同盟会，比起国内，日本的革命气息更盛。而杨兆麟作为一个奉清政府派遣到日本留学、并未产生任何推翻帝制思想的人，自然无法适应这样的环境。他也没有革命人士那般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雄心壮志，得不到众人的推崇，所以才有“到此方知夙愿违”的失落之感。

这种失落之感在他回到国内，第二次到翰林院赴任时更加强烈。《戊申二月初三日赴翰林院行到任礼口占纪事》很清楚地写出了他的心情：“六载天储忝诏糈，君恩高厚许真除。羁臣海外重归日，两鬓萧萧已见疏。”戊申年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从日本回到国内，再赴翰林院任职。对杨兆麟而言，两次在翰林院的经历，都是“君恩高厚”。他作为在海外飘零后重新回归的臣子，却是“两鬓萧萧已见疏”。这种功业未成、壮志难酬的痛苦在诗集中多次体现。他用“蹉跎”一词形容自己的事业，如《阙题》（戎马全生计若何）：“戎马全生计若何，壮年事业付蹉跎。身经浩劫名心薄，诗到穷愁怨语多。”又如《再用元韵并呈愚若仲苏两君》：“九死余生复几何，因知后事总蹉跎。买山未就谋生拙，变姓犹疑识面多。几见责言甘蹈海，终能返驾怅临河。行藏欲筮巫咸问，鶗鴂声声傍耳过。壮不如人老奈何，付心家国两蹉跎。”杨兆麟1909年任浙江嘉兴知府，当时恰逢武昌起义，作为知府的杨兆麟自然有守护之责。宦懋庸之子宦应清与杨兆麟是旧交，记录了当时杨兆麟守卫嘉兴的相关内容：“嘉兴风潮亦然，因携成儿母子及次典弟少丹眷口还上海。十三日革命军据上海，十四日苏杭皆变。次典初与嘉防统领沈军门谋死守。至是，知不能支，十六日亦来。”而杨兆麟在他写给弟弟的书信中也多次提到他在嘉兴的危急时刻。杨兆麟面对革命风潮，虽想抵抗，却又无能为力，最终只得避走上海。而他在死守过程中自然是九死一生，其惊险非亲身经历所不能体会。经此一事，他心灰意冷。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他一直以来的理想也都幻灭了，深感自己年老体衰，一心为家国，最终却只是“两蹉跎”，内心感觉迷茫而不知所措。

1912年2月杨兆麟打算离开上海回遵义，被友人以道途险阻劝住了，所以他作了《壬子二月拟间道归去，贞老以道阻险涕泣谏止，感其意，用仲苏元韵赋呈》以发感叹：“黄梁事业渺纶扉，四十余年趣亦微。万里征途愁踯躅，一场春梦记依稀。思归我渐成心疾，认旧人惊失面肥。生计渐穷游复倦，脱身此去未全非。湘水萦纡白板扉，乡心刚逗宦情微。身家孤注谋诚拙，去住双全策亦稀。揽袂怕歌公竟渡，驱车长咏我思肥。祗今患难论交谊，肝胆休言古道非。”事业如同一枕黄粱梦，他本欲返乡，却因“万里征途”而犹豫，心中思归成疾，“生计渐穷”的窘境又让他左右为难。在《阙题》（走得湖山劫后身）中他直言：“槐国功名四十秋，迷茫梦境费穷搜。一钱不值何须说，万事如今已算休。”他不断强调自己四十年岁月虚度，都是一场梦境，可见当时他内心的空虚与茫然。

二、对国家危亡、百姓遭难的痛心

对国家遭变、老百姓流离失所的痛心是诗集中最强烈的情感体现。作为一个一直以来接受传统儒家文化教育的中国文人，杨兆麟自然不可能痛快地接受帝制被推翻的现实。《遵义市志》中提到杨兆麟在留学日本期间加入了同盟会，与章太炎等人交往甚密，而《遵义县志》中只提到与章太炎“朝夕过从，虽救国之见彼此不同，而文字之相资，道德之相契，其欣合盖无与比”。杨兆麟被清政府公派去日本留学，归国后又多次在清廷任职，还与清军守将联合抵抗革命风潮，他此时的思想很显然仍是维护帝制，他参加公车上书，也只是想以维新的方式来维护帝国的统治，不可能加入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同盟会。宣统退位，清朝覆灭，对他而言就是亡国，所以他的诗中充满了一种亡国之痛。如《题燕子笺》，杨兆麟在序中写明了作诗的起因：“燕子笺者，唐人故事阮圆海谱之桃花扇，所谓四种传奇之一也。辛亥避地沪上，日以小说消遣，陈虚师于桃花扇，既有题词，深夜篝灯泪随声下，盖山河变步，今古同悲，遇之所丁，情难自已，仆本恨人踵兹末运，追维往迹枨触余懐，乃取是笺题十四绝，惟是文字牵连，难分因果。笺耶？扇耶？聊志吾痛而已。”《桃花扇》以李香君、侯方域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来描写南明的社会现实，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社会虽不能和明朝遗民的亡国之恨与人生愤慨相比，但也处于国家危亡的时刻。杨兆麟因守卫嘉兴失败而避走上海，心思消沉，以小说为日常消遣，读到《桃花扇》，再联想已经被推翻的清政府，自然是感同身受，诗中有不少伤心之语：“文字收功后不如，伤心故国忽成墟”“离合悲欢演一场，又寻俦侣说兴亡。只怜社日重来到，已是人家新画梁。”对此时的杨兆麟而言，纵使有再多的如《桃花扇》那般离合悲欢，在家国大事面前也不算什么。最为明显的便是《辛亥自秋徂冬避地沪上，与愚若仲苏两君朝夕追随，睹沧桑之变，感事懐人，得诗三十首》，几乎字字泣血，句句是泪，杨兆麟始终不能忘记清政府给予他的恩宠，悲痛于清政府的覆灭，所以他说“伤心生死等鸿毛，二百余年痛此遭”“开国于今历九朝，武功文治迈金辽。白山黑水兴龙地，浴尽天池王气消。”

而当整个中原大地上风起云涌，战乱不断，国家遭受内忧外患的时候，最直接的受害者便是底层的老百姓。1913年，杨兆麟与友人从上海到四川，将途中所经之事写成了《洩滩行》，其中便叙述了他看到的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逆旅老妪年七十，伛偻乞米为晨炊。时难年荒少蔬果，佐以腌菜及豆糜。自言十五遭丧乱，窜身荒古随狐狸。爷娘走失弟兄散，十日常啼九日饥。岂知旦暮填沟壑，苦命复尔丁流离。官看天地都异色，十年那有太平时。微闻陕中盛盗贼，蜀东列郡多旌旗。官今携眷八九口，道梗累重行安之。我谢老妪意，我领老妪词。人生到此真无计，万事由天不自持。”已是古稀的老妪本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却因战争、荒年只能以乞讨为生。年仅十五便遭丧乱，与父母兄弟走失，在荒郊野外与狐狸作伴，可以说从来没有过过一天平静的日子。战争让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他们所过的便是这样“十日常啼九日饥”“岂知旦暮填沟壑，苦命复尔丁流离”“十年那有太平时”的日子。这本是政府无能导致国家落后挨打的后果，但杨兆麟只能叹息“人生到此真无计，万事由天不自持”，他对此无能为力，惟有向命运妥协，将一切都归于老天爷的安排。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心理。而国家的大好河山在他眼里也不复往昔秀美，如《再题骚涕》写到：“麦秀渐渐忍泪歌，中原非复旧山河。”再如《和树五除夕元韵》：“万斛闲愁酒一缸，寒潮迸送入吴江。儿童那识流离苦，尚买春灯挂纸窗。十年师友忽相逢，真个兴亡到眼中。听说汉宫沿旧腊，凄凉长乐五更钟。久客无心三宿桑，明朝思附接舆狂。不知何处堪偕隐，浪泊飞鸢痛忆乡。” 山河破碎，老百姓如同天空中断线的风筝，四处流浪漂泊，无安身之处，本该是团圆的除夕夜也倍显凄凉，而不谙世事的孩子，依旧兴高采烈地买了灯笼挂上窗子，此情此景，和大人心中的凄凉悲苦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

三、小结

杨兆麟处于中国正发生沧桑巨变的时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锋融合，国力孱弱，政府衰败腐朽，在遭受外敌入侵时只能被动挨打妥协求和的局面，以及他理想破灭，夙愿未成的现实，都给予了他许多思考。他亲身经历过九死一生的险境，亲眼目睹了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状，自然也不乏人生无常的感慨，他感叹“山川未改旧，人事已沧桑”（《南归纪行》），也感叹“卅年曾此踏槐黄，晞发重来鬓已苍。惟有青山长不老，迎人依旧好秋光”（《游粤纪行》）。山川不老，人世间却已改天换地，物是人非。他所写的不只是自己的经历，也是那个时代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