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214122）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文学院在她的颁奖辞中表示：“以其怀疑的态度、激情和远见，清楚地剖析了一个分裂的文化。”在《幸存者回忆录》中，莱辛也通过叙述者对所见之景的细腻描述，在丰富的细节中揭示了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文明的发展与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分裂困境。小说讲述了一个老年妇女（叙述者）与12岁的叛逆女孩艾米莉、一只叫雨果的动物，在一间清冷的、即将成为废墟的公寓里相依为命的故事。在这位老年妇女的叙述中，一场不知名的大灾难波及全世界，食物和水源供应日趋短缺，城市正在逐渐变空并陷入瘫痪状态，城市居民生活在焦虑与恐慌之中……所有的场景都令人窒息、绝望。

一、现代文明的自我削弱倾向

现代文明带来的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发展使现代城市随之产生，人类的生活方式被颠覆，生活条件也发生质的飞跃；基于此所构建的社会机制，也因其高效、集中的运作模式而备受推崇。然而，现代文明以不断超越自身为目的，它最终迎来了一个“不受任何精神约束的放纵欲望与技术无限膨胀的时代”，也使自身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一）城市对文明的反噬作用

在小说中，莱辛预示了城市变成“智力的废墟”后的景象：城市所提供的服务几乎已经废弛，“它的市民正在出逃，它的食物供应持续恶化……”在叙述者的观察中，大灾难后的城市已经不适宜人居住，城市内部正在被继续侵蚀：被迫迁移的人们在所经之地留下各种垃圾和营火燃烧过后的痕迹，骨头、毛皮和碎玻璃也散落一地，无数动物尸体横在路边；外部空气越来越污浊、浓稠，各种不知名的疾病困扰着人们的身体健康，进而产生新的死亡。城市作为现代文明最直观、最庞大的物质载体，它应当为人类的延续提供保证。但叙述者幸存的城市已无法实现自我修复，它的崩溃揭示了现代文明所蕴藏的对自身的反噬力量。刘易斯·芒福德指出，现代文明发展所引发的城市化进程背后只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当前起作用的力量为基础，“千方百计地设计出一些精巧的、机械的代用品来取代能独立生存的有机物”。现代城市按照上述发展模式使自身得以延伸，机器化的工具运作代替人与空气、水、土壤等有机元素之间最古老、最基本的合作关系。当遭遇不可知力量的侵害时，机器便显示出固有的局限性，城市便像叙述者所描述的那样像一部机器一样瘫痪了。在如此现代文明基础中发展起来的城市，最终将走向“普遍化、机械化、标准化，完全丧失人性”，同时现代文明也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二）无力新生的社会机制

叙述者称大灾难后当局无力应对不断集结成群的流浪群体，对非法占有住房和公寓的幸存者们也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但政府机构却仍然在“运行”：有工作的人每天到政府部门上班；法庭继续延续着它繁琐的、出人意料的或者残酷的程序；当局仍派人与其他地区的统治者们对现状进行“磋商”；政府人员还能获得大多数人无权享用的衣食交通资源，仍有一些专门为统治阶级的子女而设置的学校。可见，这群人不仅“借助繁密的法律和制度规定……有效地逃避了民众的有效监督”，还利用它们来制造安全、永恒和秩序的假象以维持他们自身。莱辛借此指摘了作为现代文明形态之一的社会机制，它已经丧失了保护民众基本权利的功能和当初它们赖以发展的理性、计划性。另外，青年领袖杰拉尔德将一群流落于人行道上的孩子组织起来，与艾米莉一起对孩子们进行统一照料、管理和赡养。而当叙述者跟随艾米莉去那所大房子里参观时，她看到其他孩子们“见到艾米莉时的反应方式，就是人们对当局的反应方式”。在叙述者看来，以互助为目的的“杰拉尔德之家”因管理者的出现也无法避免出现权势等级的划分。并且在最后，它被杰拉尔德因固执和专断所接纳的一群生活在地道中的野蛮孩子所毁灭。“杰拉尔德之家”是初级社会机制的象征，它的衰落也印证了现代社会机制内部固有的问题——“刚开始有强有力的机制用于维护一个社会，随后这种机制逐渐削弱，接着便腐朽，然后瓦解……”莱辛揭示了社会机制并不能一直确保公民个人安全稳定的生活，它将在无节制的内部扩张中逐渐走向消亡。

二、虚无困境之下的现代人

现代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不断对人类造成身体和精神的伤害，破碎感、荒诞感也自二十世纪开始就萦绕着现代人。在这种生存境遇中，人类无法正确认知过往、现在和未来，无法对自身进行把握，这也进一步加重了现代人对身份的焦虑体验。

（一）无法逃避的集体创伤

在小说开始，叙述者就称他们这群幸存者在回顾自己所遭遇的灾难时，都没有人弄明白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们会将记忆与现实中相似的东西进行比较，并不断地幻想自己回到过去，不断重复体验所经历的事件。幸存者们通过对共同经历事件中的细节进行相互印证或争论，试图对自我的生存境遇进行把握和认知。这其实是人们经历创伤后的一种自觉行为，因为“关心创伤和其再现不仅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了解……审视那曾经的伤痛，并完成（work through）心理重建的过程”。但叙述者也指出大灾难前后的时代具有一种“特殊风味”：“怪异、忙乱、惊恐、威胁以及遭围困或战时的气氛，竟与惯例、常态甚至体面合为一体”。于是即便经历了一场浩劫，幸存者们经过一番调整后仍按部就班地生活，言谈举止也没有任何变化。显然这群幸存者已经丧失了对现状和自我的认知能力，情感变得麻木。莱辛用大灾难隐喻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集体创伤，幸存者则象征着长期遭受创伤的人类集体。不断被创伤经历裹挟着前进的现代人，面临着不可逃脱的变化、迁移和无时无刻地毁灭，痛苦心理竟逐渐被日常化，从而陷入无法正确把握经验和现实的困境当中。

（二）媒介网络中的认知焦虑

叙述者所在的城市兴起了一个物物交换的市场，她和艾米莉将家中不需要的用品整理出来以换取真正所需要的物件。而他们唯一没有抛弃的电器就是收音机，其他幸存者每个人也都有一个收音机。叙述者还说道，那些从逝去时代幸存下来的人曾经“对新闻广播、报刊，以及声明、公告都习以为常”。因此大灾难过后由于新闻纸的短缺，他们还自发成立了读报圈子。收音机、报纸、新闻等在本质上都是媒介的具体形式，而大众媒介作为现代社会中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一种机制，它生产的大量信息也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而变得普遍化。现代人逐渐将媒介变成精神依托，对它过度依赖和认同，并发展为一种盲目信任的心理状态——“行为上把接触媒介作为必不可少的日常习惯和日常仪式，心理上将媒介作为极其可靠的经验代理”。这种心理还产生身份焦虑，当幸存者们意识到自己想要获知的信息并不等同于所宣传的舆论时，他们试图从新闻和谣传中分离出符合个人心中的真相。这成为他们辨别自身生存状态的依据，正如叙述者所承认的那样：“拥有了会使我们感到更安全，我们也有了身份。无法拥有或拥有得不充分的话，我们就有被剥夺感，从而陷入焦虑”。现代人无法摆脱媒介编织的网络，深陷其中的人类便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理性判断和自由选择的能力。

三、现代困境的反思

现代性从16世纪出现以来，人类对它不容置疑的崇拜和乐观情绪就在社会持续弥漫。然而，猝不及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这两次震荡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让现代性陷入困境之中。叙述者小心谨慎地提起过的“它”，就是莱辛对现代困境的反思——“‘它’可以是……瘟疫、战争、气候突变、扭曲人们心灵的暴政、宗教的残酷迫害……”，现代性在自身制造的一系列革新浪潮中向“建基于其上的那些根本原则发出猛烈撞击……腐蚀它自己的文化和思想基石”。现代性在理性文明的持续扩张之后出现非理性转向，曾经许诺给人类以进步、希望和自由的文明濒临崩溃的边缘。莱辛旨在启发人类需要对某些社会的、精神的和道德的重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以期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自我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