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宵旭 葛鹏飞

摘 要：城市化进程中活跃的金融部门，对绿色TFP的提升有关键作用。然而，城市作为现代经济的载体，如何通过金融发展的传导效应影响绿色TFP，现有研究往往语焉不详。本文理论分析了城市化对绿色TFP的直接作用及通过金融发展的间接传导效应，并借助“一带一路”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城市化对绿色TFP有着先抑制后促进的直接影响。通过金融发展中的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规模的间接传导效应，城市化进一步恶化了绿色TFP的增长。门槛效应表明，城市化在以资本市场衡量的较高金融结构下，对绿色TFP有正向的传导效应，而金融效率、金融规模则不存在这一促进机制。一方面，应努力提高城市化水平是破解当前城市化自身对绿色TFP负向影响的核心。另一方面，随着金融部门的日益重要，应把发展资本市场作为优化改善金融结构、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共进的重点。

关键词：城市化;金融发展;金融结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带一路”

文章编号：2095-5960（2019）01-0013-12;中图分类号：F061.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伴随日趋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倡导生态环保、实现绿色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根据2016年世界环境绩效指数（EPI），“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现状不容乐观，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EPI排名倒数第二，成为环境污染的“重灾区”。为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沿线国家消耗了大量资源，生态环境持续恶化。1995年到2014年，沿线各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01%，远高于全球同期的3.12%;但与此同时，能源投入和CO2排放的年均增长率也分别达到3.56%和3.96%，高于同期全球的2.20%和2.40%。沿线国家的经济总量、能源总投入以及CO2总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相应比重也由1995年的14.95%、35.48%和38.51%，上升到2014年的26.02%、45.56%和51.39%①。数据表明，“一带一路”国家正呈现出“高增长、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因此，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双赢”局面，践行“绿色丝绸之路”，已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国家转型发展的题中之义。

城市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经济绿色发展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郑思齐等，2013）[1]。2014年，“一带一路”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为57.40%，远低于OECD国家的77.93%，城市化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释放。然而，城市在实现基础设施和要素市场的共享、建立跨区域间产业分工、促进区域经济生产效率的同时，是否也改善了环境质量呢？现有文献往往结论不一。一方面，利用空间集聚和规模效应，城市化的发展有利于生态协调机制的建立，实现集中治污，抑制粗放生产，改善环境质量（陆铭和冯皓，2014）[2]。另一方面，快速推进城市化过程中，重增长而轻环境、重速度而轻质量，忽视城市化内涵式发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伪城市化”现象，又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王兵等，2014）[3]。依托城市而快速发展的金融部门也鉴于资本逐利的基本规律，将更多的资金配置到了具有高回报的高污染行业，从而增加了污染物的排放，造成环境进一步恶化（葛鹏飛等，2018）[4]。

那么，城市化对“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的影响究竟如何呢？不同于传统发展，单纯将GDP增长作为唯一发展目标，绿色发展更加注重在自然资源的约束条件下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并进。因此，本文将绿色TF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绿色发展现状的核心指标，在充分考虑自然资源约束情况下，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TFP，来考察城市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同时，考虑到金融部门在影响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在各产业间的转移与配置的重要作用，及其在城市化进程中对经济增长显著的推动和对绿色发展的不确定性（张成思和刘贯春，2016;严成樑等，2016;徐盈之和管建伟，2010）[5][6][7]，讨论“一带一路”国家的城市化如何通过金融发展渠道作用于绿色发展，也是对城市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的有效补充。

现有的研究文献大多停留在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或生态环境的影响，除王兵等（2014）[3]考察了城镇化对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外，还没有文献专题系统地分析城市化对绿色经济的直接影响，更缺乏城市化通过金融发展对绿色发展的间接传导效应。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理论上，分析了城市化对绿色TFP的影响以及通过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的中介传导机制，丰富了有关绿色TFP的研究;②实证上，利用“一带一路”42个国家1995—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城市化对绿色TFP有着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影响;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绿色TFP的提升作用将逐渐显现，推行高水平和高质量的城市化能够实现经济的长远绿色发展;③城市化对绿色TFP影响的金融发展传导效应表明，优化金融结构有利于城市化对绿色TFP的提升，但金融发展中的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的传导效应却不显著。

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城市化对绿色TFP影响的门槛效应;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城市化对绿色TFP影响的理论分析

城市化对绿色TFP的影响，可以从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两方面进行论述。

1.城市化对TFP的影响。理论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取决于技术进步和既定技术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城市化对TFP的驱动作用大致可以由以下两种途径实现：首先，城市作为创新的载体，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知识溢出。城市内产业的集聚和企业间的交流学习，有利于提高知识积累，实现技术外溢和创新驱动，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赵娜等，2017）[8]。其次，城市化带来的交易效率和劳动分工可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共享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市场，降低信息成本和交通成本，城市化的发展有利于产生规模经济（Au和Henderson，2006;Zhang，2015）[9][10]，实现要素利用率的提升，间接推动TFP的提高。但是，忽视城市化的内涵式发展，无序扩张城市空间，忽视公共服务供给的“伪城市化”（蔡昉，2010）[11]，以及同质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会阻碍技术效率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崔宇明等，2013）[12]。

2.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城市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影响着生态环境（郑思齐等，2013）[1]。城市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争议。第一，城市化恶化了环境质量。随着城市规模增大，工厂规模扩大、人口膨胀、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多、私家机动车数量和供暖面积增加等加剧了工业污染与生活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断恶化（杜雯翠和冯科，2013）[13]。城市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而忽视环境质量，以及污染处理技术的落后，均会导致污染物大量累积，对绿色发展造成巨大压力（York，2007;王会和王奇，2011）[14][15]。第二，城市化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作为规模经济的载体，城市化的发展能够产生空间集聚效应，在集中优势资源实现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通过污染的集中治理，降低了治污的成本（陆铭和冯皓，2014）[2]。而且，城市的发展，也会通过公共交通出行、政府出台环保措施;“倒逼”城市优化产业结构，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最终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Buehn和Farzanegan，2013;王兵等，2014）[16][3]。第三，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具有倒U型或N型特征，且主要是通过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变，进而产生能源利用和污染治理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穆怀中和范洪敏，2016;Bai等，2017;Han等，2018）[17][18][19]。

（二）城市化、金融发展与绿色TFP的传导机制

城市化通过金融发展对绿色TFP产生影响需要两个环节的理论支撑，一是城市化对金融发展产生的影响;二是金融发展对绿色TFP的影响。

1.城市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城市作为地区经济中最具有活力场所，聚集了大量的资金、产业和劳动力，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并促进了金融发展（罗琼，2016）[20]。首先，城市化促进了正规金融部门规模的不断扩大。依靠城市区位优势，城市化通过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和完善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扩大了金融交易的规模。其次，城市化改善了地区金融结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金融结构通过拓宽信贷渠道和金融服务类型，改变了居民和企业对金融资源的获得能力，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动态演化趋势（张成思和刘贯春，2016）[5]。最后，城市化会改变和影响地区的金融效率。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城市化的发展减少了搜集企业信息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成本，提高了风险管理，有利于企业融资渠道的畅通和融资成本的降低，提升资本投资效率。但应注意的是，由于金融效率的发挥受到所处经济阶段和发育程度的制约，所以城市化对金融效率的影响应考虑区域差异（谢家智和王文涛，2013）[21]。

2.金融发展对绿色TFP的影响。大量文献研究均表明金融发展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金融发展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事前逆向选择和事后道德风险，通过筛选出富有效率和技術创新的项目，提高资金配置效率（Freixas和Rochet，2008）[22];利用专业化优势和代理监督，减少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实现监督成本的降低和审计效率的提高，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Laeven等，2015）[23]，促进TFP的增长。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可以分散风险和增加流动性供给，通过向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投资组合以及证券转让等方式，有效解决其所面临高回报项目的风险分散和流动性风险问题（陈志刚和郭帅，2012）[24]。因此，理论上来说，金融发展通过优化配置要素资源，促进技术水平进步，有效实现TFP的持续增长。

具体地，金融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在于：①金融发展的规模效应。良好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够有效聚集社会闲散资金，扩大经济规模。通过高密度开发利用，污染集中治理，对绿色TFP产生积极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发展在为企业扩大再生产提供金融支持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能源消耗，尤其在当下以煤炭和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下，可能会加剧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葛鹏飞等，2018）[4]。②金融发展的结构效应。合理的金融结构能够引导社会经济资源、资金等在产业间的转移与分配，通过转变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服务化、清洁化，进而改善环境质量（任力和朱东波，2017）[25]。需注意的是，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会对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不同效应（顾永昆和刘永甜，2017）[26]。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资源分配不均的后发国家，初期为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金融资源可能会被优先分配于非农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从而抑制了服务业等污染程度较轻行业的发展（王勋和Jphansson，2013）[27]，造成环境的恶化。③金融发展的技术效应。发达的金融市场为企业的研发创新提供了资金保障，降低了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有利于新技术的产生。通过提高单位能耗产出和使用替代性清洁能源及产品，促进绿色TFP的提升（Ma和Stern，2008）[28]。但鉴于现阶段“一带一路”国家区域不平衡发展现状和“重经济而轻环境”的特点，资本的逐利性亦会使得金融发展为一些高污染产业带来新进入者（Cole等，2005）[29]，从而造成粗放型技术进步，进一步增加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对绿TFP产生负向影响。

因此，城市化对绿色TFP的直接影响，以及城市化通过金融发展对绿色TFP的间接影响存在着不确定性。综观现有的实证研究，均未将城市化、金融发展与绿色TFP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而且，在城市化与金融发展的研究中，也没有考虑金融发展的多个维度。结合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探究“一带一路”背景下城市化对绿色TFP影响的直接效应，以及在金融发展中介下的间接传导效应。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1.城市化对绿色TFP影响的基准模型。为检验城市化水平与“一带一路”绿色TFP的关系，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2.城市化对绿色TFP影响的金融发展中介效应模型。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城市化对绿色TFP影响的金融中介作用。参考关爱萍和李娜（2013）[30]，本文把金融发展（FIN），具体分为金融规模（FINSC）、金融结构（FINST）和金融效率（FINEF）三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二）变量说明

本文构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为保证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所有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并换算成2010年不变价美元。当前，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65个，在剔除掉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最终确定沿线42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①①研究对象包括中国、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文莱、新加坡、印尼、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伊朗、以色列、约旦、埃及、塞浦路斯、土耳其、白俄罗斯、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克兰、保加利亚、波兰、捷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罗马尼亚、马其顿、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希腊、匈牙利、爱沙尼亚等42个国家。 。由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最新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为2014年。因此，本文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995—2014年。变量说明如下：

1.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LNGTFP）。基于SBM-DDF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以GDP为期望产出、碳排放为非期望产出，劳动力、资本存量、能源投入为投入要素，测算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TFP的增长率，并转换为以1995年为基期的累积值，求自然对数。

2.核心解释变量：城市化水平（CITY）。使用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3.中介变量：金融发展（FIN）。使用金融规模（FINSC）、金融结构（FINST）和金融效率（FINEF）三个维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具体地，用银行信贷规模比GDP表示金融规模;用股票市场交易额度比GDP度量金融结构;用资本形成总额比国内总储蓄量化金融效率。

4.控制变量。①居民消费水平（RECO），用一般居民消费与GDP比值量化。②利用外资水平（FDI），采用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比GDP度量。③政府行为（GOV），用政府一般消费比GDP。 ④贸易开放度（TRA），用进出口贸易额总和占GDP比重。⑤公共医疗卫生（MED），以公共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比例衡量。⑥教育支出（EDU），以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表示。⑦科研水平（LNSC），以在国际上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并求自然对数代表一国的科研水平。⑧工业化程度（IND），用工业增加值比GDP来衡量。

四、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城市化对绿色TFP的影响

1.城市化对绿色TFP影响的初步分析。表1报告了城市化对绿色TFP的FGLS估计结果。模型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仅在双固定效应下的结果;模型2是加入控制变量以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管是否引入控制变量，在考虑国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以后，城市化的系数均显著為负。具体来说，城市化每提高1个单位，绿色TFP的增长率降低0.2676个单位。模型3为滞后一期的城市化对绿色TFP的回归结果，模型4为缩尾处理后的回归结果，模型5是缩减样本时间的估计结果。基准模型显示，就“一带一路”国家整体而言，城市化并没有推动沿线国家绿色TFP的增长。沿线国家粗放外延式的城市化道路，重经济而轻环境的“高碳性”发展模式，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给绿色发展造成巨大压力。

2.城市化对绿色TFP影响的亚欧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位于不同的大陆，其地域位置和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区分不同区域，探究城市化对绿色TFP的空间异质性，有助于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针对性地制定区域性政策。

表2报告了城市化对绿色TFP影响的亚欧差异，模型6和模型9为含有控制变量的分组回归结果，模型7和模型10将采用城市化滞后一期进行回归，模型8和模型11将被解释变量绿色TFP进行缩尾处理。对比模型6与模型9，可以看出城市化对亚欧国家的绿色TFP存在异质性影响。就亚洲国家，城市化对绿色TFP有显著促进作用，城市化每提高1个单位，绿色TFP的增长率增加0.1907个单位。相反，欧洲国家的城市化阻碍了绿色TFP的提高，城市化每提高1个单位，会使绿色TFP的增长率降低0.6696个单位。亚洲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普遍较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一定程度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这一贡献超过了环境破坏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呈现出城市化对绿色TFP的积极作用。而欧洲国家城市化水平普遍较高，富裕城市的消费类型和生活方式使得基础设施、交通等方面的需求上升，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将会变得显著，不利于该地区的绿色发展（Poumanyvong和Kaneko，2010）[31]。

（二）内生性检验

前文的实证检验表明，城市化对绿色TFP有抑制作用;而且该抑制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实证模型可能存在逆向因果问题，即被解释变量的绿色TFP可能反过来影响解释变量城市化。当一国的绿色TFP较高时，意味着该经济体绿色发展较快，会促进城市化进程。这说明经济体的能源利用效率较高，利用清洁能源的高技术企业较多，技术转化和技术外溢的速度更快，从而促使城市具有更大的承载力，城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那么，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则变成了绿色TFP增长的结果，即反向因果关系。

因此，本文参考崔也光和李博（2018）[32] 、孙天阳等（2018）[33]的研究，从两方面进行检验以排除这一干扰：①将解释变量替换为滞后一期城市化水平进行回归，直接减少当前城市化的反向因果干扰（见模型3、模型7和模型10）。②采用滞后一期城市化水平作为当期城市化的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动态两阶段系统分别进行估计（见表3）。模型12、模型14和模型16分别为工具变量2SLS对全样本、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的估计结果，模型13、模型15和模型17是动态两阶段GMM的估计结果。不论核心变量滞后一期还是工具变量估计，城市化对绿色TFP的影响均与基准模型相一致，这表明反向因果对本文结论的影响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