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保护：只为源远流长—长江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遇、挑战及建议

2019-07-10汪卢弘郭乔羽刘昊

中华环境 2019年6期

文汪卢弘郭乔羽刘昊

本文借鉴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治理经验，建议在法律修订、生态流管理、关键栖息地修复、搭建大数据平台等方面进行改善，推进长江大保护。

长江全长6380 公里，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一大河，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自古以来，长江流域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区，也是中国重要的饮用水水源、航运通道和河流生态系统。20世纪以来，长江经济带更是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和活力所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长江也是我国重要的水生生物基因宝库，生活着约424种鱼类，其中183种为我国特有鱼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为保障居民生产生活需求，促进流域经济快速发展，长江经历了大规模的堤防、航道以及水电水利工程开发建设。工业化以及城市化发展改变着长江两岸的城市与农村面貌。目前，流域内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仍未根本转变，长期以来累积的生态环境问题集中体现。以中华鲟、长江鲟以及长江江豚等为代表的长江旗舰物种数量急剧下降，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 “无鱼”等级，流域整体性保护不足，生态系统呈现破碎化趋势，湖泊湿地日益萎缩，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日益退化。长江正面临着水质亟待提升、水文情势需要改善、河流连通性有待提升、水生生物种群及其栖息地迫切需要修复等诸多挑战。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确立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总基调。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明确了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总体战略。2017年7月，《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出台，提出了到2020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态系统稳定性全面提升，河湖、湿地生态功能基本恢复。2018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水生生物栖息生境得到全面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显著增长，水域生态功能有效恢复。从上述三项重要政策中可以看出，长江大保护正在由理念逐渐落实为实践，长江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迎来了最为宝贵的机遇。

大河保护：从密西西比河到长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际大河流域淡水生态系统保护的成功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

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从明尼苏达州西北部的艾塔斯卡湖发源，流经中央大平原，向南注入墨西哥湾，全长6021公里，流域面积322万平方公里，占美国约1/3的土地面积。密西西比河之于美国的意义，就如同长江之于中国的意义。自18世纪开始，美国政府围绕防洪、航运以及发电对密西西比河进行开发。经历了约200年的开发之后，密西西比河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航道疏浚和闸坝建设直接导致湿地、沙洲以及河滨带的栖息地退化或丧失，干流约69%的湿地因此消失，也进而使得位于河流食物链底部的湿地植物数量大幅下降；同时，闸坝阻隔了鱼类的洄游与迁徙；防洪堤切断了一半以上河漫滩、洪泛平原与河流的横向连接；而流域内工农业开发中过量的农药、营养物质、工业废水和市政污水排入密西西比河中，导致河流水质严重恶化，造成墨西哥湾地区2万平方公里海洋生物无法生存的死区。

到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开始反思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密西西比河的水质和生态问题也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陆续出台了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1972年的《清洁水法》，1973年的《濒危物种法》以及1976年的《水资源开发法》等，逐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环境保护法律保障体系。密西西比河的生态修复项目也得以在相关法律框架基础上建立起来，比如以《国家环境政策》及《清洁水法》为依据，通过《水资源开发法》获得授权的大河环境行动团队研究项目和密西西比河河流修复与环境管理项目；以《濒危物种法》为基础，在开发过程中以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局对濒危物种栖息地的保护要求为准而实施的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航道提升项目；以及以《清洁水法》为基础建立并实施的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密西西比河的保护迎来了重要机遇。

赤水河支流。

密西西比河的生态修复项目围绕着淡水生态系统的五个关键生态属性展开：水质、水文情势、连通性、栖息地以及生物组成，重视对淡水生态系统的整体恢复而不只在单一领域也是生态修复项目取得积极进展的重要原因。

尽管长江流域与密西西比河流域在发展阶段与自然条件上有所不同，但以建立健全河流保护政策法律体系为保障，以流域为视角，系统分析河流水质、水文情势、连通性、栖息地以及物种组成这五大要素所面临威胁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思路可为长江大保护提供借鉴。

长江，治水更需综合施策

结合TNC在全球开展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验，以及过去10年与各合作伙伴共同在长江开展生态保护的工作基础，我们认为可以在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推动长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以“法”护江，让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有法可依

健全的生态保护法律体系是保障长江流域长期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长江经济带所包含的11个省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农村和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在取得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

面对挑战，如何更好地保护和改善长江的生态环境，促进流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平衡流域内不同区域的发展需求，共同防控生态环境风险，是长江生态保护法律体系建设所需要考虑和研究的方向。目前，《长江保护法》已进入一类立法计划，长江即将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保护法。我们期待在新的法规指引下，长江流域的产业发展模式将进一步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转型。

生态治水，让自然成为城市水资源的守护者之一

水质是反映河流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2019年1月，生态环境部与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长江保护修复攻坚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底，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控制比例达90%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高于97%；长江流域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国控断面比例达到85%以上，劣于Ⅴ类的国控断面比例低于2%。

长江水质的改善依赖于长江流域城市与农村水环境综合质量的改善与提升。其本质是对于流域单元内产汇流过程的有效管理，以及从源头到下游河流不同尺度空间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需要以流域为视角，生态系统为基础，系统分析污染物负荷与时空变化情况并建立其与水质之间的关系。在水环境治理策略的选择上，除了传统的灰色设施，蓝绿空间的生态修复有时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水质问题，同时还能够带来水源涵养、减少城市洪涝风险、缓解热岛效应等协同效益。具有系统性思维、考虑自然要素的水环境治理能够降低水环境管理的长期成本，同时也会为居民创造更美观、宜居、有弹性的城市。

目前， TNC引入水基金模式，在杭州龙坞以及浙江千岛湖探索社会参与的水源地保护长效机制，基于生态治水的方法，在上游实施农业最佳管理实践、恢复森林和河岸带修复等，减少下游营养物质和沉积物等非点源污染，有效降低水处理费用，促进下游受益者通过捐赠和投资方式参与水源集水区保护。和合作伙伴一起，TNC希望探索推进多元化的水源地保护方式。

生态流调度，促进长江鱼类的种群数量恢复

三峡大坝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其上游的金沙江是我国最大的水电基地，拥有四座世界级的巨型水电站，是“西电东送”主力。同时，长江上游主要支流岷江、大渡河、雅砻江、乌江和嘉陵江都或已进行了大规模的梯级开发，或启动了大规模规划。这些密密麻麻的水电站，不但是河流生态系统的一个个阻隔点，同时也已经显著改变了坝下的水文情势，进而对栖息于此的水生生物造成显著影响。

以三峡大坝为例，2006年三峡大坝蓄水之后，根据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所掌握的长江鱼类监测数据，三峡大坝以下四大家鱼在春季的鱼苗发生量减少了90%以上。根据《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2010》，2009年5-7月，坝下监利江段“四大家鱼”鱼苗径流量为0.42亿尾，比上年减少76.9%，是蓄水前（1997-2002年）平均值的1.7%，苗汛过程不明显。

通过生态流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坝水库对水文情势造成的负面影响。针对三峡大坝对下游流量过程的改变，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与长江水资源管理委员会、三峡总公司协商，从2011年春季开始调整三峡调度，为下游四大家鱼模拟春季涨水过程，刺激其产卵。三峡水库自2011年以来，在七年中实施了九次生态调度，宜昌下游四大家鱼自然繁殖总规模接近20亿颗，其中通过生态调度累计促进四大家鱼繁殖规模达到8.63亿颗。与此同时，TNC从2005年开始和三峡总公司探讨在金沙江下游梯级电站设计、施工和运行阶段考虑生态流，以最大程度减小对下游长江上游珍稀和特有鱼类保护区的影响。目前，TNC与三峡总公司已初步完成了针对金沙江下游现有两座水电站的春季生态流实施方案，三峡总公司也在今年开始试验性实施金沙江下游的春季生态调度。

就长江流域高密度的水库群而言，目前已开展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应从全流域的高度确定需要保护的水生濒危、特有或者旗舰物种，针对不同保护目标，划定具体保护的江段，明确其敏感窗口期和相应的水文过程需求，进而为产生影响的单个大坝或者梯级水电站建立生态流推荐方案，并逐渐推进生态调度，实现生态流适应性管理。

关键栖息地修复，让长江水生生物重返家园

长江流域近百年来的大规模堤防、水电、航道建设，以及围湖造田，造成了水生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江湖阻隔，大量栖息地丧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水生生态系统栖息地修复是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恢复的基石。在进行长江流域全流域范围的水生生态系统栖息地修复时，首先应在明确需要保护的水生濒危、特有或者旗舰物种的基础上，规划出应为各个物种所保留的栖息地范围，包括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等，以此制定长江干支流河漫滩、洲滩、岸线、湖泊、湿地以及河口滩涂等水生生态系统栖息地修复的总体规划。特别是需要重新建立长江中下游湖泊湿地与干支流的横向联系，继续实施退田还湖还湿，采取湖滨带生态修复、河湖水系连通、重要生境修复等措施，修复湖泊、湿地生态系统。这不仅有利于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也为建立更具有弹性的流域防洪体系奠定基础。TNC已经完成了长江流域19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的识别，可以作为这项规划工作的数据和方法基础。

目前，长江流域针对水生生物所建立的自然保护区数量和质量还非常有限，在保护区建设与科研方面的投入还略显不足。有必要优先从长江濒危、特有以及旗舰物种的关键栖息地中选择一批生态条件较好的水生生物保护区进行重点打造。加强机构保障、创新管理模式、引入多方资源、提升科学保护水平并形成优秀示范，以点带面推动长江流域的水生生物保护区建设。2018年，TNC与监利何王庙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华容集成长江故道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签订了合作协议，以共同致力于提升保护区的科学管理水平，加强保护区内以长江江豚为代表的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

此外，长江肩负着航运、水力发电、供水灌溉等诸多社会功能，航道、干支流上密布的梯级水电站和水库依然要正常运行，发挥其社会功能。在此背景下，需要选择一些开发强度较低或者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支流进行水生生态系统修复，作为对干流开发建设的生态环境保护替代补偿方案。2015年，三峡总公司启动了黑水河生态修复项目，作为金沙江下游水电梯级开发的替代补偿方案。TNC借助自身在美国开展河流生态修复的经验，以顾问身份参与了黑水河生态状况评估和生态修复规划方案比选的过程。长江流域水电开发的大潮已经逐渐放缓，很多近几十年来开发的小水电、小水库已经不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选择其中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开展生态系统修复工作，对于整个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