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漪

摘 要：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自我革命”精神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里进行的适应性调适就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中國共产党不断适应外部环境，提高自身战斗力的路径依赖;这种精神已内化为中国共产党共同的价值观。在新时代，面对新形势，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更加坚定，态度更加坚决。

关键字：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组织环境;自我调适

今年6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以坚定的政治勇气推进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取得一切成就的重要原因。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当其时，学术界关于自我革命的讨论有很多。本文基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旨在探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推进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

一、“自我革命”的学术逻辑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上看，革命是指人的一切改变客观世界和改变现存事物的活动。革命性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既是革命党又是执政党。

革命的种类有很多。从政权是否发生变更的维度上，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改革这两种形式。

政治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主要内容，同时又是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政治任务。中共一大纲领就指出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政治纲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无产阶级首先要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有过一段曲折探索的历程。理论上看，这种挫折主要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片面性理解和割裂性解读。将革命简单的等同于政治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以致于在和平建设时期实施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开放伟大决策是对马克思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升华。在和平建设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取代敌我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通过改革即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方式来解决。改革开放四十一年的实践成果也已经证明了这一抉择毋庸置疑是正确的。

政治革命和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展依赖于强有力的政党领导。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使命主要有两个：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培育现代社会;二是实现政党自身的适应性调适。中国共产党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培育现代社会的领导者，起主导作用，因此强有力的党组织是第一个使命的重要保证。也就是说第一个使命的实现依赖于第二个使命提供的组织保障。

政党的自我调适就是“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是以政党自身作为对象，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创造性为目标，通过自我警醒、自我审视、自我总结、自我超越以达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目的。

二、“自我革命”是不断适应外部环境，提高自身战斗力的路径依赖

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是组织社会学的重要内容。组织是一个不断与外在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环境的特点及其变化必然制约组织活动方向和内容的选择。环境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外部环境一般指组织所面临的各种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状况等，它是组织生存的土壤。组织和环境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被动适应，当组织发展到一定发展阶段后可以改造和创造环境以服务于组织目标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组织，始终处在特定的外部环境之中。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党的组织领导者经过与组织成员的热烈讨论最终统一了全党认识，作出了中共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决定，并确定了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随后汪精卫制造七一五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合作宣告破裂。此后蒋介石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

组织变迁常常是由环境的变化引起的。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促使中国共产党反思组织自身机构的缺陷。在著名的八七会议上，共产党及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陈独秀作为组织领导者的一切职务，重新分配了组织权力，经过讨论作出了新的组织决策部署即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和发动秋收起义的决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后政治环境极度恶劣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审视了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在组织沟通后及时进行了纠正，制定了新的组织决策，从而成功的挽救了党的事业。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改编后的红四军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围剿，成功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此背景下，党组织内部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在组织成员方面，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加入党组织。1928年党的六大对党员队伍成分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76.6%为农民，6.9%为知识分子，0.8%为士兵，工人只占10.9%。士兵和党员成分的复杂性使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组织内部不断滋长，直接影响到组织行动的开展。另外，在组织领导层内也发生了分化，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等原则问题上领导者也未能形成一致意见。组织领导内部在价值体系和目标上的对立产生了激烈的组织冲突。白砂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组织的指导原则上的问题使得工作完全无法开展。基于此现实，他甚至提出了辞职，“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1]这种情况直到“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召开才得到解决。《古田会议决议》基本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确定了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组织的建设。

这次来自组织内部的危机由于党组织及时适应新的革命形势进行适应性调适而得到成功的解决，极大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古田会议结束了组织内部的分歧，巩固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

权变理论是一种随机应变的理论，它否认存在着某种适用于一切场合的“最佳”领导方式。权变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一个领导者所能取得的成效取决于他的领导方式是否存在着某种适用于他所处的具体环境条件。[2]毛东泽既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导人，也不是上一任组织领袖指定的继承人，相反他曾长期处于党组织内部的边缘位置，毛泽东在党内核心领导地位和个人权威的确立和他本人实事求是，机动灵活、不墨守成规的领袖品质密切相关，任何时候他都是从具体情况出发制定路线方针，而不是求助于固有的经验套路。可见，毛泽东同志是深谙环境对组织的重要作用。

三、“自我革命”精神普遍化为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的价值观

组织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才能逐渐被制度化。一般来说，组织文化的形成需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创建阶段、群体认同阶段、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共同价值观的普遍化。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是伴随着党史不断形成确立的。每当党内形势发生变化，新的矛盾出现时，组织领袖通过自我调适的方式，化解组织冲突，继续朝着组织目标前进。“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处理问题，战胜各种错误路线的宝贵经验，这也是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和世界上其他政党的重要特点。通过一次次的“自我革命”将组织内部过时的指导思想，错误的路线方针，低效能的组织结构及时更新处理，革故鼎新，最终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个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先进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党史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这过程中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体系为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这过程中也形成了很多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成果，如全面从严治党管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等，并且其中部分思想成果已经制度化为组织制度和组织目标。

中国共产党自我调适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体现在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更加坚定，态度更加坚决。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组织内部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以坚定的政治勇气进一步推进“自我革命”。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自我革命”观，如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必须首先进行“自我革命”，继续保持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勇于破除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于如何做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工作，总书记有很多精彩的阐述。要正确处理好“四个自我”关系。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是党的“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和具体体现。这“四个自我”是紧密联系、辩证统一的关系，既有破又有立，既有治病之法又有强身之举，既治“已病”又治“未病”，是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制胜法宝。要坚持“四个统一”。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推进“自我革命”要重点突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领导在组织结构框架内起着主导作用。领导是影响组织运转的重要因素。在推进“自我革命”的过程中，组织领导者们要以上率下，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带头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带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从时间上看组织目标包括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中国共产党的长期目标即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一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党组织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自我革命”的勇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中所指出，我们党长期以来取得的所有成就，原因就在我们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则在于我们党具有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宝贵精神。在未来追梦的道路上，我们党依然需要通过“自我革命”来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战斗力。

注释：

[1]杜中武、钱立勇.古田会议召开前红四军党内争论的缘起及发展辨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6）

[2]于显洋.组织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287页

参考文献：

[1]赵雅琳.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涵[J].甘肃理论学刊，2018（3）

[2]张晓芳、王培·原因·路径·旨归：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三维透视[J].实事求是，2018（6）

[3]胡柳娟.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政治逻辑[J].贵州社会科学，2019（4）

[4]张艳娥.习近平“伟大社会革命”论的理论创新和现实价值[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