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鸟

每天清晨走进公园时，他总要在那位盲眼老头面前徘徊好久好久。盲眼老头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只鸟笼，笼里养着一只他叫不上名的鸟儿。鸟儿一身丰泽的羽毛油光水亮；一双乌黑的眼珠，顾盼流兮；叫声清脆悦耳。更重要的是，那只鸟有一个令他怦然心动的名字——阿捷。每次，盲眼老头用父亲喊儿子般亲昵的口气“捷儿、捷儿”地叫着那鸟儿，教那鸟儿遛口时，他的心就像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一般，令他踯躅不安。

退休后，他除了每早来这公园里遛遛达达外，不会下棋，不会玩牌，对侍弄花儿、草儿，养狗儿、养鸟儿也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但自从见了盲眼老头养的那只鸟儿之后，他就莫名其妙地从心底生出了一种欲望——无论如何也要得到这只鸟儿！

有了这种强烈的占有欲，他就千方百计地去接近那个盲眼老头。

盲眼老头很友善，也很豁达。没费多少力气，就和他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简直有点喜出望外。

盲眼老头孤苦伶仃一个人。每天早晨他便准时赶到公园去陪老头一块儿遛鸟。他把那只鸟看得比什么都贵重。隔个一天两天，他便去买很多鸟食，送到老头家。他和老头一边聊着天，一边看鸟儿吃食物。常常就看得走了神，失了态。

好在这一切，盲眼老头无法看见。

有一天，他终于有点按捺不住了，对盲眼老头说：“你开个价，把这只鸟卖给我吧。”他的话说得很诚恳，可盲眼老头听了，先是吃了一惊，继而摇了摇头：“这只鸟儿，怎么我也不会卖的！”

“我会给你掏大价的，”他有些急了，“万儿八千，你说多少，我掏多少。”

“你若真的喜欢这种鸟的话，我可以托人帮你买一只。”盲眼老头也极其诚恳地说。

“我只要你这只！”

不管他好说歹说，盲眼老头自然是不卖。此后又交谈了几次，老头仍然是那句话：“不卖！”一次次的失望，使他感觉到自己的心像堵了一块什么东西似的，便病倒了。他心里明白是因为什么。

几天以后，盲眼老头才得知他病了，而且知道是因为这只鸟儿。

他虽然对鸟儿是那样恋恋不舍，还是咬了咬牙提了鸟笼拄着拐杖来到他家中。

“老弟，既然你喜欢这只鸟，我就将它送给你吧。”

听了这话，他激动得差点掉下泪来，从床上忽的坐起来，一把握住老头拄着拐杖的手，久久地不肯放下。

“老弟，其实它不过是一只极普通的鸟。我买的时候才花了十多元钱。不过，这多年……”

“老兄，你别说了。我想要这只鸟，并没有将它看成是什么名贵的鸟。”

几天后，盲眼老头又拄着拐杖去看他，也是去看那只鸟。可是进屋时，却没有听到鸟的叫声。盲眼老头忍不住了，问：“鸟儿呢？阿捷呢？”

许久许久，他才说：“我把鸟放了。”他没敢正眼去看盲眼老头。可他能想像得出盲眼老头听了这话时那种满脸诧异的样子。

“什么？把鸟放了？你怎么可以放了阿捷呢？”果然，盲眼老头说话的声音变得异常激动。

“是的，老兄。我把鸟放了。你不知道，我这一生判了几十年的案子，每个案子不论犯法的是平民百姓或是达官贵人，我都觉得自己是以理待人，判得问心无愧。可是我却判错了一个案子。当我发现了事实真相后，未来得及重判，他就病死在牢狱里了。我現在不在岗位了，这事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可自见了你提的鸟笼和笼中那只叫阿捷的鸟儿后，我的心就再也不能安宁了。老兄，我错判的那个青年也叫阿捷呀！”他说着说着泪水扑面而下。泪眼朦胧中他发现，听了这话盲眼老头竟变得木木呆呆，慢慢用手去擦拭那双凹陷下去的眼睛淌出的泪水，但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几年后，盲眼老头先他而去了。他亲手为其操办后事。就在为盲眼老头整理遗物时，从盲眼老头的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后生。他看着看着，不禁心头一震：这不就是那个被错判的阿捷吗……

美丽乡村

那天早上，他刚一进办公室，电视台的总导演就找到他。这多年，电视台和他有很多合作，他和总导演都合作成朋友了。

他一看是总导演，就开玩笑说，是不是又要我赞助？我都成了你们电视台的钱袋子了。

总导演接过他递过来的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你说说，你除了钱，还能有什么？

开过玩笑，总导演才言归正传，说，电视台准备拍一部关于乡村记忆的纪录片。地点选在你老家的那个村子，这一次，不要你出钱，但你得给我们帮帮别的忙。

他的老家距县城有七十多里，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小山村。村子里的房子、门楼、院墙以及鸡舍、猪圈、牛栏清一色都是用青石板砌成。虽然没有街道，但户连户，舍连舍勾连成一片，错落有致，看起来特别的美。他虽然离开村子多年，每年总会回去转上几次。这多年，他在城里盖起了一栋栋大楼，心里却总是割舍不了那些石板房。那里每个角落都有他美好的记忆。

一听说在他老家拍电视片，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你要我做什么？

总导演说，是这样的，我们已到你老家那个村子踩过几次景了，一切都满意。唯一缺的就是人了。

缺人？他有些不明白。

是的。你的老家你知道。这几年村子里的人外出的外出，搬走的搬走。那天我们去村子踩景时才发现，偌大的一个村子几乎成了空村。只有四五户人家，而且都是老人。

他说，这我知道。

总导演说，问题是，我们拍纪录片，不能拍个空村子吧，那么好的景致，没有人，拍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你想想，一个有人声有狗叫又有炊烟的村子出现在电视里该是多么美的画面呀。

他明白了总导演的意思，可这比出钱的难度还大。

别给我说难。我知道你的能耐，凭你在你村里人的威信，这事对你来说就不算个事。

这事还真是个事。

送走总导演，他就开始给村子里在外的人打电话。

一开始，大家听说要在老家的村子里拍电视，都兴奋得不得了。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还都装着老家村子的。可一说到具体的事情上，问题就来了，有的说生意忙走不开，有的说小孩要上学得照看，推三挡四找各种理由。

尽管难度大，最终他还是作通了全村人的工作。他答应所有人，回村拍电视的那几天生意上的所有损失都由他来承担。

事情总算定了下来。

竟然还有一个意外之喜。村子里一户准备给小孩结婚的人家，也被他说动，决定将婚礼搬回村子里举行。

在摄制组开拍的前两天，他和村里的人相约着，拖家带口地回到了村子里。

那时孩子们刚好放寒假。为了还原生活，他还特意买来了红辣椒、玉米棒子，将它们串起来，挂在各家各户的山墙上。石板墙红辣椒，一下子将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过去的岁月。

生活其实是不用导演的。大人们平时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火塘里生起火，围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小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像自由的小鸟一样，在村子里追来跑去。偶尔的响起一声两声的狗叫，村子就一下子活起来了。

电视开拍的第二天，那户给小孩结婚的人家，门上贴上红红的对联，场院里摆起了酒席，全村的人都来喝喜酒。主家还请来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地热闹了起来。大家几乎都忘了拍電视的事。

电视片拍得是异常的顺利，杀青的那天，总导演握着他的手说，多么好的乡村生活呀，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呢。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下雪，要是下一场雪，孩子们再在村子里打雪仗，堆上雪人就更有意思了。

送走摄制组的那天晚上，他让老婆将炕烧热，美美地睡了一觉，这多年他真的没有好好睡过一次安稳觉。瘦田，老婆，热炕头的日子真是好呀。

早上起床，他一打开门，外面竟然下起了雪。昨天晚上他已想好，和大伙商量一下，这个春节就在村子里过吧。

转过墙角，他却发现，村子里好多人正在将他们带回来的行李往公路上搬。那里停着他们开回来的车。有些手脚麻利的，已经将车发动了起来。

他们是在准备回城了。

怎么就不能在村子里过一个年呢。

他回过头往村子看去，此时，整个村庄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雪越下越大了。那纷纷扬扬的大雪似乎要将整个村子掩埋掉。

父亲的电话

父亲真是老了，耳朵越来越聋，你在他耳朵旁扔个炮仗他都不会有任何反应。

以前，闲下来时，他会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和大家说些家长里短，听听村子里的大情小事。或者一个人泡一缸子老茶，抱着收音机，坐在院子里听花鼓戏，听秦腔。一声狗叫，他都能分清是谁家的狗。可现在，他的耳朵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好像在里面修了铜墙铁壁。树上的鸟不再叽叽喳喳了，鸡不鸣，狗不叫了。世界于他来说，只有一个字：静。

那时，母亲的身体还好。我们给家里打电话时，就打给她。然后，母亲再把我们通话的内容及问候，借助手势以及他们一起生活几十年的经验，传达给父亲。

父亲耳朵聋，口齿却非常清晰。他声音洪亮。母亲比画一句，他就会嗯，哦，唉，呀地说一句，以表示母亲转述的话他听明白了。

末了，他就会对母亲说，告诉儿子，我们啥都好着哩，放心吧。”

自从父亲的耳朵聋了之后，我们几乎很少和他说话了。许多时候，他总是答非所问。和他说话，说了等于没说。

但父亲并不是不说话了。比如喂猪，喂羊，喂鸡时，父亲就会情不自禁地和它们说：“狗东西，这么好的吃食，还挑挑拣拣的。”或者说：“别抢呀，都有份的。”这样的话，他能絮絮叨叨说上半天。

父亲年轻时，脾气不怎么好，而母亲呢爱唠叨。两个人常常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一言不合就吵吵起来。那时候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烦不烦呀，整天就跟个麻雀似的叽叽喳喳个没完。现在，父亲的耳朵聋了，母亲一下子也安静了下来，母亲说什么父亲都听不见，就不说了。倒是父亲说什么，她都言听计从，像个小媳妇似的。

有一次过节回家，我们和母亲开玩笑说：“娘，你看爹现在的样子像不像个领导，说啥你都听，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母亲说：“你以为他能？我是让着他。现在，他什么都听不见了，和他吵他听不见，骂他他也听不见。他现在就剩下一张嘴了。”

父亲的耳朵聋了，家里的氛围却是越来越和谐了。

过年时，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又说又笑的，父亲坐在那里，虽然听不见我们说什么，但见我们笑，他也跟着笑。他将他的孙子抱在怀里，掏出一个红包塞进孙子的手里。孙子拿着红包，将嘴凑近他的耳朵说，谢谢爷爷。这一次，父亲竟然听懂了，说，不用谢！

我们大家都笑，说父亲这句话是胡蒙对的。

春天的时候，母亲病了。中风。事先没有一点征兆。一切都来得很突然。

从医院里出来时，母亲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口齿不清，每说一句话都相当费力。她坐在轮椅上，经常为要一件东西，或者要办什么事，憋得脸红脖子粗。而我们却不知所云。倒是父亲，母亲说什么，他一下子就听懂了。父亲说，你娘说，她出院了，这病一时半会儿不会死，也好不了多快。她说你们都耽误了这长时间了，你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该回去上班了。

听了父亲翻译过来母亲的话，我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说真的，我们去上班了，家里怎么能放心得下？母亲能听见我们说的话，却表达不出来，而父亲能表达，却听不见我们说什么。这以后，就是给家里打个电话，也是个问题。

父亲见我们愣在那里，似乎明白了我们的意思，他说：“你们放心上班去吧。我虽然耳朵背，可我身体好着呢。我能照看你娘的。你们也别担心，你母亲说不了，可耳朵灵，我呢，听不见，却还能说。

以后你们打电话了，我们两个人合起来接听。”

为了证明这种办法可行，我们进行了一项模拟实验：我们将母亲的手机放在了她的轮椅旁，拨响了电话，母亲听见电话铃声响起时，通过肢体动作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了父亲。父亲拿起电话接通后，直接放到了嘴边。他说，你娘好着呢，我也好着呢，放心吧。

然后挂了电话。

回到城里，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时，那个画面一直就在我的脑子里，像电影一样。而且，每次电话接通，父亲永远都是那句话：“你娘好着呢， 我也好着呢， 放心吧。”

而我，几乎什么也不用说。

作者简介：芦芙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

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青年文学》、《雨花》、《长江文艺》、《作品》、《小说选刊》等刊。出版有小说集《一条叫毛毛的狗》、《袅袅升起的炊烟》、《扳着指头数到十》等多部。曾获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商洛文化》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