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媛

【摘要】 壮剧《我家住在铜鼓岭》以对铜鼓岭扶贫为主题，通过田桂花、莫副乡长、兰三等人对铜鼓、吊脚楼等少数民族遗产文化的存留与发展引发的冲突，从而抛出在当前扶贫攻坚的情况下如何扶贫的问题。田桂花以文化扶贫、莫副乡长以经验扶贫、兰三以执行扶贫，不同的扶贫态度交汇聚焦，构成强烈的戏剧矛盾，引发扶贫的具体案例。其核心思想是扶贫不只是怎么脱贫，更是如何走进新时代文化，追求新生活，重构文化扶贫，借此抒发了剧中人物的故里情怀。该剧可从扶贫主题、民族符号、故乡情怀三个关键词展开，来架构整出戏的故事结构及文化内涵。

【关键词】 壮剧;《我家住在铜鼓岭》;文化扶贫;民族符号;故乡情怀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由广西戏剧院壮剧团创编的大型现代壮剧《我家住在铜鼓岭》，是2018年全国舞台艺术现实题材创作计划剧目，同时入选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14台）展演剧目。该剧讲述了某文化站副站长田桂花临危受命，到铜鼓岭进行扶贫攻坚，以自己智慧与实干解决了扶贫过程中遇到的三多问题：干群矛盾多、老少光棍多和迷信活动多，因地制宜地把铜鼓岭打造成独具一格的文化特色旅游之地，并帮助父老乡亲走上了致富之路的故事。与同样反映扶贫攻坚、由广西德保县马骨胡艺术中心推出的壮剧《第一书记》直接讲述主人公作为第一书记的成长历程不同，《我家住在铜鼓岭》内容更加丰富、结构更加严谨、矛盾更加聚焦，没有简单地以田桂花扶贫而述扶贫，而是透过扶贫本身探讨文化扶贫的可行性以及如何充分发挥文化及群众的积极性、如何更好地融入新时代生活等，有着更丰富的文化延伸和内涵。同时，通过对文化扶贫的重构，重新认知民族符号在扶贫视野下，特别是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价值意义。

一、文化攻坚的扶贫主题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要求;2014年1月中央详细规定了扶贫工作模式和计划;2015年1月云南首个扶贫点的试行调研开启了精准扶贫的实施。为了配合中央的扶贫精神，中国文艺界创作了一批扶贫主题的作品，中国戏曲舞台也不例外。壮剧《我家住在铜鼓岭》的创作虽也以扶贫贯穿全剧的主题，但是已从早期以扶贫而扶贫的创作思想转向了更加深刻、成熟的现实问题思考，并以具体的事例论证了文化扶贫攻坚的可行性。该剧通过对剧中三个主要人物——田桂花副文化站长、莫副乡长、兰三屯长的塑造，在呈现扶贫过程中司空见惯的几种态度和作风、抛出扶贫过程遇见的典型性問题并追寻如何解决的同时，尝试着以文化的形式对扶贫进行重构，探寻文化扶贫的真正内涵与意义。

（一）经验者——莫副乡长

莫副乡长长期主持一线工作，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但他主张唯工作完成论，至于工作完成之后的成效如何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他对田桂花去扶贫的唯一要求：“田站长，你去铜鼓岭，按照我的规划措施执行就可以了，年底扶贫验收，我结项，你走人！”因此面对被田桂花打乱的扶贫计划，莫副乡长怒火朝天，不由分说直接撤了田桂花的职务。他扶贫的目的在于完成上级交代的扶贫任务、达到验收的要求、平安过度到退居二线，至于是不是真正的脱贫不是他关注的问题。然而他又不是无所作为，为了摘掉铜鼓岭贫困的帽子，他不辞辛苦拉来开发商，跑来跑去不厌其烦地申请上级层层部门的同意。问题在于他目光只关注暂时性的脱贫，却没有想到长远的发展，思想也有点顽固不化，没有因地制宜地制作脱贫计划，既看不到铜鼓岭自身的人文景观，也不听田桂花的建议，一意孤行，忽略铜鼓存在的价值，执意认为拆掉吊脚楼势在必行，以便在规定时间内实现全村统一规范化的建设和管理。

莫副乡长这样的领导干部在扶贫攻坚中无处不在，他做事更多地依赖于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理所当然”地进行判断，喜欢独断。这样做的弊端是“一刀切”，没有真正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还存在一个巨大的隐患：无意中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及人文景观，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诚如田桂花在剧中所言：“这木楼这门匾，就是铜鼓岭丰碑一座，若拆除，只怕以后难以复制难以复原悔恨多。”

（二）执行者——乡村干部兰三

兰三是土生土长的铜鼓岭人，了解村民的各种状况，对村民的个性也了然于心，他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手段，急于表现自己，寻求升官之路，但也是有一定的担当，也愿意为百姓做服务工作，亦如他的自我剖析：“我兰三，二十多年做村长，政绩平平熬时光。想表现，无风难起浪;找机遇，苦思冥想没良方。欣喜得，扶贫工作掀热浪;铜鼓岭，统一拆掉吊脚楼建新房。我与开发商，立下军令状，但愿得，年底能上扶贫光荣榜！”对于莫副乡长，他唯马首是瞻，想借助扶贫这个机会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以期得到领导的赏识，因此他不遗余力地践行莫副乡长的指示;对于田桂花的到来，他由开始的揶揄到极力讨好，由不服到心服口服，感动于田桂花代他向韦奶奶认错，也最终认识到自己强拆的错误而向韦奶奶道歉;对于韦大锤在村里打铜鼓的行为，他简单粗暴地以“迷信活动”进行罚款;对于“钉子户”韦奶奶，在做多次思想工作不行的情况下，他先忽悠韦大锤和二宝签了拆迁协议，再半夜找人去韦奶奶家强拆，有着强硬的手段。总之，兰三懂得察言观色，但是不失诚意与干劲，有着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他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但实际上在村民中的地位却不高，虽是屯长但也是农民，我们从群众对他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出：

韦大锤：兰三，你认得这个咩？——（竖一食指）

兰  三：手，手指？

韦大锤：一指禅，我戳、戳、戳……

兰  三：你想做什么？韦大锤：我今天想戳人！

韦大锤：哪个罚我钱，我就戳哪个，我把他往死戳。

这或许也是他“唯执行论”、以“执行”作为最高准则、一直期待着升官、出人头地的直接原因。

（三）实践者——副站长田桂花

田桂花有二十几年的县文化站的工作经验，扶贫却是“临危受命”，无经验可谈，也遵循莫副乡长的脱贫路线——拆掉旧房，统一建新房，引进旅游，达到人人有房住、家家有新房——脱贫。然而新房建成，如何发展旅游、如何带动群众却没有考虑在内。这样的脱贫路线显然是敷衍了事的，为了扶贫而扶贫，正如莫副乡长所言：验收扶贫成果，走人退休。这明显是违背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精神。田桂花在执行莫副乡长的扶贫指示过程中，遇到了誓死捍卫吊脚楼的韦奶奶;钟情于打铜鼓的韦大锤……由此也使她忆起了小时候在吊脚楼躲风躲雨听铜鼓声的过往。田桂花作为一位有着丰富文化经验的工作人员，即时意识到这种“一刀切”扶贫方法的弊端，于是自作主张地调整了扶贫计划：核心是以文化带动产业的发展——保留吊脚楼、申请非遗、发展特色产业等。她了解农民的个性，与尤菜花演了一场戏，让韦二宝走出“因病致贫”的阴霾;勇于承担承包带来的后果，让二宝无后顾之忧，激起二宝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为韦大锤申请了铜鼓造技非遗传承人的称号，让爱捶铜鼓的大锤有了展示自己的空间和机会;保住了吊脚楼，并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地方特色产业的生产，真正做到了以文化带动产业发展的实践;同时也让群众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不仅是物质致富，也是精神脱贫致富，敢于融入新时代生活。

由此可见，田桂花扶贫的实质是依赖于铜鼓岭本身的，践行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理念，挖掘铜鼓岭的文化价值，做到“物尽其用”;发挥群众自身力量，尽可能地“人尽其才”;引进投资是“借花献佛”，使得铜鼓岭在保留自身风采的同时锦上添花。田桂花的扶贫真正地体现了文化扶贫的本质：“一些民族地区的文化扶贫，把开发和保护、传承与创新、文化和生态等紧密结合起来……只要保持个性与特色，不搞‘千人一面‘千村一面的‘面子工程，就会让文化与旅游的嫁接显出独特魅力。”[1]

三个人物，通过“村头缠村官”“保护鼓王宅”“负荆带请罪”等场次，充分地体现了不同人物的个性与特性，把扶贫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通过具体的事件、以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莫副乡长、田桂花和兰三也因在扶贫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体现了在城乡建设中人与人之间因观念冲突、思维模式冲突、生活习性冲突聚焦于扶贫冲突，加剧了戏剧的矛盾冲突，强化了戏剧的紧张和故事的张力，增加了戏剧的可看性，以此重构文化扶贫在当下扶贫过程中的可探讨性。

二、铜鼓岭彰显的民族符号

作为一出以扶贫为主题的壮剧，《我家住在铜鼓岭》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反映壮族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实践，并着意阐述铜鼓和吊脚楼等民族符号在该剧中的根本内蕴，使该剧充满生活气息及文化地域特色的同时，让观众认知民族符号对于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意义。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中认为：“没有哪种知觉不包含在神秘的复合中，没有哪个现象只是现象，没有哪个符号只是符号。”[2]170铜鼓作为壮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既表现壮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亦是他们独特审美意识的体现。因此，壮族人民把铜鼓看作传家宝，十分珍惜，并千方百计地保存下来，使之世代相传。而吊脚楼是苗族、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土家族等族传统民居，它依山傍水而建，充分地体现了这些少数民族先人的智慧和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观。因此，无论是铜鼓还是吊脚楼，在剧中都具有深刻的内蕴，它们深化了剧中扶贫的主旨思想，把内涵进一步丰富延伸。

（一）铜鼓是铜鼓岭的魂魄

銅鼓之于壮族人民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千百年传承中，铜鼓被壮族人民以及周边地区甚至东南亚各国人民视为通神‘神器和权利‘重器，也被当作乐器。”[3]32同样，铜鼓岭之所以为铜鼓岭，是“村因鼓响村名改，铜鼓岭，三百多年不断鼓声一脉响！”铜鼓在铜鼓岭的峥嵘岁月，在该剧的开场已不言而喻：开场展现的十几面大大小小的铜鼓，无论是铜鼓形状大小本身，还是铜鼓震天动地的敲打声，场面极其震撼！这样震撼人心的大场面一来是暗示了扶贫的轰轰烈烈;二来是显示了该剧剧种的民族个性;三来呼应铜鼓岭的辉煌历史。全剧在“扶贫”的背景下，紧紧围绕着“铜鼓何去何从”这一潜在的问题展开：铜鼓是迷信还是“非遗”？铜鼓是保留还是铲除？铜鼓有用还是无用？可见，铜鼓作为剧中民族元素的特写，不仅营造了声势浩大的舞台场面，渲染了热闹喜庆的氛围，展示了民族文化的符号，也贯穿、推动整个剧情的发展。

事实上，该剧关于铜鼓的运用，不仅在于从宏观上以铜鼓贯穿、推动剧情的发展;而且在微观上，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向观众演绎了铜鼓在铜鼓岭的前世今生，回应了铜鼓的去与留问题;并通过众人对待铜鼓的不同态度——田桂花的爱惜、莫副乡长的忽视、兰三的冷漠、韦大锤的热爱等，使该剧内容更加丰富，剧情矛盾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我家住在铜鼓岭》向观众揭示了铜鼓的三个文化层次：首先，铜鼓作为一门打击艺术，它频繁地运用于壮族人们生活的日常，所以在剧中，无论是开场、结尾场面宏大的打鼓表演，还是韦大锤走村串户打鼓消灾降福，都体现了铜鼓的日常性;其次，铜鼓作为一门铸造技术，从铸鼓材料、纹饰呈现、形状大小等方面都相当讲究，以此，如何发展、推广铸鼓技术，是田桂花在扶贫过程中重点考虑的问题;最后，铜鼓作为一门传承艺术，作为壮族文化的代表，它不应只在壮族民间传播，而应该走向更广大的天地，让世人都知道铜鼓的魅力，知道壮族文化的民族性。正因如此，剧中既展示了铜鼓款式的多样性——大小的不同、纹饰的不同、鼓声的不同;也展示铜鼓表演的多元性——动作有力又柔美、鼓声铿锵又低沉、歌声浑厚又清亮、场面宏大又有序，充分地展现了铜鼓文化的多维性，让观众对铜鼓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理解。

（二）吊脚楼是铜鼓岭的丰碑

关于剧中时时提到的吊脚楼，它是继铜鼓之后，能同样突显壮族文化的民族符号。事实上，吊脚楼在剧中的一再提及，不仅是它能体现壮族人们的生态环境，体现壮族的建筑物特点，亦在于吊脚楼“依山傍水”天人合一的生态模式暗示了扶贫的根本在于“因地制宜”。然而我们在扶贫的过程中似乎已经忘了扶贫的初衷，忘了扶贫不是现象扶贫，而是从根本上扶贫。韦奶奶誓死捍卫吊脚楼的完整，因为她清楚地认识到吊脚楼对铜鼓岭、对韦家的重要性：吊脚楼是铜鼓岭的图腾，是韦家祖宗的象征，没有了吊脚楼，铜鼓岭还是铜鼓岭，韦家还是韦家吗？在这，吊脚楼已经不是简单的少数民居建筑构造模式，而是铜鼓岭的文脉——对田桂花而言，是为她遮风挡雨的儿时记忆;对韦家人而言，是对先祖遗训的一脉相承;对铜鼓岭而言，是其文化内涵的展示与延伸。然而，当扶贫只看到整齐划一的钢筋水泥房时，我们是否需要反思一下，扶贫难道就要抹掉以前的全部记忆吗？如此，铜鼓岭多寂寞！

吊脚楼作为与铜鼓息息相关的文化意象，同样承载着铜鼓岭的历史文化，风雨兼程。吊脚楼在“拆”与“不拆”的争夺，其实是以钢筋水泥为代表的新建筑模式与以木质建筑为主的古建筑之间的博弈，直接涉及文化遗产的去留问题。作为文化遗产的吊脚楼，其背后承载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如何在传统文化上衍生出的“新”文化，才是更具有根基、底蕴、特色和生命力，这恰恰又显示出民族文化自身的强大性。如此，当田桂花指出“这一片不能拆！不过，吊脚楼下今后再也不能养牲口。我们要建成一个文明、富裕、卫生、宜居的旅游特色村，同时将这老房子申报文化遗产”时，她对吊脚楼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做法，显得弥足可贵。

總的来说，作为壮乡，吊脚楼和铜鼓是铜鼓岭两个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可以说是铜鼓岭的丰碑与魂魄。正如剧中所言：“铜鼓声，响遍了村寨壮乡。接官亭，为衙门打鼓迎臣相;谷场上，为乡邻打鼓求雨解旱荒。西南比鼓，他上赛场，夺得头名响当当！朱氏知县拔银两，聚集工匠，造起了这座吊脚楼名扬四方。过路秀才题门匾，‘壮乡鼓王亮堂堂。”或许通过这个，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吊脚楼之于铜鼓岭、铜鼓之于铜鼓岭的文化意义，彰显了遗产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与独特性。

三、梦里魂牵的故乡情怀

壮剧《我家住在铜鼓岭》之所以能打动观众，除了它扶贫故事的真诚，民族符号内容的丰富，亦在于那挥不掉、剪不断的故乡深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历经扶贫的那些事，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到民族符号对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但是谁没有故乡呢？故乡是什么？通俗来说，即出生的地方——一个人最早安身立命的地方，它给予人最初的营养，无论人最终走往何处，最终割不断的是乡愁。

田桂花与莫副乡长回铜鼓岭开展扶贫工作，除了上级工作安排外，关键在于他们对铜鼓岭都怀有深深的反哺之情。对铜鼓岭的深情，他们是一样的，都希望铜鼓岭能脱贫，带领大家走上致富路，从此过上好日子;不同的在于，他们面对具体的扶贫现实时，采取了不一样的方式。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出缅怀故乡之情的戏剧。首先从音乐上来说，贯穿该剧的主题曲：我家住在铜鼓岭啰……我家住在铜鼓岭……我家住在铜鼓岭……，直接表达的是田桂花与莫副乡长这些走出故乡后的人的思乡之情;其次从人物行为来看，莫副乡长为了发展铜鼓岭，“我呕心沥血跑断腿，招商引资披星辰。打多少报告，跑多少部门，盖多少公章，找多少熟人，才换来整屯重建，脱贫规划上进程。散落农居变农田，规模产业作经营。菇场多方投股份，村民家门口把钱挣。”这其中的辛苦与用心良苦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对故乡怀有深情，期待铜鼓岭能摆脱贫困，焕然一新，他用不着这么劳心劳苦，毕竟他要的扶贫结果是“结项走人”而已。田桂花更是为了维护吊脚楼，宣扬铜鼓文化，不惜得罪上级领导。对田桂花来说，铜鼓岭是300多年的老村落，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着故事，更是她儿时记忆的再现。而记忆是一种被屏封了的情感，它需要物质载体去触摸。田桂花对铜鼓、吊脚楼的情有独钟，因为这些都是促发她故乡记忆的载体：“铜鼓声唤醒我儿时梦境，铜鼓声又打热我的一颗心！鼓声唤我，我唤鼓声。鼓音恋我，我恋鼓音。多少年，我对铜鼓爱不尽。”“我从小，曾在这吊脚楼下避风雨，曾在这吊脚楼上唱儿歌。离村后，梦里常见吊脚楼，拆了它，几多不舍与辛酸……”;同时多年的文化工作经验亦让她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这恰恰是很多人在扶贫过程中容易忽略的，过度地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且把经济与文化分开，亦如剧中兰三揶揄“文化人真是又愚又酸”，村民也一样。然而文化是什么呢？在田桂花看来，文化就是铜鼓、吊脚楼之于铜鼓岭，如果这些都没有了，铜鼓岭也就只是一个空壳，它以什么来突显自己的独特性？以什么来发展旅游业？开发商又有何理由来对你进行投资？而田桂花真是爱惜这些东西，所以她能看到它们的价值和意义：我看见了当年工匠手艺绝活，木质楼无铁无钉难以琢磨……看见一块门匾在诉说，鼓王子孙要将鼓艺代代传……这木楼这门匾，就是铜鼓岭丰碑一座。事实上，正如韦奶奶所言：“吊脚楼只能修不能拆，子子孙孙代代相传”，只有对这些“没用的东西”怀有深刻的感情，才愿意去了解、思考它。最后从结构形式而言，该剧是个圆形的叙事结构。从以编排铜鼓舞开场，以铜鼓表演结束;以主题曲“我家住在铜鼓岭”开启，以“我家住在铜鼓岭”结束。走了一圈，回到原点，曲到终场人不散，此时的铜鼓岭已经不是彼此的铜鼓岭——它把周边的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民居、风俗、技艺连成一片的开放性博物苑。人文深层语境下，田桂花从铜鼓岭走出去，最终回到铜鼓岭，这种带有生命轮回的不经意的安排，却正好说明了：故乡，才是我们最渴望回归的所在，呼应了该剧的圆形结构特征。田桂花被莫副乡长问责免职，不知何处何从，恍恍惚惚之时，是鼓声给了她温暖、给了她勇气、给了她方向，也在这个时候，她才真正地认识到：“我今方知，一个人无论离开老家多远，故乡情，永远是游子的热被窝！”

结 语

总的来说，壮剧《我家住在铜鼓岭》首先着眼于现实题材的扶贫主题，通过“文化扶贫”寓意文化的力量、价值、自信，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其次符号内涵的民族元素，最具壮族代表性文化遗产的铜鼓与代表少数民族天人合一的特色民居的吊脚楼，前者是对该剧内容结构的写实，后者是对该剧主题思想的写意，在虚与实中，尽显民族符号的博大精深;最后的艺术情感的审美走向、一系列想象与记忆构成了人物的情感与情怀，落在承载的物体，最终构建了其审美维度的故乡情怀。

参考文献：

[1]赵仙泉.文化扶贫应当因地制宜[N].中国文化报，2018-10-26（003）.

[2]（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沈海滨.壮族人的铜鼓文化[J].寻根，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