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志刚

十岁那一年，村里的供销社新进了一批足球鞋，淡绿色的鞋底，雪白的帆布鞋帮，鞋帮两边还胶印着一个带着火焰的足球，动感十足地飞向远处的球网。

我无数次地想象我脚上穿上那双足球鞋的样子，便央求母亲给我买。母亲说：“小子吃不得十年闲饭，想要？自己挣去！”

我听魁元爷爷说过，这样一双足球鞋需要17元钱。要知道，那时候我一个学期的学费也才10元钱呢！

为了能穿上那双足球鞋，也为了证明我不是个吃闲饭的，我决定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挣一双足球鞋。

我的老家在太行山区，有一种叫蝎子的东西，尾巴倒勾着，末端有个芝麻绿豆大小的毒囊，末尾还藏着根尖尖的毒刺，要是不小心被它叮上一口，肯定夠你受的。每年夏天，村里就会涌进来一拨又一拨收购蝎子的小商贩。每到夏天，捉蝎子也会很自然地成为村里人的营生。

我把一根筷子从中间劈开，中间横着夹上一小截火柴棍，再用母亲纳鞋底的麻绳三捆两捆，就做成了一个简单的镊子。然后，再找上一个厚实一点的塑料袋子，我就跟着村里的大人小孩出发了。

大人们捉蝎子都走到很远的山里，我们小孩子就在离家近一些的山坡上。三个一堆，五个一群，要是有谁发现了一只，临近的小伙伴用不着打招呼都会主动飞奔而至，有的负责掀开石头，有的负责撑开袋子，而负责用镊子捉蝎子的往往都是眼疾手快、技术最好的“带头大哥”。

山坡上的石头很多，并不是每一块石头下面都有蝎子。石头下面有的最多的是蚰蜒，就是长着很多条腿的蜈蚣，也有蛐蛐和蚂蚁，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小昆虫。要说最担心的是在石头下面遇到蛇。我就在一块石头下遇到过一条乌斑大蛇。那条蛇在石头下打了个卷儿，头和尾巴埋在石头缝里，能看见的就只有中间的一段。它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竟然天真地以为那是一段烂柴火，还鬼使神差地想把它拿起扔在一边。

那条蛇的身体攥在手里凉凉的，根本就不是柴火的温度，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它已经开始蠕动。我把它扔到一边的同时，也从五六米高的堰头上面一个筋斗摔了下来。我四仰八叉重重地摔在下面的一片麦子地里，胸口好像被敲过一记重锤，一口气憋在胸腹间，堵着闷着就是上不来。

还有一次，为了抄几步近道，我从一丛圪针窝里穿过，那种尖尖的圪针丝毫不亚于母亲纳鞋底的钢针，圪针尖划过我的皮肤，还能听见“咝咝”的声响。等我成功从圪针窝里穿过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胳臂、腿上到处都是圪针划出的血口子。这都算不了什么，更要命的是用来装蝎子的塑料袋子不知什么时候也底朝天了，里面的蝎子都逃之夭夭了。

那一刻，我哭了，泪水和着血水，在我的脸上肆意流淌。我第一次深深体会到生活的不易和艰辛。

大人在小商贩的眼里，都是客户，享受的待遇自然也高，给大人算钱都是无论大小一律用一杆细小的铜杆秤称量。对我们这些小散户，小商贩都是论个儿数，大的一只一毛，小的一只才给五分。

卖的次数多了，我们这些小散户也逐渐学会了一些讨价还价的技巧。有时候实在说不拢，我们也会做出一副着急的样子：“不卖了，不卖了，我们留着等老四来了卖给他好了！”使出这一绝招，往往奏效。

卖了钱，我便高高兴兴地把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末了再问一声：“娘，还差多少？”母亲会腾出一只纳鞋底的手，摸摸我的后脑勺：“快了，快了！”

整整一个暑假，我一门心思放在了捉蝎子这件事上。我固执地认为，天气最热的时候是蝎子最多的时候，我顾不上吃中午饭，更别说中午歇歇晌了。为了梦中的那双足球鞋，我不管不顾，村前屋后，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脚步，沟沟畔畔，我翻遍了山坡上的每一块石头。

一个午后，在收工回家的路上，我一遍又一遍计算着，怎么算也只有十六块五，还差着五毛钱，怎么办呢？

我把钱交到母亲的手里，心情忐忑地问：“娘，钱够了吗？”

母亲却笑着说：“够了，够了！”

那一刻，我发现母亲的笑脸和头顶的太阳一样刺眼，晃得我睁不开眼。我的头好像灌了铅，从未有过的沉重，两只脚却轻得像根羽毛，软得站不住了，怎么回事？我来不及想，就歪歪趔趔地倒在母亲的怀里。

等我一觉醒来，我已经躺在家里的炕上，炕沿儿边上放着一把椅子，椅子的靠背上用母亲纳鞋底的麻绳绑着一根长长的棍子，棍子上面吊着一个输液的瓶子，一根透明的塑料管滴滴答答连着我的手臂。我听见母亲在外间给医生算药钱，“总共二十三块五，您收好了。 ”

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第一眼就惊喜地看见那双朝思暮想的足球鞋正静静地卧在我的枕头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