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聪

香港有很丰富的史前以至历史时期考古遗址资源。目前，香港尚未有专业考古研究所，大专院校中考古学发展举步维艰。今后香港十分需要加强考古的田野工作。从教育及学术研究来说，我们也需要通过对内地考古的学习，了解华夏文明的渊源及发展历程，逐渐培养对本国历史文化的感情并心生敬意。

2018年9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香港举行“手铲释天书考古图片展览及系列讲座”。笔者十分荣幸参加了此次活动。这次讲座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所长主持。

一、香港与内地考古渊源

（一）香港考古醒觉与内地考古融合

从香港考古走向世界，一方面说明香港考古本身不能置身事外，必须要从中国内地，甚至世界考古学角度去探索（图1）。从这个意义说，香港考古学的成果同样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近三十年来，香港考古学研究正经历一场从外籍转移到本土的变化。1997年前后中国内地对香港考古学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图1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手铲释天书系列讲座之《从香港考古走向世界》简报封面

从1988年到现在，中国内地各地考古人员及大学考古系专业学者，多次到香港参与考古的发掘和研究。199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已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发掘大湾遗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古物古迹办事处发掘的东湾仔遗址，获评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教授在香港的考古贡献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一直与香港考古工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著名考古学家郑德坤教授及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林寿晋先生，分别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和历史系执教，为香港考古教育播下了种子。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教授1986—2002年间，先后7次到香港参与活动，包括主持会议、发表演讲、参与发掘大湾遗址等（图2）。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安志敏教授在内地刊物《考古》及香港中文大学刊物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上发表了《香港考古的回顾与展望》及《香港的远古文化及其根源》两篇文章，概述了多年在香港考察的成果。这两篇文章从中国内地考古背景出发，涉及香港考古体系成立及未来研究的方向。安志敏教授在论文中所提及的环珠江口大湾文化、树皮布石拍的世界性意义等，都很值得我们今后深入研究。1997年，安志敏教授曾致函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李国章校长，为发展香港中文大学考古学规划提出了建议。安志敏教授对香港考古事业长远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图2 1996年，安志敏教授（中）、商志教授（左）在大湾遗址工作

（三）香港考古专业的转型

迄今为止，香港考古学已有百年的历史[1]。20世纪20年代初,韩雷（C.M.Heanley）等首次在香港屯门扫管笏调查，发现商代至春秋时代的遗物和遗址，揭开了本地区考古的序幕（图3）。1932年，香港大学芬戴礼在南丫岛大湾遗址考古，为香港首次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

1937年，施戈斐侣（W.Schofield）在安特生指导下，于东湾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在出土遗物测量、田野照相及遗址地貌图的绘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立了东湾考古的模式，被后来香港地区考古界奉为圭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的考古工作主要由外籍业余考古爱好者主持[2]。

1976年，港英政府成立古物古迹办事处，开始管理香港地上、地下文物古迹。安志敏教授曾分析香港考古发展，把1988—1997年定为香港考古学的发展期。因为从1988年开始，香港的大专院校正式成立田野考古工作队，并且内地考古人员相继参与香港田野考古工作。1988年10月至1989年3月间，东湾遗址的发掘，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深圳博物馆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合作，其间，日本筑波大学及驹泽大学考古学系的师生参与工作。此外，这期间英国伦敦大学考古队等一些考古队也在香港不同地点进行田野考古工作[3]。

图3 1925年前后，韩雷（C.M.Heanley）在香港屯门扫管笏做考古调查，图为调查报告

二、从香港到世界考古学的发展

以下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近三十年来一些考古发展重点，作简略的介绍。

（一）从以船为家到东南沿海沙丘聚落模式发现

香港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展考古工作，直至1988年,香港考古学会仍宣称从未发现过人类居住的遗迹。他们主张香港早期居民以船为家。我们认为能否发现房址遗址，往往与对史前房址遗迹认识和考古发掘的技术相关。从1988年开始,我们在东湾发现过3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图4）。

1988—1989年，中山大学、深圳博物馆人员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两次在大屿山东湾遗址发掘，面积数百平方米，从3米深的地层发现过新石器时代、商代及春秋以至唐代共五个不同文化的层位，在地层学上建立起香港史前以至历史时期发展的相对序列[4]。其中，第二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出土较丰富的陶器，如圜底陶罐、刻画镂孔圈足器、器盖和器座等，别具特色。其后，1997—2000年，广东珠海宝镜湾遗址也发现了近似的陶器组合。东湾与宝镜湾出土陶器群所展示的特征，为环珠江口地区过去未有的发现，命名为东湾文化（图5）。

1992年2—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巩启明教授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教授与我们合作发掘大屿山的扒头鼓遗址（图6）。巩先生是著名仰韶文化的姜寨聚落主要发掘者。我们在扒头鼓一举清理出20多处房址遗迹，方形或圆形房址坐落于岬角的台地上，三面环海，只有向北地势较平缓，具有可靠的防御性。扒头鼓聚落中，出土若干石戈及石箭镞及大量陶罐等，显示应为商代的遗址（图7）[5]。另外，1996年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及中山大学再次合作发掘大湾遗址。这次主要发掘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揭露出两处保存较完整的聚落房址，房址内有火塘及较密集的石器和陶器，房址周围出土3件树皮布石拍工具，为石拍功能及空间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地层学证据。

从1988年我们在香港系统考古发掘以来，香港沙丘及山冈上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遗址的聚落房址。这样，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把本地早期居民作为 “船上居民”之说不攻自破。这些新认识，对此后环珠江口地区沙丘遗址的发掘也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早在1937年，安特生在《香港遗址的地形测量》一文中指出：“香港海岸的遗址都是一些原生的堆积，是属于一些海岸聚落遗址，其中更包括有墓葬等遗迹，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这就充分说明，沙丘堆积中包含有考古聚落遗址原生的堆积。由香港沙丘遗址所代表的对中国东南沿海史前聚落的新认识，可以说是安特生在香港东湾考古最大的收获。很可惜,在安特生以后，大多数在香港的发掘工作者都不是专业考古出身，未能够继承安特生在东湾工作的经验。两广沿海与越南北部海湾相连，从史前时期开始互相间应有着密切的往来。1937年，安特生在香港东湾考古调查后，随即转到越北的沿海工作。

图5 东湾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东湾文化陶器组合

图6 巩启明教授主持发掘扒头鼓遗址聚落房址

1996年8月及12月，笔者在越南考古学院及广宁省博物馆安排下，随着越方考古学者阮文好教授及阮金容教授，两次来到安特生曾调查过的越北沿海Danh Do La及Xich Tho遗址，同行的还有日本国学院大学加藤晋平教授和东京大学西村昌也氏。Danh Do La岛史前的遗址在沙堤北面，坐靠40～50米高的小山，东、西、南三面均面对海洋，沙堤内有澙湖，沿岸红树林区极其发育。这次我们同样在沙堤侧车道的断面上，从距地表40厘米的深处，发现了清楚的史前文化遗存的堆积。Xich Tho遗址位于鸿基的对岸，属海岸沙堤遗址，沿岸有极其发育的红树林区，背山面海，沙堤背后有广大的沼泽。Danh Do La与Xich Tho遗址，与香港以至环珠江口沿海岸地区遗址的地貌基本一致，都是在沙堤上的史前聚落居住的遗址[2]。

综观从香港以至东南沿海及越南北部岛屿上的沙丘遗址,房址结构很多都以河砾石围筑，房址遗迹内外有石砌火塘，并出土有大量生活用器,如陶器和石器等。从日本南部冲绳岛和韩国沿海地域的考古资料考察，这种以河砾石为结构的平地建筑，明显与中国黄河流域的半地穴式和长江流域干栏式房址遗迹不同。中国东南以至东南亚沿海，沙丘遗址聚落别具特色。香港地区沿海的遗址所发现的房址遗迹，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建筑的一种新类型，值得深入探索[6]。（未完待续）

图7 扒头鼓遗址商代聚落房址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