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兴华 傅亮

每个诗人都是政治家

诗人不可能没有政治意识。虽然与政治的联系方式不一样，但每个诗人都是政治家。要求诗人远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观点。政治，就是百姓的营生，就是每个人为了未来而对时代的冀望和批判。政治不是空洞的。诗人一旦远离了政治，其使命感即随之消失，其“精灵磁场”的魅力与价值也就无从体现。

曾属于主流的政治抒情诗，已经不甘于与大喊大叫的空洞为伍。但仍被“非主流”视为“另类”。其实，真正的主旋律决不排斥个人情思，而是真心喜欢所有发自内心的情感。温情脉脉的诗，需要。小摆设的诗、沙龙里的诗，需要。但嘹亮的、充满正能量的诗，更加需要！

所谓“红色诗歌”，就是充满正能量的政治抒情诗。评论家骆寒超这么评价政治抒情诗人：“他们更愿意以积极的眼光来看待现实生活及其变迁，一系列的新政治抒情诗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李瑛在《我的中国》中所表现的沧桑之感和深挚之爱，桂兴华在一系列长诗中所抒写的世纪豪情，纪宇在《97诗韵》中所展示的新时代的风流，都从不同侧面概括出了中国人民走向富强之路的精神情怀。”

在中国走向世界、拥抱未来的一个个重大时间节点中，政治抒情诗奉献了一部部力作。在中国诗坛，这是一群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依然坚持以诗歌作为有效话语方式的勇敢发声者和成功实践者。朗诵家丁建华评价这些诗作：“强烈地印上了时代的标记，及时地喊出了时代的声音。敏感、果断、充满激情的诗人现在太少了！” 在消费社会，红色主题大踏步进入大众话题，形成热气腾腾的现象，是新诗的荣幸。有文学审美视角的红诗，是大中有小，小中有大，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提倡“红色主题”，当前正是时候。

“商人的旗帜是金钱/乞丐的旗帜是可怜”（高洪波），形象鲜明！“我歌唱那些把阳光带到这土地上的人们/我歌唱让这片土地更多阳光的人们/我歌唱为每天生活创造阳光的人们/我歌唱在阳光下生活的每一个人！”（叶延滨） 充满时代感。公刘笔下诸如“旗应该永远是风的朋友/风，就是人民的呼吸”的佳句比比皆是。陕北的一首不知名诗人的《卖红薯的老人》：“滚烫的炉膛/一肚子火/每天，都有作品/新鲜出炉/不为民做主的官/卖不出他这样的/好红薯”，联想奇特。有一些诗作，看篇名（如：《一辆汽车在风雪中爬》《听父亲在电话里说雪》《致照片上啃雪团的士兵》《好八连的一辆自行车》《任长霞的手机还在响》《孔繁森身上的遗物仅有六元八角钱》等）就知道作者在政治大视野中注意捕捉小细节。

国外的大诗人例子也很多。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好》，艾略特的《荒原》、金斯伯格的《嚎叫》，谁离得开政治巨大的背景？面对政治，他们没有逃避，而是通过诗歌有效、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与思考。逃避就是无能，摆脱更是空想。“不要价值、不要政治、不要责任感”的观点是可怕的。

兴起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政治抒情诗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休戚与共，实现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从神话语境到乡村语境、从集体概念到个性思维的艺术转变，这一批政治抒情诗被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凸显了那一代诗人的心路历程。

写过《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的郭小川，后期诗作《团泊洼的秋天》1975年9月写于干校，非常不容易。雷抒雁的《誓约》中“一位红军老兵/永远难忘他陷进草地泥潭的战友/那最后举起的拳头握着最后的党费”，让人心动。冯晏写“铁梅在《红灯记》中如一株柳树，用枝条遮挡星月/借《卖花姑娘》去电影院流泪/盐的重量并没有减轻/南斯拉夫的《桥》在电影院中被炸/三代人排队去看/记忆却无法被炸毁”，有锐气，这些作品都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作。

做“思想觉悟大提高”的“押韵传声筒”显然不行，“文学工具论”早已废弃。从泛泛的概念到在阳光下积极向上的真切的“我”，是新时期政治抒情诗的重大转折。只有非功利性，才能释放诗人的内力。

清醒的诗人要明白：专门为革命创作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再大的题材也得是诗。是否能让读者读下去，是硬道理。诗越长，感染力这个对手就将你的毛病挑得越多。得下苦功让想象的异峰一再突起。新时期的呐喊是划时代的。但有人由此把以前的“十七年”诗歌全盘否定，是过于武断和不妥的。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的确有一道分水岭，但以前的流水也有秀美、壮丽的。

中国的政治抒情诗人们，在参与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标明了精神与灵魂的先导性标签，他们的诗篇成为引领时代、甚至超前思维的进步代言：臧克家的《有的人》、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贺敬之的《雷锋之歌》、闻捷的《我思念北京》、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纪宇的《风流歌》、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叶延滨的《干妈》、刘祖慈的《为高举和不举的手臂歌唱》、余光中的《乡愁》、席慕蓉的《长城谣》、桂兴华的《邓小平之歌》、王怀让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黄亚洲的《行吟长征路》等，记录了历史巨变，也阐明了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所愿。

艾青早就说过：“‘政治敏感性当然需要——越敏感越好。但是这种‘敏感性又必须和人民的愿望相一致。诗人既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敏感性，又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坚定性。”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政治抒情诗的传统格调，十分自然地成为缠绵、低俗、猥琐的对立面。历史，需要真实的记录。文本严谨、规范、科学、完整的历史当然会有人去书写。但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评价功过、辨明是非、寻找真理的方式——一种更个性化、更有感情色彩、更能发射出生命的亮点的艺术形式，那就是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形成了自己的诗人群体，如胡风、何其芳、朱子奇、石方禹、郭沫若、艾青、郭小川、贺敬之、李瑛、严阵、芦芒、白桦、徐刚、熊召政、石英、黃亚洲、梁平、王久辛、龚学敏、柯平等，给中国当代新诗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金炳华说“诗歌独有的艺术形式和审美特征，使它成为时代的火炬与号角，它必然是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先声，同时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学样式，能够像诗歌这样敏锐而又生动地反映时代脉搏和人民的心声。”作为从“新月”“雨巷”中走来的中国诗人们，我们的观念、气质、行为、生活方式，是不是也应该“天翻地覆”？我们的脚步，应该融入踏上天安门的成千上万双脚中，而不是远离它。有了那片在悲愤中歌唱的小草，有了那只冷对各种诱惑的华南虎，有了政治与抒情统一于审美的正能量，太阳，就可以是你的，也应该是你的！

朦胧诗其实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的反思热潮，“朦胧诗”迅速崛起，它代表着一代新生的政治抒情诗人对于时代的积极反省精神，有着锐利的批判性和强烈的政治意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可以堪称一次“革命”。

朦胧诗并不朦胧。“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梁小斌的这首诗，及时准确地表达出了改革开放前夕社会中弥漫的迷茫的思想和寻求突破的迫切愿望。可惜以前只停留在对它关注人性和诸如隐喻、象征、通感等等艺术革新的肯定。其实，北岛、舒婷、梁小斌们的价值，更在于他们出色的政治抒情，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舒婷温婉而真挚的《致橡树》也不是一首单纯意义上的情诗，而是一首宣扬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理性诗，提高了中国新诗的美学品格。

朦胧诗的思辨，为整个思想界当起了开路先锋。同时，朦胧诗把诗歌带回到了“自我”，杜绝了“假大空”的豪言壮语，其震撼之处并非只是从样式上吹来一阵清新的风，更是一种摆脱了“社论语境”和陈词滥调的巨大进步与深刻醒悟。政治抒情诗虚伪和老旧的形象被刷新了。后续又有《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等直抒胸臆、切中时弊、甚至引发争议的作品诞生。

在“概念化”困境中寻求突破

在艺术被工具化的特殊时期，诗歌也频频受制于现实和习惯思维，精神与灵魂被共性化、庸俗化、功利化了。政治抒情诗，可以说首当其冲。 到了“文革”时期，“概念化”倾向達到了极端，给中国新诗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如何将大题材与小细节结合，是一个大课题。将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结合得越巧妙，越容易打动人。军旅歌曲《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抓住了一瞬间，有开阔的背景，更有人情味。何其芳早就指出：“诗究竟还是不能走标语口号化的道路的。”生硬的语言，成了压迫朗读欲的大山。就像一位表情呆板的老人，陈腐气，导致了读者的大量流失。政治抒情诗的作者姿态没有放低，也没有在意象的高坡上张扬青春之旗。因此，好多人凡见政治抒情诗均斥之为“口号诗”，不愿读具体的作品。正直与智慧的读者，对中国政治抒情诗人提出了诸如怎样把握歌颂与揭露、轻浮与深沉、雷同与独到、严肃与活泼的艰难课题。有的作者则乏力在整体构思的细化上。正面攻，当然也可以。但很吃力。作者疲于奔命，往往浮光掠影，虚火过旺，形象思维却越来越弱。在设计宏大的框架以后，内装修没花大力气，好多部位就成了半成品。用诗写史，翻山越岭者众多。史缘于诗，缘于情。精心布局是第一步。汤松波的《东方星座》细写56个民族，刘俊科的《红歌情怀》从一首首歌曲入手，是十分聪明的。

政治抒情诗有文学语言的密码

没有鲜活的时代背景，没有扣人心弦的逼真细节，没有生龙活虎的想象空间，诗歌就真的死了。

红色诗歌的正能量，在于表达当前社会健康的情绪。诗人要以积极的眼光看待现实。时代呼唤着所有与群众共命运、有独特创意、立足于个人情感体验的诗歌内心深处“我”的声音，来自个人独特的视角和思想。作者得跑到第一线去，否则，哪来的汗水味和泥土气？

诗人的时代责任感过去被过分夸张，现在却以远离政治为荣。杨牧曾在《我们身后站着李白》中指出：“当我们的诗歌越来越变得琐屑化，当苍白的面孔被苍白掩盖，当空洞得到空洞的支持，当远离尘世、远离众生、远离人间烟火和生命痛痒成为时尚，当无知、浅薄、奴性和乖张被先锋、前卫的绚丽旗帜晃得眼花缭乱，当如此等等的病态自赏成为风尚，我们的诗坛恐怕要真正到达最后的时候了”！此刻，人们宁愿像消费娱乐产品般接受“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激情朗诵。困境中的政治抒情诗人在继续努力。一脸汗水、一腔执着，在排除“淡化政治”与“弱化艺术”的两大路障后，推动政治抒情诗艰难前行。

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在无数的同一主题诗歌中辨识度非常强。评论家任仲伦说：“诗人不是表演团体操的，他们拥有各自的思想姿态、艺术脾性”。政治抒情诗人“自我”特征就体现在对一般事物的独特敏感与发现，这是当代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种基本能力，甚至是一种“看家本领”。对这个“自我”须进行必要的区分。一种“自我”是盲目的，不管内容，只是为了显示“自我”与众不同而刻意标新立异，结果往往是不知所云；真正的“自我”是建立在鲜明的主题、厚实的内容上的，目标是为了将主题和内容表达得更个性化，这样的“自我”才具有创造性的价值。

每一部成功的政治抒情诗长卷的酝酿与创作，都要经过无数次的实地采访和扎实的素材。一条条生活的细节铺满了从不离身的日记本。这种态度，在急功近利的风气下已属罕见，更让我们见证了诗人独特的行动：“我走在/从键盘上弹出的全新的诗句里面/走在/更高、更靓、更加抢眼的视点里面”。

朗诵及多媒体传播：不断发展的试验

应该把政治抒情诗作为编年史的独特表述，列入公共历史记载范畴。在编创编年史的时候，应该考虑把政治抒情诗作为独特的“抒情格调”的记录，收录其中，用来个性化陈述国家的沧桑巨变和心路历程。除了出版物、主题公众朗诵会，一部好作品可以与影视艺术嫁接拍摄艺术片、与舞台艺术嫁接成舞台剧、与现代音乐与多媒体嫁接混搭成音乐作品，融入诸如区域创建、主题讲坛、文化景观、实验艺术、公益服务等各类政府公共文化项目，起到更大的鼓舞、引领作用，锁定年度的精品佳作。如是，可以预期中国政治抒情诗的创作发展与繁荣，及其更新意迭出的景象。政治抒情诗，期待着在春意更浓的花地，永无止境的中国梦里，涌现更多的光荣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