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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医生讲述那些医院里的亲情故事

2019-06-25李津

婚姻与家庭·性情读本 2019年6期
关键词:阿伟生病手术

李津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一场大病,不仅让病人承受压力,更是对患者家庭的巨大考验。很多家庭因为一个人生病而变得摇摇欲坠、分崩离析,也有的家庭因为一场病,家庭成员间变得更亲密了。

在医院里,医生们不仅治病救人,还会接触到很多患者亲属。今天,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医生为我们讲述的患者亲属的故事,相信会让你对生活有一些新的思考。

乐观的家属和自私的爱

讲述者:北京市某医院 神经外科医生 郑鑫

第一次见阿伟,他正在读高三,脑子里长了一颗室管膜瘤。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有些畏惧和一个不满18岁的孩子交代病情。好在阿伟看起来很轻松。“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他笑着说,“我们把它搞定吧!”阿伟的妈妈也很乐观,说话特别幽默,阿伟经常笑她:“妈,少说两句,人家大夫很忙的!”有时候,阿伟会问:“手术后,我还能看书吗?”阿伟妈妈抢着说:“儿子,你想那么多干什么?一切都会好的!”不得不说,阿伟和妈妈的乐观给了我很多信心,在这样的氛围中,手术大获全胜!阿伟也没留下任何后遗症。

再次见到阿伟,是5年后。手术后,他休了一年學,后来复读考上了理工大。忙毕业设计时,他经常头晕,才发现是肿瘤复发了。这5年,阿伟生活很积极,健身、跑步、参加社团……可惜,天不遂人愿!

这一次,阿伟不再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当年那个乐观的小伙子消沉了,只有阿伟的妈妈说:“我们总要想想办法啊!”一场术前谈话进行得特别艰难,阿伟的问题突然多了起来:“我还能跑步吗?能找工作吗?能结婚吗?……”阿伟妈依然替我回答:“儿子,不要想那么多!”

第二次手术开始了,这次肿瘤的位置很深,我握着手术刀,努力帮阿伟抵抗命运的折磨。但我也知道,这一刀刀下去,他会有怎样的变化。肿瘤与正常的大脑组织相纠缠,切除的同时定然会造成脑损伤。手术艰难地完成了,我却开心不起来,我知道迟早还是要和阿伟见面的。

第三次来我这儿之前,阿伟已经经历了放疗、化疗,所有的方法都不能阻碍病情的发展。手术,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可是,我不忍心告诉他们这个坏消息。意外地,阿伟主动找到了我,他问我:“郑主任,这次,能不能不给我做手术了?”原来,经历了第二次手术后,阿伟觉得自己变了:“我总和家人发脾气、砸东西!每次看到妈妈哭,我都在想,我还要不要活下去!我感觉自己变得很冷漠,不想被改变得更多了……”

阿伟经常发脾气,是手术时对额叶造成的损伤引起的。他再也不是那个开朗快乐的孩子了。我答应阿伟,和他妈妈好好谈谈,这个承诺给了他很大的安慰。

可是,谈话却非常不顺利。阿伟妈妈哭着说:“明明还有手术的可能,为什么不去做?我只想帮帮我儿子,你们都不支持我。我百度过,一个帖子说有一种药能用在晚期的肿瘤上,前提是你要把肿瘤切掉一半……”从这时起,我第一次审视阿伟妈妈的乐观,她觉得,治疗没有极限,只要愿意,可以无休止地切除病理部分。为了帮助儿子,她不惜自我催眠或者求助不靠谱的医疗网站,无论别人怎么劝说都没用。

我问她:“你和儿子谈过手术的事情吗?”她说:“他越来越任性了,但他说什么都没用,手术必须做!”其实,阿伟的爸爸和姐姐都能理解“手术没有意义”这句话,只有妈妈觉得,做了手术才有希望,什么都不做,才是可怕的。然而,争论还没有结果的时候,阿伟就陷入了昏迷,所剩的时日不多了。每次查房,阿伟妈妈都愤怒地说:“要是早些手术就好了!”反反复复纠缠这一句,谁都劝不住。那个曾经最乐观的患者家属,变成了最难缠的人。

生病的人需要乐观的鼓励,但有时,盲目乐观会让人失去理智,从而错过许多更重要的东西。在儿子生命的最后时刻,阿伟妈妈还是在想“我能做些什么”,而不是“儿子需要什么”。生病的人是阿伟,生命,也是属于他的。也许,我们都应该多听听他的想法,尤其是最爱他的妈妈。

最容易的治疗和最难的治疗

讲述者:天津市某精神专科医院 精神科医生 杨燕

我刚当大夫的时候,总觉得,那些病很重的患者,一定很难治好;而那些轻症患者,会很快好起来,可事实经常相反。后来,我才明白,疾病的诊断,用哪种医学手段治疗,是外在的东西,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好起来的,往往是另外一些因素。至今,我还记得那对夫妻。

丈夫叫大新,事业优秀,正要升职时,突然行为怪异,白天拉着窗帘,晚上不敢开灯。妻子心雨回家把灯打开,大新蹿出来,小声说:“窗外有人监视咱们,你看对面楼里那个亮着灯的小窗户,人在那里!”心雨被搞得莫名其妙。后来,大新的怪异表现越来越多,总觉得外面有人议论自己,甚至觉得家里处处被安了摄像头,接电话的时候害怕被监听。心雨觉得丈夫的表现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只能带他来看病。

纵然有心理准备,听到“精神分裂”这个诊断的时候,心雨还是很难过。诊断明确了,接下来,是漫长的治疗。药物治疗,大新很配合,所以症状好得很快。但是,有一部分残留症状,是药物解决不了的。大新是法学系高才生,症状都自成体系,无论是妄想还是幻听,总是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很难击破他的逻辑。每次和大新讨论,我都觉得很累,这种高智商的患者的确很难搞。

相比于大新滔滔不绝的辩论,每次陪他一同来看病的心雨,都显得特别安静。她只是坐在诊室里静静地听、记录,好像实习生一样认真。慢慢地,她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谈话中了,有时说的话还一针见血:“刚开始,我总是和他争辩,告诉他那些症状不是真的,结果,大新连我都不信了!后来我觉得,要让他先信任我,这样他才不会掩藏症状……”

心雨没有任何医学背景,但是,她能通过观察我和大新的对话,总结出自己的方法。在她的支持下,大新没有那么害怕了,他觉得,就算有人监视他,妻子也可以保护他。随着症状的好转,心雨带大新做了很多“探索”。大新觉得吸顶灯里被安装了摄像头,心雨就把灯拆下来,让他仔细检查。但凡是大新猜测的,再难,心雨都愿意去验证。验证后,大新的猜忌就打消了。

我很感慨心雨这般有勇气的做法,问她:“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好办法的?”

心雨摇摇头,说:“我总是假设大新没有病,只是他的想法生病了。如果他不那么想了,就会好的,所以我就去帮他证明他的想法是错的。”

我仔细地把心雨的话回想了好几遍,一股暖意涌上了心头。丈夫得了重性精神疾病,妻子却没有放弃,甚至比医生做得还多。从不能对话到可以和丈夫谈论症状,从不被信任到带着丈夫验证、寻找逻辑的悖论,心雨对大新的支持,是真正的“不离不弃”。

比身患疾病更可怕的,大概是被最亲近的人抛弃,这个抛弃,不一定是行为上的,而是心态上的。一个人,如果被定义成病人,即便没有实质意义上的重病,也难以康复。一些抑郁症患者,本来已经康复了,但只要闹点情绪,家人就会说:“你怎么这样?是不是又犯病了!”这种言语是对患者最大的攻击,就算病好了,他们也很难走出来。

我经常问患者和家属:“除了病,你们还能看到什么?还能感受到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影响治疗结果的关键因素。来自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理解和关怀,又或者是一次和解、一些微小的改变,对患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常说,最艰难的治疗,是治疗一段生病的关系。而最容易的治疗,是这段关系中的所有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某种疾病。

世事无常,更需对自己负责

讲述者:唐山市某医院心脏外科护士长 周云

从事护士工作20年,我见过太多病人和家属,有一个至今记忆犹新。

两年前,我被外派学习了一周,回来上班,就听两个实习护士在走廊里低声说话,“‘瑜伽姐姐今天来了吗?”“来了,喝鸡汤呢。”见我过来,小姑娘吐吐舌头,说:“周姐,3床住进个心力衰竭的老人,他女儿天天在病房里做瑜伽。”我点点头,向病房走去,脑子里浮现出一个身材苗条、体态轻盈的女子形象。

推开病房的门,我看到3床一个陪床的女人捧着保温桶喝汤,见到我,冲我一笑,大大的眼袋,不年轻,也不漂亮。难道,她就是“瑜伽姐姐”?我看了一下3床的病例:趙毅刚,72岁,重症肾炎伴有心力衰竭,以前,一直在肾病科治疗,后因心脏病严重了,才转到我们科室。陪床的女人虽素面朝天,但精神不错,笑着对我说:“您是护士长吧?我是赵毅刚的女儿,赵娟。”

接下来的几天,每次查房,我都能见到赵娟,她不是在吃水果、喝奶,就是在窗台上压腿,那架势,倒真像是来疗养的。赵娟是我们医院的“常客”,从2015年开始,她父母的身体先后出现状况。先是妈妈得了癌症,接着父亲又查出肾病。他们轮番住院,一年住了8次。赵娟的大哥定居上海,虽然挺孝顺,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照顾父母的重任大部分由她来承担。

挂号、治疗、手术、护理……一轮下来,让之前没怎么来过医院的赵娟崩溃了。关键这样的顺序,她一年经历了8轮!虽然忙不过来也会请护工,但自己不过来是不可能的。这边照顾生病的父母,那边孩子准备中考,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赵娟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分身乏术,什么叫欲哭无泪,真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却发现浑身无力。

“人到中年究竟有多累?”赵娟的一句问话让我感同身受。也许因为赵娟的真实,也许因为同为中年女人,我和她就有了些惺惺相惜的况味。有空儿的时候也会多聊几句。“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事业,中年是个多事之秋,弄不好就把自己搭进去了。”赵娟告诉我,爸妈刚生病时,她特别焦虑,整个人都在硬撑,自己的情绪也影响到了病人。赵娟说:“母亲去世前的那段时间,我只是机械地照顾她,却很少和她说话。这成了我终生遗憾的一件事。”送走了妈妈,赵娟发现自己也患上了带状疱疹、胃动力不足、中度抑郁等疾病。

那段时间,赵娟一边休息一边思考。她发现,虽说人到中年会面临诸多无奈,但也不是毫无解决的办法。回想去年一年,拖垮她身体的,不仅仅是忙碌的生活本身,更有很多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压力。比如说,她很要强、好面子,什么事都面面俱到,导致压力很大;比如说,她不关爱自己的身体,总觉得自己身体好,透支一下没关系。现在,她才发现,中年是人生最关键的时期,因为需要承担的太多了,一不留神,健康就会亮起红灯,当健康没有了,一切无从谈起。

从那时起,赵娟开始调整生活状态,她说:“我必须要求自己保重身体,为了家人,我得好好活着。”父亲的身体并没有太大起色,仍然需要经常住院,但赵娟的状态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她照顾爸爸,自己随便吃口,现在,给爸爸做营养餐,她会给自己留一份;以前,护理完父亲,她还要赶回家照顾儿子,现在,她教儿子做饭,培养他独立生活的能力;以前,看着自己被折磨得憔悴的面容,她对镜兴叹,现在,她把唉声叹气的工夫用在锻炼身体上。赵毅刚说:“老人生了病,就怕拖累子女,现在看到他们的状态好,我心里也放松多了。”听到父亲的话,赵娟呵呵笑着,眼角的鱼尾纹很明显,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的样子特别好看。

陪床的家属,有情绪沮丧的,有怨天尤人的,也有盲目乐观的,但像赵娟这种平静自然的,我不常见到,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世间有一种幸福叫“父母在”。但如果父母身患重病,这种幸福又兼具着很大压力。这种压力,对中年人来说是不小的考验。也许,乐观、坚强、独立,是中年人唯一的选择!也许,最艰辛的日子,也正是一生中最充实、最幸福的日子。也许,这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常态。

当一个人身患重病,亲人的状态不佳不仅会影响病人的康复,还很容易让家庭中的各种矛盾无限放大和集中爆发。面对亲人生病,心情沉重是正常的,但一定要及时调整自己,理智对待疾病的同时,给自己的负面情绪找到宣泄的出口,尽量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必要时可以求助相关医疗机构。

疾病是每一个人都不愿面对的,但又是再正常不过的,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时,艰难的处境也可以激发出人的潜力,让我们重新思考生活,体会爱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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