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冰

一、前言

《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①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255.3万名，35岁以下的占比超五成。近年演艺圈屡屡爆出艺人涉毒，其中2014年涉毒艺人“井喷”增长，被网友戏称为“监狱风云”，对此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和各大演出公司签订了《北京市演艺界禁毒承诺书》，广电总局2014年9月下发涉及“封杀劣迹艺人”的《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有关广播电视节目、影视剧和网络视听节目制作传播管理的通知》，故而，本文将研究样本的选取时间确定为2014年至2018年——距今衔接度较高的五年。

艺人涉毒会引发青少年模仿、脆弱价值观崩塌等负面现象，官方媒体（尤其青少年聚集的网络平台）对艺人涉毒报道的呈现方式颇为重要。文章通过新华网（www.xinhuanet.com）内部检索，以关键词方式进行检索，获得有效样本128篇，涉及陈羽凡等17位艺人②，涵盖编剧、歌手、演员等多个行当。研究进行类目建构后所有变量的信度均已达标。文章将对样本进行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

二、新华网艺人涉毒报道的呈现

（一）报道体裁与文章基调的选择

53.1%的文章是注重时效性的消息，30.5%的报道是通讯，二者多聚焦于艺人涉毒事件的本身（包括警方通报、实施抓捕、庭审现场等信息），无延展性叙述，注重发挥媒介基本告知作用，例如《民谣歌手宋冬野涉毒被抓警方查其所经营酒吧》是宋冬野被捕过程的细节描写。此外对涉毒追根溯源的深度报道占8.6%，评论占5.5%，另有访谈等其他文章。

中立性标题占76.6%，多为消息类报道。18.8%的报道标题上有正向引导性，例如《吸毒不时尚，请“以我为戒”——透视“明星涉毒”》等。相反诸如《毛宁吸毒陈明力挺盘点娱乐圈中“灵魂伴侣”》中阐述了毛宁涉毒获释后圈内友人陈明“不离不弃”的态度，标题带有支持吸毒的嫌疑。

（二）报道素材与新闻框架的建构

报道素材的选择上，分为信源、插图、毒品类型、涉毒原因、青少年规劝五个维度考察。

无信源占比53.1%，多为涉毒后续报道，默认艺人涉毒已众所周知。29.7%来源于公检法部门，7%转载自媒体同行。另有部分来源模糊，例如“据悉”“网传”“消息人士称”“有名为‘8爪鱼’的微信公众号曝料”等字样。

42.2%的文章无图，插有艺人写真或抓拍“帅照”的占比30.5%，艺人被捕或庭审时的疲态实况占比18.8%，另有网络文案截图。

多数报道将事件提示为普义的“涉毒”，54.1%无具体的毒品类型，其他报道多为甲基苯丙胺（冰毒）和大麻两类（分别占比24.3%和6.1%），少数涉及到硝甲西泮、摇头丸等毒品。审理李代沫容留他人吸毒案的万兵法官将艺人涉毒原因归为四类：缓解压力型、精神空虚型、寻找灵感型、交际需要型③，84.4%的报道不涉及艺人涉毒归因，此外艺人多自称因交际等单方面需求沾染毒品（交际需要3.1%、缓解压力2.3%、精神空虚1.6%、寻找灵感0.8%），另有业界专家、学者将涉毒归咎于多因素产生的恶果（占比7.8%），因此在报道中，违法犯罪类型往往呈现出个人吸毒、容留他人吸毒、非法持有毒品等数罪兼备的形态。当某艺人涉毒发酵后，媒体惯于引出涉毒艺人“前辈”进行综述。

研究报道从主题框架方面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四种：

第一，基本告知。即前文中提到的大比例消息类或通讯类报道。

第二，涉毒后续。例如《演员张林容留他人吸毒获刑，称出狱后拍禁毒广告》一文描述艺人出狱后的生活。

第三，花边轶事。通过艺人涉毒延伸出一系列花边新闻，带有娱乐化倾向。

第四，事件评述。例如《吸毒不时尚，请“以我为戒”——透视“明星涉毒”》一文通过相关专家的评价传递正向价值观，该类报道类似于恩特曼对美国主流媒体进行框架分析时阐述的“引申泛化”的维度。

三、新华网艺人涉毒报道中的媒介失范倾向表现

“失范”一词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研究社会分工时提出④，“失范”在传播学视域下更多表现为大众传媒职能的缺席和新闻伦理的失衡。

（一）一定的娱乐化倾向——“标签式传播”下的拟态环境

复旦教授李良荣将新闻的娱乐化界定为对于犯罪新闻、名人风流轶事、两性纠葛等内容的报道，认为“新闻节目本身的娱乐性内容越来越多，严肃新闻也竭力用娱乐性来包装”⑤。在样本当中，使用“帅照”作插图的比例远高于庭审现场等艺人的疲态实况；内容上不乏有关艺人风流轶事的内容，或由艺人涉毒提及多位艺人姓名，呈现出同质化娱乐化的倾向，且信源“良莠不齐”。艺人涉毒报道愈来愈呈现出“标签式传播”的态势，即媒介为涉毒艺人贴上负面标签，通过其涉毒衍生一系列丑闻。围绕艺人曾经的丑闻、好友亲朋表态、艺人入狱与公开道歉、复出首秀或现状等一系列议题建构的拟态环境是一种病态的循环，其导致受众对意义的解码偏离事件本身，正面评论报道面对娱乐化新闻亦“黯然失色”。

（二）正向引导偏少——官方媒体公信力受损

如前文所言，样本中消息与通讯体裁占比83.6%，虽在把握时效性、准确性等专业维度上已然达标，但作为官方媒体仅从传者角度出发尚且不足，多数报道忽视了受传者（尤其是青少年）这一侧面。在文本内容中，涉及规劝青少年的仅占比19.5%，且文内多为极言吸毒的危害和劝服青少年的告诫性内容，却忽视了青少年粉丝群体价值观的维系与重构，甚至有文章带有反向性质，除上文提到的毛宁涉毒报道的反向标题，有5篇文章存在吸毒的细节性描述，较为典型的是《演员张林容留他人吸毒获刑，称出狱后拍禁毒广告》一文有诸如“用酒精灯放在锡纸下面烤，并用冰壶吸食烤出来的烟”等细节描述，虽生动还原当时情境，但存在“教学吸毒”的诱导倾向。

（三）法制视域下公众普法意义仍有提高空间。

基于上文对于文本框架的分类，在“引申泛化”的报道中会涉及法律科普内容，其他三类框架仍欠缺普法意义。样本中无具体违法犯罪类型的占比高达25.0%，另84.4%的文本没有艺人涉毒的归因。基于此比例，受众会对艺人涉毒产生一个“模糊”的概念和逻辑，在艺人涉毒前因和法律层面上呈浅表化认知，最终使劝服传播中对受众的警钟效果大打折扣。

四、艺人涉毒报道失范的破题路径

（一）新闻选题上坚守社会化功能，降低娱乐性

美国学者赖特把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总结为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提供娱乐四种，诚然大众传媒拥有娱乐性职能，但需在社会属性中谋求平衡。花边、炒作等娱乐新闻将涉毒引入“他向议题”，而从“使用与满足”的维度来看，受众易沉浸于娱乐性的媒介接触和内容提示，从而对此事形成自我的固有的媒介印象，在下一次媒介接触中倾向于选择心中既有的议题方向，最终分散对于“涉毒”的聚焦，弱化对青少年的正面引导意义，最终在新闻生产与分发领域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现象。因此，对于艺人涉毒事件在新闻选题上要注重社会性，适当增加评论、深度报道等类型的文章，从根本上归因艺人涉毒事件，剖析涉毒弊害。

（二）内容上注重青少年的正向引导

由于青少年粉丝群体尚未形成成熟的价值观，极易模仿或支持偶像涉毒，甚至价值观错乱，作为官方媒体需对其给予人文关怀，对此可适度发挥第三人效果。第三人效果“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尤其是说服性信息或宣传以及负面信息）对‘我’或‘你’未必有多大影响，然而会对‘他’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针对艺人涉毒报道中对青少年的正向引导，可触发家长、校方、其他媒介等对于青少年进行二度劝服传播。

（三）文本意义上“引申泛化”，力求精准劝服

《歌手尹相杰因涉毒“二进宫”官方统计北京实际吸毒者已近15万》一文通过引用多方观点和数据深度阐释吸毒危害，劝服性较强。艺人涉毒报道本身“自带流量”，且受众中青少年比例提升，基于此情境进行普法宣传或有良效。官方媒体不同于其他媒体，不应仅拘泥于注重时效性的短消息，还要对案件的违法类型、量刑情况、相关法律法规等进行说明，强化和丰富文本的呈现方式，此外要试图建立与青少年“共通的语义空间”，力求劝服文本更为精确，正如韦特的研究发现一样：“如果威胁性信息除了激起受传者恐惧之外，还能够提供某些有用的行动，减少或消除这种威胁，那么恐惧诉求的效果更大”，从而借此达到涉毒者的警醒作用、第三方介入劝服的“唤醒”效果以及青少年的规劝意义。

五、结语

学界对于（艺人）涉毒报道的内容分析有很多，但有关新华网等官方媒体的分析较少。我们能够看到新华网在报道艺人涉毒上，有着客观、时效等专业性，可是官方媒体同样承担着普法、规劝青少年等社会责任与义务，也正因此经分析后发现仍有可以提升的空间。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提升，面对艺人涉毒大众媒介或会暴露出更多的问题，但同样破题路径将不断被丰富完善，对于青少年粉丝群体还需加以正向且精准的引导。

注释：

①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EB/OL].

https：//mp.weixin.qq.com/s/T6KoqCBGq0oMT7jMD YEZ9g.

②17位艺人名单：边策、陈羽凡、房祖名、傅艺伟、高虎、柯震东、李代沫、毛宁、宁财神、宋冬野、王学兵、尹相杰、张林、张默、张耀扬、张元、周立波.

③毛立军.明星涉毒的四种类型 [N].人民政协报，2014-07-01(012).

④[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M].渠东 译.北京：三联书，2000：328.

⑤李良荣.娱乐化本土化——美国新闻传媒的两大潮流[J].新闻记者，2000(1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