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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水平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

2019-06-24刘陶

关键词:湖北现代化绿色

刘陶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7)

一、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

当前,社会各界纷纷展开了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热烈讨论与内涵诠释[1],综合各类相关研究成果,可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以下7个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总体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具备现代化水平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特征,即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在总体上应当呈现更高效益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增速,以及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2]。这一总体特征是其它6大特征存在的基础与前提。

第二,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清晰。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第三,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依靠高投入,而是更多的依靠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强创新体系建设,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第四,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壮大。从产业结构来说,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应在60%以上。从产业类型上来看,现代产业体系主要由两大类产业组成:一类是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另一类是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了传统产业。从构成要素上看,应包含有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综合性内容。因此,以强化需求导向加快转型升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构建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密、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第五,区域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城镇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65%以上。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降到1.5∶1以下。

第六,开放型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完善对外投资体制和政策,激发企业对外投资潜力,勇于并善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自由贸易试验区示范效应有效彰显,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

第七,绿色经济形成较大规模。构建起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循环经济得到进一步壮大,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加快推进,构建起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绿色金融、绿色采购、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加快发展[3]。

(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内容

根据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特征,并遵循全面性、前瞻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笔者从以下7个方面构建了现代化经济体系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4,5],包括7个一级指标和37个二级指标,见表1。

表1 现代化经济体系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续表1一级指标权重二级指标(单位)指标属性权重绿色经济发展水平0.109万元GDP能耗(吨标准煤)/GDP(万元))逆向0.01308单位GDP用水量(立方米/万元)逆向0.0095375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正向0.0095375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正向0.0095375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固定资产比重(%)正向0.0095375

1.评价方法与权重设置

采用层次分析法,[6]经过专家打分两两比较与判断矩阵,首先计算了一级指标中的7个指标权重,依次为:0.0932,0.0932,0.279,0.239,0.0932,0.0932,0.109,并通过了一致性检验。然后,逐层分解计算,同时也考虑到每个指标的重要程度,得出每个二级指标权重,见表1。在评价指标的标准量化方面,针对正向、逆向与适度性指标分别采用极值法与倒数一致法对其进行了标准化。

2.数据来源说明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8》以及各省份2017年统计公报,电子政务服务能力指数来源于《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2018)》,时间节点为2017年,万元GDP能耗、工业固态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数据为2016年的。

二、湖北现代化经济体系水平的综合评价与比较

根据上述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选取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6个省份相关数据进行比较评价。评价结果见表2。

表2 六省市现代化经济体系评价结果

注:上述结果均为1分制,如为百分制,则分别乘以100

根据上述评价结果,并结合湖北与其他省份实际,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湖北现代化经济体系总体处于起步阶段。根据综合评价总体得分,按照百分制,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江苏、浙江得分分别为62.52,62.29,54.91,79.32,81.31,81.09。从整个得分情况来看,湖北综合得分在6省市中排第4位,虽处于中部领先水平,但落后于东部发达省份。几个省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水平与当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基本相符。发达省份江苏和浙江刚刚超过81分,这说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任务。总体来说,湖北与发达省份之前还有一定的差距,有些单项指标评价更是落后于湖南和江西。因此,湖北总体上已步入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初级起步阶段,未来任重道远。

第二,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水平较低,金融服务和电子政务服务水平是短板。从政府对企业的服务能力评价得分看,湖北排第五,除了广东、江苏、浙江三个发达省份,江西亦排在湖北前面,金融服务与电子政务服务水平指数均处于倒数的落后水平,因此,未来提升政府服务能力是湖北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

第三,创新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取得一定创新成效,但创新产出还不占优势。在创新能力评价得分中,湖北排名较为落后。本报告评价体系中,侧重于创新产出与成效,对有助于创新积累的科教人才这一因素未列入综合评价体系中,这也是湖北得分较低的原因所在。从具体指标来看,2017年湖北财政科学技术投入占财政收入比值较高,仅次于江苏与浙江,湖北新产品销售收入(亿元)占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的比值也较高,说明湖北创新的科技投入较大,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成效。但最终的创新产出及整体创新能力湖北仍较为落后,这说明湖北有创新产品,但规模与市场占有量还不占优势,未来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还要大力推进。

第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任务艰巨,产业结构与产业质量发展还不充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是湖北的短板,综合评价得分也处于落后水平。湖北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除少数年份高于第二产业外,一直与第二产业比重不相上下,第三产业一直存在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因此,未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是湖北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第五,开放型经济水平取得一定成效,还有待于扩大规模。湖北是中部内陆省份,对外开放水平在历史上一直是其发展的弱项,但近年来湖北开放型经济水平取得了重要突破,在2017年开放型经济水平评价中,总分排名第三,还高于浙江。从具体指标来看,湖北由于区位及历史原因,在外贸依存度等体现开放规模指标比较中虽稍显落后外,但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外商经济贡献度等体现开放结构与效益的指标比较中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湖北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已迈出实质性步伐,未来还需进一步扩大开放规模。

第六,绿色经济发展与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均落后于发达地区。绿色经济发展与城乡协调发展水平评价得分,湖北在6个省份中均排名第4,稍高于湖南与江西。在自然财富与生态服务供给方面,湖北得分排在最末位,这间接表明,近年来湖北经济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在经济的资源环境需求评价方面,湖北、江西得分较低,主要由于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效率较低。在绿色转型驱动方面,由于数据获取的原因,本报告主要考察了一个具体指标,即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固定资产比重,从这一指标来看,湖北在中部地区处于领先水平,但与广东、江苏、浙江相比稍显落后。

三、湖北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提升路径

21世纪中期以来,湖北经济发展态势稳中向好,一直保持中高速与稳定增长局面,为湖北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国家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战略与“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战略都为湖北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7]。根据前述评价结果,当前湖北离高水平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还有一定的距离,未来在创新能力、产业发展、政府服务能力、绿色发展等方面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具体建设路径如下。

第一,以“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依托提升湖北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水平。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政商关系作了精辟论述,强调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既明晰了政府与企业的职责界限,又充分发挥了各自职能作用。湖北仙桃作为全国首家“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创新服务示范基地”,近年来构建了与台商企业和谐政商关系的典范,湖北应大力推广仙桃模式,进一步增强政府对企业的服务能力:一是加快出台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指导意见,将“亲”“清”标准化、制度化,进一步明晰政府与企业的职责。二是建立政府服务民营企业的统一工作平台和民营企业支持地方发展的特色平台,各级政府与民营企业建立定期的政企沟通联系机制,及时了解企业的难处并进行帮扶。三是加紧落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以挂牌四板的民营企业为抓手,成立专班调研发展困境,提出应对措施,帮助民营企业发展、融资,让四板市场真正发挥融资功能。

第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着力点增强湖北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一方面,湖北传统产业根基深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因此,必须在“破”字上做文章,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湖北应积极落实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计划,滚动实施万企万亿技改工程,发挥新旧动能转换引导基金的激励作用,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另一方面,围绕“立”字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进一步加快网络安全创新基地、武汉国家存储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航天产业基地等“国字号”产业基地建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为湖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此外,军民融合是湖北的优势领域,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和协同创新,也是湖北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应发挥其最大潜能。

第三,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提升湖北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首先,大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依托行业领军企业构建高水平研发机构,通过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和尖端高附加值产品的培育,打造一批国际知名的高端品牌。鼓励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吸引集聚全球优秀人才,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其次,应依靠创新培育发展高端产业。以技术的群体性突破支撑引领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提升我省产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围绕“中国制造2025”,发展智能绿色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再次,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着力构建市场导向、企业主体、产学研资中介相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实现企业、高校院所、中介服务机构、投资机构等各方的协作联动,加速提升全省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运行效率,将湖北建设成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科技成果转化核心区。重点培育100家技术转移中介(示范)机构,在全省高校、院所、重点企业、中介机构等机构建立300家技术转移服务分中心或工作站,打造一支适应区域技术转移需要的、高素质的专业技术转移工作队伍。

第四,以挖掘新优势为切入点提升湖北经济的开放水平。一方面,探索“走出去”新路径,拓展更深层次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探索建设境外产业和经贸合作区,加快推进湖北长江经济带发展,协同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汉江生态经济带、三峡生态经济合作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加快构建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融合发展的重要节点,抢抓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南水北调对口协作机遇,推动湖北与京津冀及周边省份的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另一方面,打造“引进来”新优势,提升“引进来”水平,争取更多国际组织、外国政府设立区域性办事机构,深化与国际友好省州、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加快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建设,高水平打造华创会、中部国际产能合作大会等开放合作平台,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经贸合作,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便利化政策,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坚持引资、引技、引智并举,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设立区域性总部、功能性机构和生产基地,努力提升“引进来”的规模和水平。

第五,以绿色发展为动力提升湖北经济发展的环境容量。按照习总书记视察湖北讲话精神,全面做好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湖北生态环境容量,为湖北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支撑。在生态修复方面,应扎实开展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和修复,突出抓好长江、汉江、清江等主要流域和三峡库区、丹江口库区、神农架林区、大别山区等重点区域的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推进落实《湖北长江大保护九大行动方案》。在环境保护与治理方面,应统筹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重点组织开展长江生态环境大普查,全面摸清长江经济带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在绿色发展方面,应大力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将其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比如:深入实施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划,加快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落实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开发绿色产品、创建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打造绿色供应链,构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

第六,以乡村振兴战略为重点提升湖北经济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水平。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与促进城乡融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现代农业的发展方面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为重点,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同时,用好省级统筹基金,推进“五区一园”建设,发挥潜江龙虾、洪湖清水、宜昌蜜橘等区域公共品牌示范引领作用,着力培育“湖北粮、荆楚味”地域品牌。此外,还应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加快农村电商平台和电商集群(园区)建设,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注重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大力实施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三乡”工程,促进城市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与农村资源有效对接。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有意愿、有稳定就业和住所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有序落户,依法享受城镇公共服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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