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焕玲

摘  要：哈貝马斯认为一个交往行为的发生要想成立，必须要同时满足四种要求——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可领会性，这样才属于有效沟通，否则就是无效沟通。笔者认为，《孔雀东南飞》悲剧的发生，根源在于主要人物在交往行为中存在大量无效沟通，彼此之间无法准确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最终由焦仲卿刘兰芝两个人用生命为所有的无效沟通买单。

关键词：无效沟通;哈贝马斯;《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5-0-02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汉民族最长的叙事诗。对这首诗中焦刘爱情悲剧的产生原因，学术界有多种分析和解读。近几十年来，主要观点经历了明显的变化：早期传统观点认为要归于封建礼教;后来逐渐有人挖掘婆媳关系、人物性格缺陷等对悲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则有研究者从“原生家庭”影响、家庭成员关系、男权意识等角度重新审视《孔雀东南飞》的 悲剧原因。

本文受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影响，试图从交往行为有效性的角度，分析《孔雀东南飞》的悲剧形成原因。笔者认为，《孔雀东南飞》焦刘爱情悲剧之所以形成，主要源于主要人物在交往行为中存在大量无效沟通，彼此之间无法准确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主要人物言语行为歪曲并互相影响，拉扯着他们走上双双殉情的不归路。

一、什么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无效沟通”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他提出了著名的交往理性的理论，他认为，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哈贝马斯认为，沟通是解决各类问题的途径。交往合理性是通过语言和符号建立在主体之间平等的、顺畅的一种交互性行为。判断交往合理性是否实现的权衡尺度在于主体之间是否通过无压力的对话方式达到了彼此间的相互理解与一致，而这也是交往的最终价值之所在。

为什么会产生无效沟通？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关系的成立需要依托于言语行为的完成，言语行为的受阻和被歪曲都会导致交往的不合理。

在他看来，一个交往行为的发生要想成立，必须要同时满足四种要求——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可领会性：

真实性是指交往行为中双方“所作陈述是真实的”;

正当性是指“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是正确的”;

真诚性是指“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

可领会性是指“言说者必须选择可以被理解的表达语句，必须遵照某种句法结构学和语义学上的规范，才能使倾听者能够领会并获得彼此间的相互理解”。

以上四项条件是交往理性得以贯彻的决定性前提，是有效沟通的必备条件，全部满足为有效沟通，否则即为无效沟通。

二、《孔雀东南飞》有哪些“无效沟通”

哈贝马斯认为，判断交往合理性是否实现的权衡尺度在于主体之间是否通过无压力的对话方式达到了彼此间的相互理解与一致，而这也是交往的最终价值之所在。

结合前文所述的有效沟通四个条件，我们来看一下《孔雀东南飞》中主要人物之间的沟通情况。

首先分析刘兰芝被遣归时，相关人物刘兰芝、焦仲卿、焦母的言行。

焦仲卿刘兰芝感情真挚，一个希望“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一个希望“守节情不移”，也就是说两个人是希望长相厮守的。然而开篇在刘兰芝对焦仲卿的倾诉时，却说出了“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的负气之语。既被遣归，又如何能“守节情不移”？更兼她在与小姑话别时“泪落连珠子”“涕落百余行”的行为，主动要求被遣归的说辞自然不是她的真实心声。

“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难道焦母真的一心想拆散她们？从焦母言语来看自是强硬，她说出诸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这样决绝的话，然而当刘兰芝打扮完毕上堂拜别她时，焦母的表现却是“阿母怒不止”。一个“久”写出了焦母的隐忍;一个“不止”说明焦母愤怒的程度远胜与儿子对话时的程度，也点明焦母之前赶兰芝走的话其实言不由衷。

可以说，正是由于刘兰芝、焦母在与焦仲卿交流过程中，其言语是非真实性、非真诚性的，才导致无效沟通产生。

加之焦仲卿在与人沟通中领悟性差，未抓住焦母认为刘兰芝“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所以才“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地对兰芝百般刁难这一根本矛盾，致使焦仲卿产生误判，做出让刘兰芝“卿但暂还家”的错误决定，悲剧自此开启。

其次让我们来看看在刘兰芝再嫁这个问题上，相关主要人物之间的那些无效沟通。

如前所述，焦刘的爱情是真挚的，希望白头偕老的愿望是强烈的。遣归刘兰芝归家时，双方更是约定要“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当有媒人提亲，兰芝含泪告诉母亲：“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

然而两次拒婚后被兄长诘问为何不嫁，刘兰芝的反应却是“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此时的刘兰芝在与兄长沟通婚姻问题时，一是没有抓住兄长劝她再嫁是为她好是希望“荣汝身”，错过了求兄长为其回绝媒人的机会，二是选择再次违背自己的心愿许下婚约。这次的无效沟通，直接形成了“生离”的局面，将两人的命运由“两情相悦”向“死别”再次迈进一步。

当焦仲卿闻讯赶来，是“嗟叹”是“心伤”是“摧藏马悲哀”，然而他脱口而出的却是“贺卿得高迁”，是“吾独向黄泉”。焦仲卿真的打算独死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何以见得？

谜底就在“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这句中。求假不是求辞，若已经打算独死，又怎么会关注这些细节？且一个“暂”字说明，焦仲卿当初是打算回去好好工作的，并不存在“独死”的打算。

或许有人要问，是不是焦仲卿根本就不相信刘兰芝会背叛誓言，所以闻听兰芝说了真相，临时起意才决定要“独死”的？这种观点似乎说得通，但若结合上下文再细想，恐怕也站不住脚：一是因为两人约定之时兰芝已经告知“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二是焦仲卿尚未见到刘兰芝前已经陷入悲痛，所以才“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也就是说，其实焦仲卿在请假之前，其实已经基本相信刘兰芝要嫁给他人不是谣言。

所以“独死”的话并非焦仲卿的本意，不过是负气之语。但他的语言，完全背离了“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可领会性”，属于典型的无效沟通，并误导刘兰芝信以为真，立即与他相约赴死，才造成“生人做死别”的局面。

此时焦仲卿一心赴死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要知道他回到家中，是上堂拜阿母，说“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母亲落泪规劝并说明为其求东家贤女后，“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 直到焦仲卿意识到妻子真的回不到这个家里、这个房中，才下定决心赴死。以此观之，焦仲卿拜别母亲时说的想死的话，恐怕多多少少带着负气、试探、威逼的成分，或许他想通过“以死相逼”，希望能让母亲转变态度，幻想能让整个事件有转圜的余地。只可惜，这次的无效沟通打破了他最后一点希望，也最终导致双双殉情的悲剧。

综上，笔者认为，《孔雀东南飞》中的人物并没有本质的好坏善恶之分，虽然确实存在婆媳关系、人物性格缺陷等问题，但推动悲剧发展的根本原因，则源于主要人物之间存在大量无效沟通，彼此之间无法准确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在彼此误会中做出错误判断、错误言行，最终由焦仲卿刘兰芝两个人用生命为所有的无效沟通买单，双双走上殉情的不归路。

参考文献：

[1]杨洋，孙珠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渊源、途经及评价[J].社科纵横，2017，32（10）：5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