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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五四精神的先进性

2019-06-18杨孟起

新西部 2019年5期
关键词:救国五四运动民族

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形成的五四精神,其实质就是青年将个人命运融入国家命运、以个人梦想推动国家梦想,为民族复兴伟大事业而奋发有为。五四精神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它不仅是一种爱国自强的民族精神,也是一种引领时代的探索精神,更是一种改造社会的奉献精神。

爱国自强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民族精神表现在一个民族的节操、气度、风范和日常行谊上,尤其表现在一个民族处于逆境中所呈现出的镇定自若、奋发有为、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志气和气节上。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它始终是发展的、前进的。正是这种闪烁着时代光辉的民族精神,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和顽强奋斗精神的杰出人物。他们为振兴中华上下求索、矢志不渝,推动了历史发展和民族进步,深刻地改变着时代的面貌,他们高扬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五四运动时期,一批觉醒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不甘忍受民族耻辱的有为青年,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向他们所处的黑暗社会发起挑战。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也成为了战胜国。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庆。1919年初,战胜国聚于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强力要求德国在山东的权力应直接交还中国,并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但这些提议均被否决。最让中国人不满意的是,和会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交给日本接管。当身在法国的梁启超得知北京政府派出的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考虑要在合约上签字,便致电外交委员会汪大燮委员长和林长民事务长,让他们提醒民国政府务必不要为了一些利益问题而放弃山东主权,坚决不能签字!林长民接到梁启超电报,写了《外交警报敬告国人》,第二天刊载在《晨报》头版头条。“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赫然醒目,并号召“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1919年5月3日,北大新闻研究会导师、记者邵飘萍到北大报告和谈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及可能失败的结果时,当即就有激愤的学生咬破中指在撕下来的衣襟上写了血书“还我青岛”,学生刘仁静甚至要用自带小刀在会场自杀。于是,大会决议联合十三所学校的学生于第二天发动请愿游行。

5月4日,学生按计划上街游行,五四运动由此爆发。这场运动持续一个多月,除了游行示威,学生们还发起抵制日货行动。临近和约签字时,北京大学联合各校学生又汇集在新华门示威。同时,巴黎方面的学生、华侨也闻风而起,逼迫中国专使不许签字。内外夹攻之下,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民意最终取得胜利。

显然,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捍卫民族尊严的爱国革命运动,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爱国自强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五四精神的基本内核。

五四运动之后,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特征,在一代又一代青年中发扬光大。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建设重任,各行各业青年更是以极高的爱国热情,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谱写出一个个战天斗地的壮丽诗篇,使新中国一步一步走出一穷二白的泥淖,一天一天走向繁荣和强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引领时代的探索精神

五四时期,一批接受了西方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站在时代的前列,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积极探索救国之道。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提出一个共同的主张,即从改变国人的思想和文化心态入手,展开一场持续、深入、彻底的思想改造和解放运动,中国才有救。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就已指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鲁迅更是改造国民性的先锋,他的《阿Q正传》《孔乙己》等小说,都是对中国落后国民性的无情鞭挞。

罗家伦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新文化运动中,他和傅斯年一起创办的《新潮》杂志,是当时影响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五四运动中,罗家伦表现活跃,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并率先使用了“五四运动”这一名词。罗家伦认为:“思想的来源,是一切运动的原动力,没有思想未曾改变而行动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他的这一信念,在五四时期确立后,始终坚持不变。

在主张思想革命的同时,青年知识分子们也提出了一个个救国方略,有人主张“科学救国”,有人主张“教育救国”,有人主张“实业救国”。

以任鸿隽、翟摒志、杨铨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极力主张“科学知识救国”,他们认识到科学知识在破除迷信、開启国民心智方面的作用,认为普及科学知识可以将人们从愚昧盲从状态带到科学文明状态,主张通过建立科学团体、创办科学刊物,以介绍科学常识、普及科学知识、促进思想进步,达到救国的目的。

教育救国思想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兴起的。蔡元培、张伯苓等人主张用教育“造就新人才,去改造旧中国”。在蔡元培看来,“国家富强,恃乎人才,人才陶铸,端赖教育”,他由此也积极投身其中,毕生致力于对传统教育的改造,把我国的高等教育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黄炎培则是大力提倡职业教育,他认为职业教育可以“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发展其能力,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即“敬业乐群”。

实业救国思潮也是五四时期众多救国思潮中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之一,这主要是因为民族工商业在一战期间得到较快发展,发展实业的群体不断壮大,孙中山、黄興等革命派人士纷纷加入实业救国大军行列。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盛行的各种救国思潮,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业救国的发展。比如科学救国倡导的以科学技术、科学知识救国的理论,为实业救国提供了可靠的外部条件和技术支持;张謇在践行实业救国的同时也提出“实业是教育之母,教育是实业的先导”;黄炎培主张教育救国,也是将实业发展与实业教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同年9月,周恩来在天津领导成立觉悟社,出版社刊《觉悟》。他们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由此诞生。经过二十八年的艰难探索,社会主义新中国终于屹立于世界东方。

改造社会的奉献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说:“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百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一百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一百年。”

五四运动一百年来,青年的身影活跃在每一次影响国家民族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里,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一寸山河一寸血,百万青年百万军”的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反侵略战争,从“雷锋精神”到“两弹一星精神”,从中国女排到中国飞人,中国青年在各个领域为国家民族的解放斗争、发展进步和繁荣富强默默奉献力量。而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青年更是已成为国家振兴、民族崛起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邓恩铭,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邓恩铭年仅18岁,正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就读。他对五四运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被同学们推举为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部长。两年后,他成为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惟一来自西部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代表,也是一大代表中惟一在校就读的中学生。1922年7月,邓恩铭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后,即受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遣,创建了中共青岛支部,任支部书记,后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此后几年,邓恩铭三次被捕,他的家属希望他“改邪归正”,但他却说:“吾人欲图成一事,必经大艰难、大困苦,而后能达吾人之目的。”1931年4月5日凌晨,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军警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牺牲时,邓恩铭年仅30岁。

邓稼先,26岁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34岁开始领导中国“两弹”事业,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长篇报道。报道介绍了两弹元勋邓稼先为了研制我国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与爱人许鹿希分别二十八年,隐姓埋名,艰苦奋斗,为祖国奉献了一生的光辉岁月。邓稼先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身患直肠癌,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

在中国共产党九十八年的发展历程中,成千上万像邓恩铭和邓稼先这样的热血青年,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抛头颅,洒热血,奉献出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中共一大召开时毛泽东是28岁,周恩来参加中国共产党时是23岁,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时是18岁。杨靖宇牺牲时是35岁,赵一曼牺牲时是31岁,江姐牺牲时是29岁,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牺牲时是29岁,邱少云牺牲时是26岁,雷锋牺牲时是22岁,黄继光牺牲时是21岁,刘胡兰牺牲时只有15岁。守岛三十二年的王继才第一次登上开山岛时是26岁,航天报国的嫦娥团队、神舟团队平均年龄是33岁,北斗团队平均年龄是35岁。这些青年英雄,以各自不同的使命和奉献精神,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

2019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把研究五四精神同研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同研究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毫无疑问,五四精神是一种代表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并引领社会进步的时代精神。新时代青年只有坚持五四精神,并对其中所包含的爱国自强的民族精神、引领时代的探索精神以及改造社会的奉献精神认真学习、传承并发扬光大,才能毫不畏惧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用青春和汗水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参考资料

[1]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4月30日.

[2]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黄炎培.《我之人生观与吾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国讯》第193期.

[4]《蔡元培全集》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

[5]白墨.《邓恩铭:来自西部的一大代表》,《新西部》2011年6月号.

作者简介

杨孟起 就读于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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