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

《故乡》的故事极其简单，“我”回老家搬家，或者说，回老家变卖家产。就这么一点事，几乎构不成故事。那么《故乡》这篇小说到底好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小说的人物写得好。一个是闰土，一个是杨二嫂。

我们先说杨二嫂。和小说的整体一样，杨二嫂这个人物其实是由两个层面构成的，一半在叙事层面，一半在辅助层面。通过两个层面完成一个短篇，是短篇小说最为常用的一种手法。通常说来，双层面的小说都要比单层面的小说厚实一些，两个层面之间可以相互照应。

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地指出，一般说来，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一件大事情要做，那就是小说人物的性格发育。短篇小说由于篇幅的缘故，是不允许的。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短篇小说不好写。所谓的“不好写”恰恰来自小说的人物。一方面，短篇小说需要鲜活的人物性格；另一方面，短篇小说又给不了性格发育的篇幅，这就很矛盾了。短篇小说是手上的才华，我们必须要有手。

鲁迅厉害，在辅助层面，也就是人物的“前史”，他给杨二嫂起了一个绰号——“豆腐西施”。在汉语里，“西施”本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名字，但是“豆腐西施”变了味道，有了反讽的意味，这为叙事层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在叙事层面，杨二嫂是一个五十开外的女人，我们看到的是小市民的恶俗，是她的刁蛮、造谣、自私、贪婪、算计。因为她算计，另一个绰号自然而然地来了，是一个精准的计算工具——“圆规”。“豆腐西施”和“圆规”这两个绰号不只是有趣，还有它内在的逻辑性，其实是发展的，它替代了短篇小说所欠缺的性格发育。

这个线性是什么呢？是鲁迅所鞭挞的国民性之一：流氓性。在鲁迅那里，流氓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鲁迅一生都在批判劣根性，这是他对国民性的一种总结。这个劣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强的部分和弱的部分。强的部分就是鲁迅所憎恨的流氓性，弱的部分则是鲁迅所憎恨的奴隶性。最令鲁迅痛心的是，这两个部分不只是体现在两种不同的人的身上，更多的时候它们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必须叹服鲁迅先生的深刻，的确是这样，流氓性通常伴随着奴性，奴性通常伴随着流氓性。在《故乡》里，呈现流氓性的当然是圆规，而呈现奴性的呢，自然是闰土。

问题来了，写杨二嫂，鲁迅是顺着写的，一切都符合逻辑。写闰土，鲁迅却是反着写的——在辅助层面，鲁迅着力描绘了少年的“我”和少年的“闰土”之间的关系。我把这种关系叫做自然性，人与人的自然性。它太美好了，在这里鲁迅的笔调是抒情的、诗意的，这些文字就像泰坦尼克号，在海洋里任意驰骋。而在“我”和“闰土”自然性的关系里头，“我”是弱势的，而“闰土”则要强势得多，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忽略。

但是，刚刚来到叙事层面，鲁迅刚刚完成了对闰土的外貌描写，戏剧性即刻就出现了，鲁迅先生写道：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地叫道：“老爷！……”

人与人的自然性戛然而止。一声“老爷”是阶级性，它就是海洋里的冰山，挡在泰坦尼克号的面前。泰坦尼克号，也就是鲁迅的抒情与诗意，一头就冲着冰山撞上去了，什么都沒能挡住。弱势的“我”成了“老爷”，而强势的“闰土”到底做上了奴才。鲁迅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做得格外好，他为什么一反常态，要抒情、要诗意？他的用意一目了然了，所有的抒情和诗意都在为小说的内部积蓄能量，就是为了撞击“老爷”那座冰山。这个撞击太悲伤、太寒冷了，是文明的大灾难和大事故。

在这里，我有六点需要补充——

第一，奴性不是天然的，它是奴役的结果，从闰土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他的天然性和奴性之间没有过渡，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个黑洞里全部的内容，就是闰土如何被奴役、被异化的。鲁迅为什么反而没有写？它其实是不需要写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黑洞里的内容。鲁迅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说出了人人都不知道的东西，而是说出了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肯说的东西！

第二，在闰土叫“我”老爷的过程中，什么都没有发生。在闰土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非胁迫性的，它是闰土内心的自我需求。那是闰土的本能，是一个奴才的本能。在鲁迅的眼里，奴役的文化最为黑暗的地方不只是让你做奴才，而是让你心甘情愿地、自觉地选择做奴才，就像鲁迅描写闰土的表情时说的那样：又“欢喜”又“凄凉”。

第三，“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有两个基本的命题：反帝、反封建。在大部分作家的眼里，反帝是第一位的。鲁迅则稍有区别，反封建才是第一位的。反封建一直是鲁迅政治诉求和精神诉求的出发点。为什么？因为封建制度在“吃人”——它不让人做人，它逼着人心甘情愿地去做奴才。

第四，在变革中国的大潮中，“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在阶级批判的时候都有一个基本的道德选择，那就是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一头批判“统治者”。毫无疑问，鲁迅也批判统治阶级，但是有一件事情鲁迅一刻也没有放弃，那就是批判“被统治者”、反思“被侮辱”与“被损害”……当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与作家都在界定“敌人是谁”的时候，鲁迅先生十分冷静地问了一句：“我是谁？”

第五，情感。在阶级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过程中，伴随着道德选择，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作家，必然伴随着情感倾向和情感选择问题。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就是抒情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向大众“示爱的文学”。但鲁迅是唯一一个“不肯示爱”的作家。先生知道，他一旦示爱，将失去他“另类批评”的勇气与效果。

第六，价值认同。和知识分子比起来，在道德选择和情感选择的过程中，作家非常容易出现一个误判——价值与真理都在被压迫者的那一边。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体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没有从众。他的小说告诉我们，价值与真理“不一定”在民众的那边，虽然它同样“也不一定”在统治者那边。鲁迅告诉我们，就一对对抗的阶级而言，价值与真理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