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鸽 曹 倖 王 力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创伤应激研究实验室，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049)

1 问题的提出

青少年时期是心理与行为问题的高发期（唐光政, 郭兰婷, 黄雪竹, 2005）。由于农村地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不甚完善，同时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和落实也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农村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亟需我们关注。

无论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青少年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些诸如自然灾害、意外事故之类的天灾人祸。这些严重威胁个体安全或躯体完整性、引发个体社会地位或社会关系网络发生威胁性改变，同时引起个体灾难性反应的事件被称为创伤性事件（Lancaster, Melka, Rodriguez, & Bryant,2014）。创伤性事件并不少见，大约有68% 的儿童青少年经历或目睹过创伤性事件（Copeland-Linder, 2008）。创伤性事件往往使他们内心遭受重创，并引发各种心理问题，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是由创伤性事件导致的、最为常见和特异的心理问题之一（Spitzer, First, & Wakefield, 2007）。

PTSD 是一种持续的、严重的，以反复重现创伤性体验、持续性回避创伤相关的线索、心理麻木或情感麻痹以及持续增高警觉水平为主要特征的心理障碍。目前关于PTSD 流行率的研究多取样于经历过群体性突发事件（如，地震）的人群，而针对普通人群的研究则相对较少。Phillips 等人（2009）调查了中国四个省份的精神疾病流行情况，结果表明PTSD 在一般人群中的流行率为0.2%。然而，针对上海市青少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人群的PTSD 流行率高达7.8%，已远远超过以往估计（杨梦竹, 2003）。高静等人（2014）对河南省农村地区中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农村青少年人群的PTSD 检出率（8.9%）甚至略高于城市青少年人群。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使用了不良事件量表筛查个体的创伤经历，但不良事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创伤性事件。因此该研究得出的有关PTSD 流行率的数据可能并不准确。

此外，以往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简称DSM-IV; American Psychiatr ic Association, 1994）诊断标准考察PTSD 的流行情况，而2013 年公布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简称DSM-5;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在DSM-IV 的基础上对PTSD 的诊断标准进行了多项较大的修改，包括将DSM-IV 中的“回避与情感麻木”症状簇拆分成两个独立的症状簇——“回避”和“负性的认知与情绪改变”；将阳性诊断的条件由满足至少1 个闯入症状、至少3 个回避与情感麻木症状以及至少2 个高唤起症状改为满足至少1 个闯入症状、至少1 个回避症状、至少2 个负性的认知与情绪改变症状以及至少2 个高唤起症状；新增3 个症状（歪曲责备、持续性负性情绪状态及鲁莽或自毁行为），修订若干症状等。由于上述修改的目的即为更加准确地诊断该障碍，因此基于最新的DSM-5 诊断标准获取有关PTSD 流行率的数据显得尤为必要。

鉴于目前针对农村青少年群体的创伤经历及基于DSM-5 诊断标准的PTSD 流行率的研究十分匮乏，本研究旨在考察该群体的创伤经历情况、基于DSM-5 诊断标准的PTSD 流行情况以及PTSD 与人口学特征、创伤经历之间的关系，以期呈现该群体创伤相关心理健康现状、识别该群体罹患PTSD 的风险因素，并为临床实践中针对PTSD 易感人群的筛查和干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方法

2.1 调查对象

按照方便取样的原则整群抽取河南省登封市2 所乡镇初级中学，以这2 所学校的全体在校生为调查对象。样本总量为1781 人，其中男生770 人，女生843 人（含性别缺失个体），样本平均年龄为14.0 岁（SD=1.0）。

2.2 调查问卷

2.2.1 一般人口学资料问卷

采用自编问卷调查被试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民族、宗教信仰、是否独生子女、父母婚姻关系、目前一般与谁一起生活、父母是否在外打工以及与不在身边的父母联系频率。

2.2.2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儿童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指数

采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儿童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指数（The UCLA PTSD Reaction Index for Children/Adolescents, PTSD-RI; Pynoos & Steinberg,2013）问卷中的“创伤史”部分调查被试经历创伤性事件的情况。该部分对应于DSM-5 PTSD 诊断标准中的标准A（经历严重创伤），共计15 题，前13 题询问被试是否经历过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13 类不同的创伤性事件，第14 题询问被试是否经历过除前13 题以外的创伤性事件，第15 题要求被试指出对其困扰最大的创伤性事件。PTSD-RI 是目前应用广泛的筛查儿童青少年创伤经历的工具之一，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其中文版曾用于调查中国普通青少年人群的创伤性事件发生情况（Liu, Wang, Cao, Qing, & Armour, 2016）。

2.2.3 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第五版

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第五版（The PTSD Checklist for DSM-5, PCL-5; Weathers et al., 2013）调查被试是否满足PTSD 阳性诊断。该问卷评估过去一个月中由困扰最大的创伤性事件带来的PTSD 症状的严重程度，某一题得分 ≥ 2 表示满足该症状。同时满足至少1 个闯入症状、至少1 个回避症状、至少2 个负性的认知与情绪改变症状以及至少2 个高唤起症状即被视为满足PTSD 阳性诊断。PCL-5 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PTSD 筛查工具之一，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其中文版曾用于中国普通青少年人群的PTSD筛查（Liu et al.,2016）。在本研究中，PCL-5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s alpha）为0.94。

2.3 调查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由调查员统一发放问卷，介绍注意事项并指导学生完成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000 份，调查后回收有效问卷1781 份，有效应答率89.1%。本研究经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并在调查时获得了调查对象及其监护者的知情同意。

2.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χ2检验、聚类分析等。

3 结果

3.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样本人口学特征见表1。参考前人以农村青少年为调查对象的研究（高静等人, 2014），除性别、年龄、年级、民族、宗教信仰、是否独生子女以及父母婚姻关系等一般人口学特征之外，我们还考虑了目前一般与谁一起生活、父母是否在外打工以及与不在身边的父母联系频率等农村青少年群体典型的、特异的人口学特征，以期更有针对性地探究该群体罹患PTSD 的风险因素。

3.2 创伤性事件分析

经历各项创伤性事件的被试人数及比例见表2。选择“曾有你亲近的人去世”的被试所占比例最高，经历过灾难，如地震、森林火灾、飓风、龙卷风或洪水”是本样本发生频率最低的创伤性事件。

表1 样本人口学特征

经历过不同数量的创伤性事件的被试人数及比例见表3。至少经历过1 件创伤性事件的被试占调查总人数的60%。其中，只经历过1 件创伤性事件的占31.2%；经历过2 至5 件创伤性事件的占27.2%；经历过超过5 件创伤性事件的占1.6%。

表2 样本创伤性事件发生频率

表3 样本经历创伤性事件数量

3.3 PTSD 检出率分析

根据PTSD-RI 问卷筛查结果，共有880 名被试经历过至少1 件创伤性事件并指明了对其困扰最大的创伤性事件。在这些满足DSM-5 PTSD 诊断标准A 的被试中，共有85 人（占9.7%）满足PTSD阳性诊断。

与PTSD 检出率显著关联的人口学特征为：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以及父母是否在外打工（见表4）。具体而言，男生的PTSD 检出率显著高于女生；独生子女的PTSD 检出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都在外打工的青少年的PTSD 检出率显著高于父母都不在外打工的青少年。

表4 PTSD 检出率与人口学特征之间的关系

单一创伤性事件与PTSD 检出率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见表5）。其中，PTSD 检出率最高的创伤性事件为“曾经在家里狠狠地被打、被推或者被踢”。考虑到某些特定的创伤性事件可能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因此为了更具概括力和解释力地呈现创伤性事件与PTSD 检出率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据Ward（1963）的建议采用离差平方和法对13 项创伤性事件（排除无人经历的“曾亲身到过正在打仗的地方”）进行了系统聚类分析。最终确定的分类结果包含4 类，分别为“遭受/目睹家庭暴力”（包含“曾经在家里狠狠地被打、被推或者被踢”及“看到你家人在家里狠狠地被打、被推或者被踢”）、“重病/重伤治疗”（包含“当病得很严重或者严重受伤时, 曾在医院接受很疼、让人害怕的治疗”）、“亲朋去世”（包含“曾有你亲近的人去世”）以及“其他”（包含其余的创伤性事件）。

上述创伤性事件类别与PTSD 检出率之间也存在显著关联（见表5）。其中，PTSD 检出率最高的创伤性事件类别为“遭受/目睹家庭暴力”，其次为“重病/重伤治疗”，前者PTSD 检出率接近后者2 倍。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遭受/目睹家庭暴力者的PTSD 检出率显著高于经历亲朋去世者（p＜0.001）及经历其他创伤性事件者（p＜0.05）；重病/重伤治疗者的PTSD 检出率边缘显著高于经历亲朋去世者（p=0.079）；经历其他创伤性事件者的P T S D 检出率显著高于经历亲朋去世者（p＜0.01）；其余的创伤性事件类别所对应的PTSD 检出率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5 PTSD 检出率与单一/聚类创伤性事件之间的关系

4 讨论

4.1 创伤经历情况

本研究发现，调查对象经历的频率较高的几项创伤性事件分别为：“曾有你亲近的人去世”，“当病得很严重或者严重受伤时，曾在医院接受很疼、让人害怕的治疗”，“看见或听说过你的亲人或朋友因暴力事故、灾难、自杀而死亡或严重受伤”以及“曾经在家里狠狠地被打、被推或被踢（不包括兄弟姐妹间的正常玩闹打斗）”。曾有调查发现，城市青少年群体的创伤经历主要包括亲人去世、亲人或本人重病或重伤（住院）、目睹他人受伤以及校园暴力等（吴垠,陈雪军, 2010; 杨梦竹, 2003）。由此可见，我国农村与城市地区青少年较常经历的创伤性事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创伤经历大多与亲人去世及亲人或本人患病或受伤有关。然而，城乡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例如，诸如躯体虐待之类的家庭暴力更易发生在农村青少年人群中，而诸如同伴欺凌之类的校园暴力则在城市青少年人群中更为常见。这一体现于创伤经历方面的农村特异性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此外，本研究发现，60%的农村青少年至少经历过1 件创伤性事件，这与国外学者对创伤性事件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的发生率估计（约为68%）基本吻合（Copeland-Linder, 2008）。而在这些有过创伤经历的人群中，近一半（48%）的个体经历过多件创伤性事件。考虑到农村青少年群体中较高的创伤性事件发生率以及累积的创伤经历对青少年的心理与社会功能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Ford,Elhai, Connor, & Frueh, 2010），我们有必要对该群体较为频繁经历的创伤性事件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合理地防范某些创伤性事件（如，遭受家庭暴力）的发生。

4.2 PTSD 流行情况及其与人口学特征、创伤经历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的农村青少年中，PTSD 的检出率为9.7%。该数值低于之前一些针对我国城市青少年或成人群体的调查结果（江琴普等, 2008; 吴垠, 陈雪军, 2010）。上述差异一方面可能源自样本特征的差异（如，农村与城市、青少年与成人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源自筛查工具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使用的PTSD-RI 对创伤性事件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筛查，这有效排除了非创伤性事件对PTSD检出率的干扰。此外，与以往基于DSM-IV 诊断标准的调查不同，本研究使用了依照DSM-5 诊断标准编制的PCL-5 进行PTSD 阳性诊断。这一基于修订后的诊断标准得出的PTSD 检出率可能更为准确地反映了农村青少年群体的PTSD 流行情况。

本研究识别出的农村青少年群体罹患PTSD 的人口学风险因素包括：男性、独生子女及父母在外打工。虽然已有研究指出，女性PTSD 易感性高于男性（Tolin & Foa, 2006），但本研究发现男生的PTSD 检出率高于女生。这一发现与前人针对我国城市青少年群体的调查结果相吻合（王维宇, 周家骥, 顾海根, 2005）。考虑到不同的创伤性事件带来的不良心理影响有所差异，因此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创伤性事件的性别分布情况，结果发现男生更有可能经历一些与暴力有关的创伤性事件（如，曾经在学校、街区或城镇里被暴打、枪击、威胁或者受到严重的伤害；看到过别人被暴打，枪击或被杀等），这提示男生的PTSD 检出率高于女生的原因可能在于男生经历的创伤性事件更易引发PTSD。另外，本研究还发现，独生子女或父母在外打工者的PTSD 检出率相对较高，可能的原因是他们缺乏来自家庭内部（包括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支持与保护，而这些支持与保护具有降低PTSD 发病风险的作用（Keane, Marshall, &Taft, 2006）。这也提示我们应当加强对独生子女家庭和留守家庭青少年创伤经历的早期识别与干预，同时对这类人群中有创伤经历的个体给予更多的社会支持。

本研究发现，与最高的PTSD 检出率相对应的创伤经历为遭受或目睹家庭暴力（以躯体施暴为主），这说明家庭暴力是最易引发农村青少年PTSD 的创伤相关因素之一。该发现印证了现有关于躯体虐待与PTSD 关联的研究结果（高静等,2014; Hunt, Martens, & Belcher, 2011）。但值得注意的是，一项针对我国城市青少年群体的研究发现，家庭暴力并不是影响该群体罹患PTSD 的重要因素（杨梦竹, 2003）。这提示我们家庭暴力可能会对农村青少年造成更大的心理创伤并为其带来更为严重的不良后果。结合前文论述，遭受或目睹家庭暴力在农村青少年人群中的发生率相对较高（接近20%），而它又与青少年PTSD 及其他心理与行为问题密切关联（苏静等, 2015），因此我们应当及早筛查出亲历家庭暴力的农村青少年并向其提供必要的心理援助。另外，我们还应当加强农村家庭教养与相处方式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引导农村父母采取非暴力的手段教育子女、解决夫妻矛盾等，从而降低家庭暴力的发生率，进而减弱农村青少年罹患PTSD 的风险。

5 结论

本研究调查了目前农村青少年群体的创伤经历情况及基于最新诊断标准的PTSD 流行情况，初步识别了一些与农村青少年自身及其家庭有关的PTSD风险因素。结果显示：（1）60%的农村青少年至少经历过1 件创伤性事件，发生频率最高的创伤性事件为曾有亲近的人去世（42.6%）；（2）有创伤经历的农村青少年的PTSD 检出率为9.7%，与PTSD 有关的人口学特征为男性、独生子女以及父母在外打工；（3）最易引发PTSD 的创伤经历为遭受或目睹家庭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