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

书法作品。

印文“黄河之水天上来”。

青玉缠枝莲如意。

瑪瑙巧色雕“金玉满堂”。

会说话的玉器

玉石坚硬、温润、光洁，还可以敲击出优美的声音，历来广受人们的喜爱，在中华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中国也被称为爱玉之国、崇玉之邦。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已经出现了玉的身影;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更是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玉龙，堪称中国古文化中最具有文化代表性的器物。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长河中，玉，一直在文化象征性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玉器，玉琢而成的美器，则是中华工艺美术史上永远闪烁的路标。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更是把玉视为身份的象征，代表极高权力的玉玺就是最好的例证，其他玉器也成为了他们的专属。直到宋代，玉器才开始走下神坛，在民间流行。这丝毫也没有削弱统治阶级对玉器的追捧和对于皇家用品品质的苛求，于是皇家大力网罗民间的各类匠作高手，宫廷造办系统也就此应运而生了。

清代是造办系统发展的顶峰，分为专供宫中用度的“养心殿造办处”和“内务府造办处”两部分。内务府造办处也叫“匠作处”。造办处先后设有60多个专业作坊，而玉作当之无愧名列其中。现在去故宫或其他大型博物馆中参观的人们，还可以看见当时玉作工匠们的部分作品，件件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和清政府的灭亡，大批琢玉工匠从宫廷走向民间，使造办处的琢玉工艺回归到了最基层的文化热土之中，为这项工艺的民间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杨宝忠大师所篆刻的“琢玉百年”就是讲述着造办处琢玉技艺已流落到民间百年了。

翡翠巧色雕“吉祥三兔”。

寿山石雕盘龙宝玺。

水仔翡翠黄皮弥勒。

香港回归20 周年“和玺”。

玉器传承

流落到民间的艺人们由于没有了稳定的工作，不少人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下降，有的甚至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新中国的建立，让这些琢玉工匠迎来了新的春天。就在建国十年大庆的前一年，1958年的10月北京市玉器厂正式成立了。厂址就选在民间手工艺者汇集的崇文区（现北京市东城区南部），为玉器匠人们的就业和琢玉技艺的传承敞开了宽广的大门。玉器厂也成为了当时北京市的重要创汇企业，在广交会上经常可以看见该厂的产品，引来外国商贸人士的关注。北京玉器厂的作品也经常作为礼品在国家的外交活动中馈赠给外国友人，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国家大型的艺术博物馆、重要的对外平台乃至人民大会堂内都有北京市玉器厂优秀作品的身影。

北京市玉器厂对于琢玉技艺的传承一改旧时常见的父传子家族受式传承模式，改为了从应届高中毕业生（当时高中学历已是较高学历）中选拔，之后再因材施教，挖掘每一位学员的特长，最后优中选优，根据个人能力传承技艺。杨宝忠就是他入厂那一年中优选的最终被传承者之一。

正在制作“琢玉百年”的玉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古语说“玉不琢不成器”。任何一块好的玉石，经过人工雕琢后，才能被赋予其更高的艺术价值和魅力。杨宝忠刚进入玉器厂的时候，看见的琢玉设备可不是像现在的玉石雕刻机，而是工匠们手里一把把黑色的泥沙。其实那才是几千年来琢玉匠人们真正的琢玉工具——解玉砂（也称邢砂）。

玉石的硬度一般较高，在莫氏硬度表中6.5-7.5之间，需要更为坚硬的材料才可以将它进行雕磨。而解玉砂的成份一般为天然的刚玉砂或石榴石的矿砂，硬度在8-9左右。《诗经·小雅·鹤鸣》有云“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后来也演化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说的“它山之石”也就是解玉砂。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后，金刚石工具（也称钻石粉工具）慢慢在我国出现，解玉砂才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台光鲜亮丽的玉石雕刻机。

玉器厂当时分为8个大车间，分别进行花卉、人物、禽鸟、走兽、景致等不同门类艺术品的制作。车间里的每位艺术家一般都有自己专攻且非常娴熟的一项绝活，比如，有人专雕卧牛，可以根据玉石形态、体量的不同，自己创作出各种形态，活灵活现让人叫绝。由于杨宝忠从小就喜欢书法、篆刻，进厂后师傅马上发现了他的这项特长，于是他专门传承了琢玉印章（玉玺）这项非遗技艺。

“道法自然”印身与印文。

正在制作的“琢玉百年”玉玺。

还未完工的“琢玉百年”玺印 。

4 印文“奥运精神”。5 印文“澄怀观道”。6 印文“天道酬勤”。7 印文“源远流长”。

8 印文“厚德载物”。9“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玉玺印身。10“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玉玺印文。

玉玺的故事

印章在中华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下至平民百姓，上至九五之尊，从大到小各级行政部门，甚至一般特定的工作（如会计工作）都会有一枚或多枚不同的印章。而这印章最高的等级也就是玉玺了。

玺与印始分于周代，君王用的为玺，臣民们用的就叫印。玺的材质一般为玉石或黄金。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取蓝田之玉（也有传说为和氏璧），命丞相李斯用小篆中的鸟虫篆体，写下“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让玉工孙寿雕刻为玉玺。这枚玉玺在秦灭亡之后又传到了汉，东汉最后一个皇帝又传给了曹魏，之后又历经晋、宋、齐、梁、陈、隋、唐，直到五代十国乱世时就不知所踪了。现在只留下它一个个或真或幻，或兴或衰，或慷慨激昂或荡气回肠的传奇。它见证了中国宋代以前大部分朝代的更迭，是每一个渴望至高权力者梦寐以求的“传国玉玺”。至此，玉玺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成为了国家最高统治权的象征，谁有了玉玺谁也就可以掌握这个国家。明朝里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一个个阉人就因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身份就可以权倾朝野。

玉玺虽然珍贵，但大家可别以为一位皇帝只有一方玉玺，据统计，中国有228位皇帝共有478方玉玺，其中還包括那方“传国玉玺”。清代时乾隆皇帝就是一名“玉玺发烧友”，他非常喜欢各式各样的玉玺，据说有40多方，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乾隆二十五方御用宝玺，它们分别为“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 “皇帝之宝”（ 满文） “皇帝之宝”（栴檀香木）“天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敬天勤民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钤文之玺”“表章经史之宝”“巡狩天下之宝”“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广运之宝”。他还将这此玉玺都放置于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的交泰殿之中，可见这些玉玺的地位。2005年，杨宝忠应故宫博物院的委托对这二十五方宝玺以1：0.95的比例进行了仿制，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现这些仿制玉玺仍然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内。

1998年的一天，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了北京市玉器厂，希望可以推荐一位艺术家进行一枚玉玺的仿制工作，由于保密原因，仿制工作只可以在博物馆内进行。杨宝忠接到了这份任务，来到博物馆他才得一见这方玉玺的真容，那就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玉玺。这方玉玺的体量硕大，印文繁多，设计复杂，文字大小不一，周围还有龙、凤、海水等图案，仿制起来绝非易事。经过他认真努力，终于在预定的时间内圆满地完成了。当他提出想要与作品进行合影时，没有被博物馆方同意，只是让他保存了一张玉玺的印样，以示对作品的肯定。

印里乾坤

杨宝忠从艺42年，对于书法与雕刻的造诣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告诉我说，其实印章也可以鉴证书画的真伪。有一次，一位朋友拿来一幅名人书画请他进行鉴赏，他对朋友说：“我对绘画的确不在行，但我看画上的印章觉得好像有问题。”于是乎，他从书中找到了该画家的印文进行了仔细比对，并指出有一小处瑕疵不符，这时这位朋友方知上当。

采访时，正巧遇到了杨宝忠的一位老顾客，她是一位实力派的印章收藏家，在收藏印章方面很有追求。她要的都是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比如，要最长的玉石印章，最大的玛瑙印章等等，而每次找到好的章料都请杨宝忠进行雕刻。杨宝忠说，像这位顾客一样的收藏家还有很多，有的还为家里特意制作了硬木的印章收藏架，进得屋内原木与印油的香味，让人一下子就可以嗅到一种中华文化的味道。

杨宝忠还为国家很多大型活动设计和制作印章。2017年，他为香港回归20周年制作的两枚纪念和玺，第一次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版面作为了印文，这也是他艺术生涯中的又一项创新，得到了市场的极大认可。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华诞，他还在构思着为之献礼的“复兴国玺”，想必一定又是一件佳作。

我开玩笑地问杨宝忠：“如果刻坏了怎么办呀？”他郑重地对我说：“我琢玉这么多年没有失过手，干我们这行的失了手也是不用去赔的，因为我们手里经过的料是赔不起的，但你一失手在行业里就会名声扫地。”这时我才觉得，我问的可能有点过了。的确，人生也如琢玉，一时不慎可能一生也不可弥补。琢玉的艺术家，认真对待作品如同对待人生一般。在他们的眼中只有一丝不苟，才可成就不朽的佳作。

（印章图片由杨宝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