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张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略中国。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南京岌岌可危。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认为南京距北方战区千里之遥，作为六朝古都和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城固若金汤、牢不可破。文物最初也打算长期存放南京并且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以利管理。

然而，战火蔓延的速度和敌人的疯狂令人难以想象。刚刚在南京安家的故宫国宝再一次命悬一线。随着战争进行，故宫博物院管理层抓紧时间制定着保护国家宝藏的计划。经过紧急磋商，故宫管理委员会通过了国宝分三路向西转移重庆的方案。

本页故宫文物迁移途中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

因“九一八事变”而迁移出北平的故宫文物，起初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关于南迁目的地也曾经有过多种争论，有人认为，文物应该迁往陕西西安，有人认为存放在上海租界更为安全。

在争议并没有确切结论的同时，故宫的文物正在进行秘密迁移。为避开天津，以防遭遇到日军的袭击，文物转移路线为：平汉线转陇海路再转津浦线，经郑州、徐州绕道南下到达南京浦口站。

在浦口待命的运送文物的火车仍然不知道下一站要去哪里，火车上又不利于文物储存，当时负责押运的故宫人吴瀛、那志良和同事们心急如焚。一直等到三月中旬，政府才决定将文献档案留在南京，暂时放在行政院大礼堂，其余的文物走水路运往上海。

3月5日，满载故宫文物的大箱子中的一部分出现在了上海南市招商局的金利源码头上。第二天的《申报》立即刊登了这则消息：“南迁古物昨午抵沪，共一千零五十四箱，存储仁济医院旧址”。直至1933年5月23日，最后一批文物（第五批）安全抵达上海，保存在法租界和英租界的仓库里。

南迁文物存放于上海只是临时性的，在南迁伊始，政府就已经决定把一批文物存贮南京，只是由于当时没有合适的存放地点，而上海仓库很多，所以暂运上海保存。

1934年12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会议，由王世杰理事提议把南京朝天宫全部划归故宫博物院作为成立南京分院以及建筑仓库的地点。经过行政院的核准，南京仓库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1936年，为长期保存南迁文物，故宫博物院在南京朝天宫旁选址修建库房，当年12月，一万多箱文物由上海转运南京朝天宫库，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

文物在南京有了像样的家，而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也充满朝气，研究和点收工作做得井井有序。1937年5月，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在南京举行，此次展览展出了从先秦到清朝的历代艺术品。古器物方面大部分由故宫博物院提供，书法、绘画、瓷器、铜器、玉器、雕刻等，数量占展品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另一件工作就是设法把文物展出，朝天宫的大成殿、崇圣殿等处殿宇宏大，适合修做陈列室，当时就把房屋的修理费用、陈列柜制作费、光线调节等计划，拟好预算呈请拨款。

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是，预算尚未核准，卢沟桥的炮声响了。

1936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

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南京告急，数万箱的国宝必须马上转移。

西进后方

有人认为，抗战期间的故宫南迁文物坐过金陵的火车，看过秦岭的雪，划过岷江的竹筏，藏过安顺的山洞，住过峨眉的寺庙和安谷的祠堂……

除了从北平南迁至上海、南京，故宫文物在西进后方路途中的经历，同样可谓艰难曲折。随着战争的推进，故宫管理委员会通过了国宝分三路将文物向西转移重庆的方案。三批文物分南、中、北三路向西南大后方转移，途径路线分别为：

南线：南京—汉口—长沙—桂林—贵阳—安顺—巴县

中线：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安谷

北线：南京—徐州—郑州—宝鸡—汉中—成都—乐山峨眉

本页南京朝天宫（左图）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落成纪念册（中图）

见证故宫文物南迁的木箱（右图）

本页部分“国宝守护人”合影

第一批文物（西迁文物的南线）于8月14日在马衡的监护下迁离南京，沿长江至武汉，后由陆路至长沙，存放于城郊湖南大学图书馆。从英国展览回来还未拆箱的80箱珍贵文物也同批西迁。这批文物中包括甲骨文、钟鼎、碑拓，还有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一些名家字画及书法等旷世珍藏。然而南京失守，日军紧逼长沙。1938年春，得到批准后，文物走陆路开始向西南方迁移，行政院指定文物车队绕道桂林以避开湘西一带土匪，再由广西转向贵州，最后安置于贵州安顺的华严洞，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安顺办事处。文物刚刚离开长沙，日军飞机便炸毁了湖南大学图书馆。6年之后，1944年豫湘桂会战，桂、柳失守，危及贵州，这批文物又于当年12月迁至四川巴县飞仙岩。

第二批文物（西迁文物的西线）于1937年11月20日从南京出发，经津浦路到徐州，再经陇海路到郑州、西安，再转宝鸡，最后经汉中至成都。这批文物主要包括故宫馆藏书画和玉器，共7000多箱，以及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文物共7286箱。这批文物迁移一波三折，途中于郑州曾遇日军飞机轰炸，运送文物专列开入一个废旧货场才得以幸免。汉中至成都由于天气恶劣，路况险峻，有时一段山岩栈道长2公里，来回传递一趟文物却需要两三日，这段运输前后花了10个月时间，直到1939年3月才完成。又因成都当地气候潮湿，多雨多雾不利于文物保存，且邻近重庆，7月，这批文物又从成都开始往峨眉山深处搬迁，藏于万年寺藏经阁的大殿中，同时故宫博物院峨眉山办事处成立。

在第二批文物西迁的同时，第三批（西迁文物的中线）也在南京陷落前四天通过一艘英国轮船“黄埔号”离开了南京。第三批是西迁文物中数量最大的一批，以陶瓷器为主，不仅有商周、西周陶器，还有隋唐时期的白瓷和三彩陶，另外还包括巧雕和文玩精品。1937年12月9日，雨夜中的浦口码头，满载故宫国宝的“黄埔号”，搭载着一群无助的南京市民，驶向汉口。本预备经汉口转向重庆的文物，由于重庆情势危急，接令转向乐山。途中经宜宾时，运输船发生故障，接驳船只未安排到位，为保证安全，只好将文物暂存于宜宾真武山下的山洞里。最终历经艰险于1939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将文物水运至乐山，存放于茶溪附近的山洞里，并成立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

意外频发的“西迁文物”北线之路

在整个文物分五批南迁、三批西迁的过程中，需躲过日军的轰炸、土匪的拦截、虎狼的威胁、道路的险峻、特务的跟踪等千难万险。在运送过程中，故宫职员在参与文物保护的同时，还要展开清点、索引编目工作，以保证文物数量无一疏漏。

特别是文物西迁的过程辗转曲折，意外频发，更让马衡等负责人疲于奔命。

在西迁的三条线路中，北线的文物不仅较多、较大、较重，而且运输最为艰辛，是最艰苦的一条转运线。

转藏成都及重庆

北线文物刚进入陕西存放在宝鸡不久的时候，潼关形势紧张。1938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为文物安全考虑，命令迁往陕南汉中。从宝鸡到汉中，要经过雄浑的秦岭山脉。这一段险峻的山路连绵六百公里，没有火车，只能靠卡车翻山越岭。4月，文物运到汉中。但仅过了月余，日机便轰炸了汉中机场，行政院觉得汉中也不是安全之地，要求立刻转运成都。5月26日，国宝又一次装上汽车，驶上川陕公路，开始艰难的转运。

从汉中到成都的公路约有560余公里，中途要穿越7条河，河道上没有桥梁，只有日久天长形成的古老渡口。文物运到渡口后，将载运文物的汽车开上木船，用人力将木船逆水而上拉行一段，再顺流而下，借水势靠近对岸。这一段路也是非常艰难危险，费时很长。历时将近一年时间，直到1939年3月才将汉中的文物全部运抵成都。

1938年，中线文物已存放在重庆，北线文物正在陕西辗转迁徙。马衡对北线运输很不放心，急于了解这批文物的情况。是年9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推定马衡和理事李济赴成都及汉中视察，并由北线运输负责人那志良陪同。三人刚到汉中，便接到重庆发来的电报：重庆被敌机轰炸，赶快回来。马衡必须启程回重庆，又担心北线文物安全，于是赶忙装了三卡车文物，马衡、李济、那志良各押运一辆，昼夜兼程走了三天三夜，终于赶到成都，运达的文物完好无损。马衡稍事休息后，就与李济一起坐火车赶回重庆。11月30日，马衡等人呈报常务理事会，建议疏散重庆、成都两地的文物。

转藏乐山及峨眉

1939年春天，重庆已受到敌机严重威胁，西南大后方开始遭到数年之久的“疲劳轰炸”。5月，行政院命令故宫博物院，将重庆、成都两地文物全部运离，寻找合适的地方存放。接到命令后，马衡经通盘考虑，最终决定将重庆文物转移到乐山安谷乡，成都文物转藏峨眉。

对页西周晚期青铜器毛公鼎高53.8cm口径47.9cm重34.5kg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从成都到峨眉，弯弯绕绕的崎岖山路有300多公里，用汽车运输，还需要渡河四次。到1939年7月，文物全部运抵峨眉，分别存放在县城外的大佛寺和武庙两处。从1937年11月文物抢运出南京开始，到运抵峨眉时，前后已经颠沛流离了18个月，全线运程约2400公里，所运文物一箱未少、一件未损。

从重庆到乐山，主要是用轮船运输，繁重的运输工作大多由中国联运社完成。刚开始时，他们表现出良好的敬业精神，故宫博物院的职工也艰辛劳动，按期将全部文物由重庆运抵中转站宜宾。然而，在此期间发生了一起人命惨事。故宫职员朱学侃历来办事兢兢业业，他为了确保文物安全，在昏暗无光的夜晚爬上船舱检查，没留意舱中没有盖上铁盖，一失足摔下船舱，脑部受创而亡。

文物从宜宾运往乐山的过程中，中国联运社工作人员变得散漫起来。从5月至7月初，才装运出一船文物到乐山。长江轮船运输，水位是至关重要的，4月到8月是最佳运输时期，到了枯水季节轮船基本无法行驶。马衡得知宜宾的困境后，调那志良到宜宾负责转运工作。

8月中旬，那志良到了那里，发现真是困难重重：长江水位开始下降，到9月中旬就要停驶，但到此时才抢运出3000多箱，在此后短短一个月内却还需要抢运6000多箱；这里时常有警报，所有文物箱件都在城内仓库里，时刻面临敌机轰炸的危险；承运的中国联运社与民生轮船公司又不负责，到了8月30日，不过运了1000箱不到。那志良眼见两家公司无法按时履约，便断然采取严厉措施：凡是该公司的所有船只，开到宜宾的全部将派兵封船扣押，用于装运文物。两公司自知理亏，马上妥协配合。这样从9月1日起，经过十多天的紧张抢运，终于在9月12日前将所有文物运出宜宾。仅仅两天后，河水开始下落，轮船很快便无法通行了。

马衡从那志良电报得知文物转运工作全部完成，如释重负，开心之情跃然纸上，他在回信中说：“自泸州被炸，忧心如焚，数夜不眠。得来电，知兄大功告成，急嘱厨房备酒，痛饮数杯。”

本页《祭侄文稿》（全称为《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局部原作尺寸：纵28.3厘米，横75.5厘米纸本 共计234字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对页宋 赵佶《听琴图》立轴 绢本设色纵147.2cm横51.3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转运期间还遇到过另一次险情。那是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36架战机轰炸乐山。飞机临空之时，中线运输负责人欧阳道达正在城内安乐旅社故宫博物院临时办事处，一时间无处可躲，只好钻到方桌下面。他听到外面的炸弹声，真是不寒而栗。等到飞机过去，从桌下爬出来时，已是满头满身的灰尘。原来，在办事处附近的马路上，落下一颗炸弹，把地面炸开一个大洞，炸得尘土四处飞扬。轰炸之后，乐山城区半毁，人员伤亡数千，而转运的文物竟安然无恙。用马衡的话说，“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功侔鲁壁”，文物东归

1945年8月，抗战终于胜利。故宫博物院重庆总办事处决定，所有疏散后方的文物仍迁回南京。1946年1月，存在四川巴县的80箱文物最先运到了重庆向家坡。其后，峨眉、乐山两处的文物也运来此地。计划从重庆沿着川湘公路，经长沙、南昌运回南京。可是一路上凹凸不平、砂石遍地。到了南昌才知道，那里的断桥都还没有修复，只好临时改由水运。第一批文物经九江到达南京朝天宫时，已是1947年7月25日。同年12月9日，全部文物运完。

故宫国宝存放在乐山近八年，没有丢失一件文物，也没有发生一起损毁事故。1946年4月，国民政府颁赠安谷乡各个宗祠金漆大匾一块，以示嘉奖。匾额正文为马衡题写的“功侔鲁壁”四个楷体大字。

“功侔鲁壁”源于圣人孔子的“夹壁藏书”一说。相传，圣人孔子的家中建有一道夹壁，专门用来保存圣人的书籍。圣人的伟大思想之所以得以流传千年，这道夹壁功不可没。因为孔子生活在鲁国，所以后人便将这道夹壁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鲁壁”。“功侔鲁壁”，就是功高或功盖于鲁壁的意思，这几个字，今天已经作为四川乐山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创下伟大“战绩”的殊荣。

事实上，不只是存放在乐山的国宝无一损毁，从1933年开始迁移，到1947年返回南京，前后14年，辗转两万公里，最终，故宫南迁、西迁的1.3万余箱文物全部完璧归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