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亮

(廊坊师范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明代吏部下设四司一厅，一厅即司务厅，负责上传下达，管理案牍簿籍与部内诸事务，旨在提高行政效率，这是明代的创制，使得吏部机构架设、权力分配与行政运作均达到空前完备的状态。吏部司务位卑而职显，班叙四司之上，权力颇大，在吏部日常运作与事务处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研究成果，目前仅见陈时龙《明代的司务》一篇[1]，该文以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司务为整体，探讨了明代司务的设置、职责、除任、升迁与地位。以小见大，灼见真章。明代吏部为六部之首，吏部司务的地位也殊显于其他部门司务，拥有不同于其他部门司务的构成特点。

一、吏部司务初置与沿革

明代吏部除下设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外，尚设司务厅，不与四司并列，主要为吏部长官提供服务，性质相当于“现代国务院各部委的办公厅、秘书处”[2]285。司务的级别虽不高，但在吏部起到的作用却十分重要。徐缙的《吏部司务厅题名记》中载：“太宰掌六典以辅皇极，擢拔攓取，浩若山河，孰为相之，曰司务；籍其文移以分于四司。……其间出之，入之，缓之，急之，注主销之日以籍稽州，以类奏，皆得预焉，而班独叙四司之上，厥惟艰哉。”[3]52吏部员外郎韩邦奇在《司务厅题名记》中亦有言：“司务者，尚书耳目、手足之官，时或密有咨询，则又有腹心之寄，故不佩印绶，非少之代尚书行事也。”[4]510均见吏部司务重要性之一斑。

吏部司务设于何时，已不可考，王逢年重修《南京吏部志》即言：“设司务年无考。”[5]207陈时龙《明代的司务》根据俞汝楫对明初礼部官制变化的记述最早在洪武十三年(1380)提到司务，推断礼部在内的六部司务很可能设置于洪武十三年[1]。而据《南京吏部志·历官表》所载，吏部司务最早列于洪武十八年栏下，共有四人，分别为“叶彦廷，浙江青田人，人材任。汪弘，直隶绩溪人，人材任。张哲，陕西中部人，监生任。窦礼，山东历城人，监生任”[6]276。正与下引万历《明会典》所载明初吏部司务员额相合。这说明，吏部很有可能于洪武十八年始设司务。司务初设时随主事办事，隶于吏部各属部。万历《明会典》即载：“国初，设主事、司务各四员，为首领官，有主事印。”[7]3而司务厅设于何时，考诸史乘，亦无明确记载，不得而知。

司务初设时随主事办事，分隶吏部各属部。殆至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吏部司务始从吏部属部中独立出来，《明太祖实录》有载：“增六部司务禄米。先是各部主事之下设司务，于主事后署衔，月给米二石五斗。至是增为三石，不署案牍，掌催督稽缓、勾销簿书之事。”[8]3135司务原为从九品官，洪武二十五年十月更定百官品秩，六部司务改为未入流[8]3257。次年十二月再次将六部司务的品秩定为从九品，且额设二员。《明太祖实录》有载：“定六部司务为从九品，每部添设二员，复设吏二人，掌出入文书簿籍。”[8]3367至此，吏部司务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因品秩提高所带来的地位上的提高；二是引文中虽言“添设二员”，实际上是将包括吏部在内的六部司务员额定为二员。

洪武二十九年，改主事为司官，革主事印，而司务亦止设二员[注]申时行等：万历《明会典》卷2《吏部一·官制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下。按：此处，包括下引《南京吏部志》皆以吏部司务额设二员的时间在洪武二十九年，张廷玉等：《明史》卷72《职官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34—1735页)也载：“洪武二十九年改主事为司官，裁司务二人。各部并同。”与所引《明太祖实录》中洪武二十六年吏部司务额设二员相悖。陈时龙《明代的司务》(《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认为：“《明史·职官志》有关洪武二十九年裁撤司务二员的记载，可能是受到该年主事由首领官转为司官的干扰，故司务员额裁减到二人仍当以洪武二十六年为准。”未知孰是。。仅余司务为首领官。至此，吏部司务的员额、品秩皆成定制，终明之世，再无变化。以上吏部司务之变化，可参见《南京吏部志》所载：“国初吏部四属部各设主事、司务一员，为首领官，通为主事四员、司务四员，有主事印。至洪武二十九年改主事为司官，革主事印，而司务亦止设二员，以司务为首领官。”[5]218

二、吏部司务的职掌

吏部司务的职掌，《明史·职官志》载曰：“掌催督稽缓、勾销簿书。”[9]1734所言甚为简略。吏部司务的职掌在设置之初有一个调整的过程。据上文，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吏部司务不再署案牍，而掌催督稽缓、勾销簿书之事。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明太祖谕六部、都察院诸大臣曰：“顷者，朕以各部案牍填委，往往淹积不行，吏缘为奸，事愈浩繁，于是各设司务，职专纪其出入，督其稽滞，而察其奸弊。不旬日间，事多完集。”[8]3376此谕言及设置司务之初衷，在于取代吏员掌管文书以便提高效率。此后，吏部司务职掌渐广，至天启二年(1622)，吏部司务的职掌有以下各项：

凡堂官履任、辞部，本厅掌其礼仪。

凡四司履任见堂，俱本厅引见。

凡四司考满或升任辞堂，同。

本厅到任、考满、升任辞堂，同。

凡太常寺等衙门堂官考满，本厅引见。

凡部院等衙门属官到任、考满、复任，俱隶本厅以违于堂，中见下见官则使官吏引见。

本厅专管纪录、公文出入、查对，然后发行。凡出公文，俱于用印毕，令史送厅登记给发。凡入公文，承发吏俱照件数用印挂号，至月终送厅发于四司。当该吏登答前件，架阁库吏催完已未完手本，查实回堂，乃将前月未完事件登簿备查。

凡各司历事监生每日赴厅画卯考较勤惰，稽查虚旷，季终考试，定其名次，呈堂。

凡四司部令当该及两堂跟班官吏、四司上下班办吏及直堂下班官，俱于朔望日赴厅画卯，患病给假禀明。

四司办满官于季月二十五日挂号回风赴厅，开具手本，住卯，其直堂及两堂办满具呈，奉堂批查行，送厅查明，给手本，赴选司给引，跟办吏、贴办吏、贴役吏，封司票送本厅收贮。待办满之日，奉有堂批，该吏呈文送厅查明，方给原票赴销。

凡考官吏，本厅封门，掌其启闭。[6]227—230

此虽为南京吏部司务的职掌，但以此亦可见吏部司务职掌之大略。陈时龙《明代的司务》一文总结司务的职掌为“除负责文书簿籍之外，还负责日常考勤，管理吏员，以及处理琐碎杂事”[1]，吏部司务职掌也大抵如此。

三、吏部司务的个人出身与地域分布

根据《南京吏部志》《吏部志》等材料，仅可得洪武至万历年间吏部司务110名，除去19人个人出身不详外，剩余91人个人出身可考，占到司务总数的82.73%，庶可反映出明代吏部司务在个人出身方面的一般状况。详情见下表1。

表1 明代历朝吏部司务个人出身统计表

就上表来看，首先，明代吏部司务的个人出身表现出一定的广泛性，荐举、监生、生员、举人、进士、贡生等皆有升除，按其多寡排序，举人有70名，占到可考出身司务总数的76.92%；监生、贡生有13名，占到总数的14.29%。其他出身者仅有9名，不足总数的十分之一。反映了明代吏部司务在出身方面又有相对集中的特点。

其次，明代吏部司务的出身有一个明显的时间上的变化。就首领官的选任，《明史·选举志》载：“京官五府、六部首领官，通政司、太常、光禄寺、詹事府属官，由官荫生选。”[9]1715此大致符合明前期的情况，上表中洪武、永乐两朝监生出身的司务有7名，占到同期可考籍贯总数14名的半数，虽无法判定此7人中有无官荫生，但监生出身者作为明前期司务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定无疑的。实际上，在明代吏部司务中，也不乏高官子弟，如正德朝杨崇为四朝元老、少师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的裔孙[10]616；嘉靖朝王希旦为成化朝广东布政司左参政王佐之孙[10]464，黎民表为御史黎贯之子[9]7366；隆庆朝牛沈裕为嘉靖朝南京太常寺卿牛凤次子[11]412；万历朝陈云鶝为嘉靖朝南京太仆寺少卿陈邦修之子[12]245，郑云鏊为四川左布政使郑云蓥之弟[10]228。以上6人均有举人身份。

自明中期始，吏部司务的出身情况有了一个显著变化，开始重视科目，但由于司务品秩太低，始专用举人。由正统至万历年间，可考出身司务凡73名，其中举人出身者67名，占到同期可考出身司务总数的91.78%，为绝大多数。正德四年(1509)二月，刑部云南司吏董逊之告本司郎中周涤、员外郎虞岳、主事严承、范章，涤等俱除名，逊之遂升为本部司务。对此，《明武宗实录》有言：“故事，司务必举人考高等始得之，班序郎中上，未有以胥吏充者，刘瑾擅作威福、变乱旧章类如此。既而吏部奏本部司务无见缺，乃令查各衙门对品缺补用。”[13]1064这足以说明最晚在正德四年以前，由举人出任司务已为成例，具体到吏部司务，亦是如此。

从洪武到万历年间，吏部司务凡110名，除去19名籍贯不详，剩余91名籍贯可考，占吏部司务总数的82.73%，此大致能反映出明代吏部司务的籍贯分布状况。详情见下表2。

表2 明代历朝吏部司务分省直数量统计表

从上表来看，明代吏部司务的籍贯分布十分广泛，除辽东外，两直十三布政司皆有分布。因所统计吏部司务数量不多，且吏部司务本身并无如司官“分地具员”[14]类似的相关规定，故而吏部司务在各省直间的分布并无悬殊的差别。就区域而言，南方地区的南直隶、江西、浙江、福建、湖广、广东诸省直拥有吏部司务43名，为数最多；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诸省直拥有38名，西南地区的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直仅拥有吏部司务10名。这基本符合自然状态下官员地域分布南方最多、北方和西北次之、西南地区最少的一般规律。

四、吏部司务除任与升转

在吏部司务的除任方面，史料缺载太多，无法进行数据上的统计。然就司务的选任来说，《吏部职掌》有载：“两京各衙门司务，除选除外，于翰林院孔目及在内学录、在外学正、教谕相应者推补。”[15]75陈时龙在《明代的司务》一文中总结到：“司务的除任，早期多从国子监生选任，中期以后多要求有举人功名，或自举人铨选中考高等者选取，后期更强调自国子监、翰林院官员及地方儒学教官中选取。”[1]部分符合吏部司务之实际。

就吏部司务言，凡除任者有两大类，一是初选官，多在明初，由荐举、监生、举人入仕直接任吏部司务，其中，由监生选任者为多；二是由其他各部与都察院司务转任者，就所统计的情况看，成化以后，由礼部司务者转任者9例，都察院、刑部、兵部、户部司务各1例。此外，尚有嘉靖朝黎民表由翰林孔目迁吏部司务[9]7366。吏部司务之所以有相当比例的由其他各部、都察院司务转任者，盖与吏部“铨衡重地，其礼数殊异”[9]1739的独特地位相关，调至吏部，虽属平调，但显有褒奖之意。嘉靖二十五年(1546)九月，世宗曾命司务“不许更调，以起奔竞”，《明世宗实录》有载：“时吏部考功司主事及司务员缺，拟户部主事王尚、礼部司务李世德调补，上命遵嘉靖十七年诏书，不许更调，以起奔竞，有不如诏者，该科通前纠劾以闻。”[16]5887比照《吏部志》卷29《年表·铨堂》，李世德确实未曾调补吏部司务，但世宗“不许更调”的命令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此后仍有嘉靖朝方兴邦、康宪，万历朝潘龙由礼部司务调补吏部，万历朝孙守业由户部司务调补吏部。

在所统计的110名吏部司务中，84人升转情况可考，占到总数的76.36%，大致可以反映出明代吏部司务的升转情况。详情见下表3。

表3 明代历朝吏部司务迁出情况统计表

从上表来看，首先，明代吏部司务的升迁空间很大，多超擢。除万历朝闪继迪三十九年(1611)五月考察素行不谨冠带闲住外[17]9096，升转最次者为正德朝邓中和，改国子监学录[18]，仍为从九品。其他皆跨数个品级升职，升迁最高者为陈勋，于正统十三年(1448)六月升为正四品知府[19]3232。此外，尚有两例升为从四品布政司参议者，3例升为正五品郎中者。升迁幅度之大，可见一斑。

其次，六部员外郎是吏部司务升转的主要方向。据《吏部职掌》所载：“六部郎中、员外郎、大理寺寺正、寺副有缺，尽本衙门历俸年深员外郎、主事、左右寺副、评事与在京、在外各衙门相应官员相兼推补，若员外郎、寺副未及一考，主事、评事未及两考，都事、司业、司副、博士、中书、司务等官未及九年，俱以原官署职，外官升者不署。”[15]74照此逆推回来，吏部司务可升转六部员外郎，若任官未及九年，则须先行署职。对此，《吏部职掌》续言：“行人司司正、司副、都察院都事、中书舍人、太常寺博士、司务升署郎中、员外郎，考九年满，俱由考功司付到，本司类题或单题实授。”[15]77

吏部司务升任从五品员外郎出现的时间很早，永乐年间就有郑诚升任考功员外，张信、韩禋升任稽勋员外[18]。至正统、景泰年间，司务升任员外郎成为常例，萧镃即言司务“九载秩满升员外，常例也”[20]56。弘治五年(1492)十二月，吏部将司务推升员外郎作为条例确定下来，《明孝宗实录》有载：“吏部奏请：两京各衙门司务两考无过、果有才行者推升员外郎。从之。”[21]1320此后，盖此条例逐渐崩坏，各部司务未及年限即乞升转员外，故而崇祯元年(1628)三月吏部题请司务历俸五年之上方升员外，三年之上只能升主事，得到崇祯帝认可。《崇祯长编》有载：“吏部言：‘本部职掌司务，九年考满方升各部员外，盖以从九品升从五品，相悬八级也。今各部司务未及三年即呈乞升转，殊非铨政旧规，自后必历俸五年之上升员外，三年之上升主事，庶铨政有画一之规旨。’是之。”[22]392—393

就吏部司务言，根据上表的统计数据，升任本部员外郎者15人，升任其他各部员外郎者56人，两者之和，吏部司务升任员外郎者计71人，占到可考迁出情况司务总数84人的84.52%，为绝大多数。足见六部员外郎为吏部司务的主要升转方向。

还应该注意到，在吏部司务升往员外郎的方向上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以正德朝为界，之前多升往本部，之后则多迁往其他五部。自永乐至万历朝吏部司务升任本部员外者15名，正德以前(不包括正德)有14名，占93.33%，为压倒性的多数。正德以后，吏部司务升为其他五部员外者有53名，占到吏部司务升为其他五部员外总数56名的94.64%，同样为压倒性的多数。

正德以后，其他五部员外郎是吏部司务的主要升转方向，在这个方向上，兵部、礼部员外位于最前列，户部、刑部、工部员外几可忽略不计。根据上表，吏部司务升为兵部员外者凡41人，升为礼部司务者10人，两者之和占到可考迁出情况吏部司务的三分之二以上。正德以后可考迁出情况的吏部司务凡66名，其中39人升为兵部员外，10人升为礼部员外，两者之和占到近四分之三。其中，又以吏部司务升为兵部员外最为瞩目，特别是正德以后，凡39名，占到同期可考迁出情况吏部司务总数66名的近五分之三。可见，兵部员外又是吏部司务升转主要方向的主要对象。

五、结语

明代吏部司务位卑职显，是吏部长官与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相联结的纽带，对于吏部行政事务处理与日常运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初置，或在洪武十八年。其后历经沿革，最终吏部司务定制额设二员，秩从九品。吏部司务设置的初衷在于取代吏员负责文书簿册以提高行政效率，其后职掌日广，凡部内琐碎杂事，靡不领之。

根据《南京吏部志》《吏部志》等材料，可知洪武至万历年间吏部司务凡110名，以此进行明代司务群体构成计量分析，可得以下结论：

第一，在个人出身方面，明代吏部司务表现出一定的广泛性，荐举、监生、生员、举人、进士、贡生等皆有升除，而又相对集中于举人、监生与贡生。大致在明前期，监生出身者为多；自明中期始，则开始重视科目，但由于司务品秩太低，始专用举人。

第二，在吏部司务地域分布方面，并无明显特征，基本符合自然状态下明代官员地域分布南方最多、北方和西北次之、西南地区最少的一般规律。

第三，除任吏部司务者有两类，一是初选官，多在明初，由荐举、监生、举人入仕直接任吏部司务，其中，由监生选任者为多；二是由其他各部与都察院司务转任者，其中又以礼部司务为多。在升迁方面，吏部司务前途远大，多有超擢。其中，六部员外郎是吏部司务升转的主要方向，且以正德朝为界，之前多升往本部，之后则多迁往其他五部，其中又以兵部员外为升转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