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代文坛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大学中文系和一般读者中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鲁郭茅巴老曹。是指五四运动后的现代文学史上六位载入史册的著名作家，在一般文学史教科书上，这六位都是享受专章论述的待遇。

鲁指鲁迅，鲁迅的文坛泰斗地位无人撼动。毛泽东都把他与孔圣人相比，称他为现代文学的圣人。他的《阿Q正传》是享誉世界文坛的作品。

鲁迅逝世后，柳亚子有诗说：迅翁逝后屹双峰，这双峰就是郭沫若和茅盾，郭的才华主要表现在诗上，一部《女神》是新诗的开创性作品。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就是现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巴金这位文坛老寿星青年时期就以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扬名世界。老舍被誉为现代语言艺术大师，他的语言艺术魅力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四世同堂》《骆驼祥子》奠定了他在文坛上伸一般的地位。最后一位曹禺，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可见地位的显赫，代表作品《雷雨》、《日出》、《北京人》。

那么，这句流传甚广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次序，是怎么来的呢？

对照1949年以前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评论，王瑶、张毕来、丁易和刘绶松等的文学史研究显示了明显的变动与进展。

这些专业的文学史研究者们告别旧时代的过程中重新确认自我_对文学大师的命名，实际也包括了对他们自己的“命名”。

1936年秋，鲁迅辞世，中国左翼文坛支柱处于突然悬空状态。

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试图从文化和军事两个方面剥夺和取消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但一向批判国民党思想政策的鲁迅，不独是左翼文坛的领袖，还是广大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圣人”，是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他死后，身上覆盖着“民族魂”的旗帜即是证明。

鲁迅周年忌日，延安发起隆重的纪念大会，毛泽东亲自到场讲话，这个讲话，后来以《毛泽东论鲁迅》为题发表在1938年3月1日出版的《七月》杂志。鲁迅的崇高地位从此无人能够动摇。

1937年7月27日，阔别中国10年的郭沫若，从日本横滨乘“皇后号”客轮回到已陷入战火的中国。

在重庆举行的郭沫若50寿辰的庆典上，周恩来巧妙地发挥了他对文化领袖的想象，把鲁迅这个中断的中国式的政治叙事与郭沫若这后一个政治叙事衔接了起来，他在《我要说的话》一文中说：“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人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1949年以后，周扬实际成为新文艺界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1949年7月2日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是他代表中共所作的首次正式评论。

周扬说：“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造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的先驱者和代表者。我们杰出的作家郭沫若和茅盾，都是三十几年来新文艺运动战线上的老战士。”

他还认为，老舍是改造自己并很快实现“转型”的一个典型。周扬亲自撰文“从《龙须沟》学习什么？”

20世纪50年代，周扬借评论赵树理的机会，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是“语言大师”。

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在北京召开。2月27日上午，周扬用半天时间作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长达两万五千字，在这个报告第三部分结尾时，周扬说：“鲁迅的创作开创了整个新文学的历史，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切文学遗产中对我最亲切的，也是最宝贵的和最有价值的，我们必须首先認真地加以研究。郭沫若的《女神》开辟了一个新诗的时代。作家茅盾、老舍、巴金、曹禺、赵树理都是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

“鲁郭茅，巴老曹”这个并称就流传开了。只不过这句顺口溜和周扬的最初讲话中，巴金和老舍调了个顺序。

而对这个排序有着特别贡献的还有几位文学史专家。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唐弢与严家炎共同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等。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人又在这六位后面补加“艾丁赵”，即艾青、丁玲、赵树理，拟定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家的前九位，但没有被广泛接受。

也有人发文认为前六位后，再加上赵树理、钱钟书、艾青、沈从文四人，共组成10位现代文学大师级队伍。

《光明日报》也做过一个调查，《调查显示：当今大学生对鲁迅依然怀有高度的敬意》一文透露，大学生心目中靠前的现当代文学大师依次是：鲁迅、巴金、老舍……

这个排序，与几十年来传统的排序“鲁郭茅巴老曹”相比，巴金的座次由原来的第四升至第二，郭茅位次则往后移了。

（摘自“老张在路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