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楠

2018年6月，柴文华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学史》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结项成果，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成果及2018年人民出版社十大优秀学术著作。柴文华教授在该书中指出，中国哲学史学史即中国哲学史的“史”，亦即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全书75万字，分为四编，是目前大陆地区以《中国哲学史学史》命名的第一部著作。

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产生于20世纪初，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经过一路艰苦前行，中国哲学史学科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学科构架及研究群体，学术成果也日益增多。基于此，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对学科史百余年经验的总结愈发必要而迫切，而“中国哲学史学史”正是对其进行经验总结的一种重要形式。早在20世纪，就有学者提出了“中国哲学史学史”这一概念，但受学科发展形态以及个人研究侧重局限，这一想法未能付诸笔端，形成专门的学术论著。近些年来，中国哲学史学科历经早期的自觉创生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洗礼期、改革开放后的多元发展期，积累了充足的研究材料，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史整理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随着与港台地区学术界交流的不断加深，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方式不断创新，拓展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学科内容，丰富了中国哲学史学术领域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柴文华教授从20世纪末就开始关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等问题，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国哲学史学史》即是对其20年来相关研究的系统总结与进一步发展。

从整体上看，该书既从纵向上涵盖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尚未创立的古代学术史时期以及学科自20世纪初创立至今的各个发展时期，又从横向上囊括了大陆地区与港台地区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代表学者及相关著作，是现阶段内容最为全面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史著作。可以说，《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出版，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专史由设想到实践的重要标志之一。该书在叙述方式、研究内容、价值取向等多个方面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史的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了新范式。

学科专史属于历史著作中一种较特殊的种类，既包括人物的叙述又包括著作的叙述。刘知几曾在《史通·序例》中专门探讨了史书的体例：“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体例不仅是内容编次的一种格式，而且影响着书籍内容的表达。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中，著者将全书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前史、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化、港台地区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四部分。这种划分方式依据时间顺序，逻辑清晰、简洁明了地展示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该书将港台地区的相关研究单独列为第四编，突出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大陆地区与港台地区平行发展的双线结构。在各编的章节安排上，则以人物为目，主要将代表学者列为专章介绍，并以概述性的章节作为补充。同时，在章节仍然依据时间顺序，以示各学者在学科的发展历史中的先后地位。其中，该书独具匠心地将对冯友兰与张岱年的相关介绍各分为上下两章，又将上下章分属于第二编与第三编。相较于简单的一人一章，这种章节安排更易使读者清晰地认识学者各时期学术观点的发展转化。在人物章节的内容安排上，则基本遵循哲学观、方法论、特色观点的框架，每一章节自成一个体系，丰满而全面。这种通过体例安排来影响内容表达的特点，显示出了著者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深刻理解及其在书籍编纂中的精妙用思。

中国哲学史学科历经百年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材料，卷帙浩繁。学科史的编写，首先要做到广收博采，以保证材料的充实厚重，如此才更具说服力与质感。其次要对材料价值进行权衡，只有取舍得法，才能在内容上做到繁简有序、主次分明。《中国哲学史学史》在材料选取上主要有三大特色。第一大特色是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前史阶段材料的收录。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研究材料，大部分源自古代学术著作，受到诸如考据、训诂等传统学术方法的影响，一些传统学术原则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学科的发展，这些都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基本特质。对学科前史的论述，是该书著者对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学科合法性问题的回答：中国哲学自古存在，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以中国哲学为研究对象并在中国学术传统孕育下产生的学科。第二大特色是收录了一些在学科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冷门学者。该书第二编为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期的论述，除胡适、冯友兰、张岱年这三位极具代表性的学者外，该书还将谢无量、钟泰、范寿康单独列为一章以作补充。著者不仅指出了后三位学者研究的独特之处，还评价了各家得失。对冷门材料的采用，显示了著者宽广的学术视野，为我们多角度地审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素材。第三大特色是突出了各学者特有的学术观点。该书极为关注学科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通史类著作。这些通史类著作研究对象基本一致，各家论述虽不相同，但仍有相似之處。因此，著者对各家的学说进行了筛选，介绍各位学者的特有观点，让读者能够更为轻松地了解各家的学术特色。著者在材料选取上所做的这些工作，使有限的篇幅容纳了更多的内容，同时也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更多便利。

司马迁的《史记》素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而著称。一部良史需要著者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记录与评判，学科史也不例外。在学术创作中，学者常常会受到个人学术取向、生活履历等因素的影响，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是学术研究中一项难能可贵的品质。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中，著者既不盲从于主流，也不沉湎于新论，而是坚持以辩证的视角客观评价各家的历史地位与学术得失。从书中对谢无量、钟泰、范寿康等冷门学者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价值重估，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教条性与合理性的分析，都能看出著者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这种态度是学术作品能够取信于读者、同侪的基础，无碍传达学术观点的前提。

除了精到的体例创制与材料选取、公正客观的表达外，该书还展现出了浓厚的哲学特色。在人物章节中，著者基本遵循哲学观、方法论、特色观点的叙述框架。学者的哲学观是进行哲学史写作的基础，对于哲学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哲学史所涉及的问题、研究的对象、使用的方法等多方面的差别。哲学观的差别实际上是导致哲学史研究产生不同风貌的根本因素，所以著者在各分章中首先介绍学者的哲学观或哲学史观。读者可以通过学者的哲学观更好地理解其相关的哲学史著作。同时，著者还重视学者哲学观的发展转化，以冯友兰的研究为代表，书中充分展现了冯友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前后的研究方法与观点的转变。在哲学观之后，著者重点探讨了各家的哲学史方法论。方法论源自哲学观而直接作用于研究材料，是二者间的桥梁，直接影响哲学史作品的风貌。在第一编中，著者将传统学术方法总结为自发性、简约性、辩证性、纲领性、动态性、独创性等特点，并以黄宗羲为代表，论述了传统学术方法的具体应用。在第二编中，著者在宏观层面上将中国哲学史研究概括为“以西释中”“以中释中”“以马释中”三种方法路径，这种在创立期即存在的三种方法倾向成为其后中国哲学史创作的三种基本诠释框架。第三编主要介绍了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这一时期学界整体上都注重中国哲学史中“对子结构”“螺旋结构”的研究，有一定教条化的倾向，但是不同学者的研究仍然各具特色，书中对这些细微之处都进行了分析总结。第四编主要介绍了港台地区的相关研究，著者将港台地区研究的方法概括为“中西互释”的诠释模式。港台地区学者多数兼具中西哲学素养，且多数有中西哲学结合的实践尝试，所以在中西融合的视域下进行中国哲学史创作成为其研究的主流方向。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重要工具，对其进行总结整理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考察学科发展，对学科史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哲学史学史》的编著，充实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史研究的内容，拓展延伸了其内涵。该书坚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以人物与著作为关键点，串联学科脉络，梳理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的源流演变。这种对于学科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突显了著者深厚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素养，及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历史的深刻认识。可以说，这部著作既是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又是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史的开创性尝试。其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经验总结，对未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该书提供了一种新范式，对未来中国哲学史学科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与借鉴意义。通过原始要终的记叙与论述，《中国哲学史学史》一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与学科史研究两方面都将发挥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徐雪野 田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