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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代际传承中的父母媒介转译行为

2019-06-11汪卫红张晓兰

语言战略研究 2019年2期
关键词:方言普通话

汪卫红 张晓兰

提 要 本研究着重探讨父母在方言代际传承中的角色。研究采用民族志的数据收集方法,收集了13组城市家庭在吃饭、辅导作业和陪小孩玩耍等日常生活中的家庭语言交流语料。对比分析这些语料,我们发现没有实现方言代际传承家庭的父母在家庭语言规划时,存在一种值得重视的媒介转译现象。这里媒介转译是指作为中间层的父母在跟上一辈的祖父母和下一辈的孩子交流时的一种有意无意的语言媒介转换行为,即把方言转译成普通话,或把普通话转译成方言。尽管祖父母在孙辈的抚养中起着重要作用,孙辈也从小就生活在方言环境中,但很多孩子不会说方言,这跟父辈在祖辈和孙辈交流中的媒介转译行为有很大关系。这种媒介转译行为在小孩从方言向普通话的转移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语言的代际转换也在这种日常家庭交流中潜移默化地完成。

关键词 媒介转译;家庭语言政策;方言;普通话;代际传递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2-0012-11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1

Parents as Medium Translators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angyan

Wang Weihong and Xiao Lan Curdt-Christiansen

Abstract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s bottom-up language planning endeavours in relation to language use among family members, provides a lens to examine parental language practice. This study take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role of parents as mediators in intergenerational language transmission in thirteen families in Wuhan, China. Everyday communication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se families, including dinner table talks, homework tutoring interactions, and interactions in childrens playtime. Through comparative conversation analysis, the study shows that medium translation was a de facto parental language practice observed in these three-generation households where fangyan (dialect) and Putonghua (standard Chinese) were used for daily communication. Medium translation involved translation from fangyan to Putonghua or vice versa when parents engaged in family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grandparent generation and the grandchild generation. Although the grandparents played a key role in grandchild care and the grandchildren were exposed to fangyan since their births, few children could effectively speak fangyan. As the parents acted as “medium translators” between the grandparents and the grandchildren, language shift to Putonghua is ‘talked into being with the parents shielding their children from fangyan.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implications for fanyan transmission in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s sociolinguistic context.

Key words medium translation; family language policy; fangyan (dialect); Putonghua;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近年來,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方言的使用人数、使用环境和使用范围正在逐渐萎缩,方言日益边缘化(曹志耘2017;李如龙2017)。普通话推广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消灭方言(李宇明2010)。普通话的效能体现在全社会的公共平台上,而方言的效能体现在地域的局部空间里(包括私人生活空间),这样,普通话的通用性、权威性、严肃性、标准性和方言的地域性、亲和性、活泼性、独特性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彰显(陆锦平2006)。郭龙生强调,推广普通话,无论是对于方言地区而言,还是对于民族语地区而言,都是在其基础上增加说普通话这样一种能力。这不是一个替代过程,而是一种赋值过程(郭龙生2014)。然而,现实语言生活调查却发现明显的方言消退迹象(汪平2003;俞玮奇,杨璟琰2016;李家琦,郭文娟,王东海2018)。我们针对武汉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研究也发现,尽管祖辈和父辈都能熟练使用家乡方言,但子女中传承方言的比例并不大(汪卫红,张晓兰2017)。语言的代际传承是语言得以保持和发展的关键(曹志耘2017)。为何方言没能实现代际传承,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语言传承的家庭语言规划视角

家庭语言规划为探究该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作为社会基本细胞,家庭是人们语言生活的起点和终点。一方面,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会对家庭语言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家庭是反观国家语言政策落实情况的有效场所(张治国,邵蒙蒙2018)。然而,目前中国家庭语言规划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基本集中在海外华人华侨家庭(洪丽芬2010;康晓娟2015;沈玲2016)和少数民族家庭(邬美丽2008;尹小荣,刘静2013;王浩宇2015)。对城市家庭的研究少且类型单一,仅涉及江苏、广东、山东的几所城市,主要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调查城市家庭的语言生活现状(叶铭2011;王玲2016;张治国,邵蒙蒙2018),缺乏对语言现状背后社会作用机理的探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和城市人口流动的频繁,城市家庭语言使用越来越复杂,普通话与一种或多种方言并存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为探讨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样的城市家庭语言生态里,普通话和方言的生存空间到底如何,家庭成员是如何“规划”普通话和方言在家庭范围内的使用,形成家庭语言政策,都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孙宝琦2017)。我们的前期研究虽然发现了相当一部分城市家庭子女只会说普通话,不会方言,哪怕身边有丰富的方言资源;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仍然有少部分家庭子女成功习得了方言(汪卫红,张晓兰2017)。此次研究探讨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方言在家庭里的代际传承。

费什曼(Fishman 1991:4)指出,要阻止语言流失或转换,研究需要直接深入到细微的、面对面的日常生活交流中去,而不能简单地把语言保持或转换看成是更高层面的(或某种复杂的、包罗万象的、跟权势有关的)社会过程或机构作用的必然结果。换言之,一个社群有关语言的价值、信念、选择、变换等信息均会在具体语言实践中体现出来,我们在研究语言传承/转换时,不能仅停留在对语言传承/转换这种现象的注意,而应通过对包含该现象的真实语言交流的分析,探讨语言传承/转换的社会化过程。这将有助于我们对语言转换或流失过程、机理有深入细致的了解。例如:通过对秘鲁、伊朗双语家庭日常交流对话分析,Rindstedt和Aronsson(2002)、Bani-Shoraka(2009)发现这些家庭的小孩无法习得祖语,原因在于尽管父母会说双语,但他们在跟小孩交流时要么刻意不说祖语,要么为了让小孩更好地融入交流,遇到使用祖语的场景,会不自觉地为孩子转译成他们熟悉的语言。久而久之,小孩就习惯了只用单语,而学不会祖语。不仅大人的语言行为会影响小孩的语言传承,加法兰加(Gafaranga 2010)对生活在比利时的卢旺达家庭日常交流语料的分析发现,小孩也是语言转换的主观能动者,他们会在与大人交流时,“胁迫”大人遵从自己的语言选择。加法兰加同时还总结出4种小孩常用的胁从策略。

这些研究表明,语言流失、转换或保持并不单单是宏观语言政策自上而下的必然结果,微观语言使用主体也会在日常对话交流中形成自己小世界里的语言政策,这些政策有可能与上层语言政策契合,也有可能不一致,最终的语言发展是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这些研究也进一步印证了费什曼的观点,语言转化是在具体语言交流实践中完成的。尽管语言转化跟国家语言政策、社会语言意识形态有关,但这些因素均需要真正作用于语言实践才会对语言发展产生影响。比如在加法兰加(Gafaranga 2010)的研究中,尽管语言政策和父母的语言意识是期望孩子掌握卢旺达语的,但在实际语言交流中父母与孩子进行交流媒介选择较量时,法语往往成了最终的选择,小孩也因此只会说法语,卢旺达语只能被动地听,不会说。这些研究对我们研究方言有重要启示,我们也遵从费什曼的建议,通过分析家庭语言实践来探讨方言的家庭传承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文是汪卫红、张晓兰(2017)的后续研究。前期研究展示了武汉市8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在儿童语言能力培养方面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活动。研究发现,尽管8组家庭均有普通话和方言共存的语境,但仅一组家庭小孩会说方言(汪卫红,张晓兰2017),而且父母在兒童语言培养过程中起主导作用(Curdt-Christiansen & Wang 2018)。为进一步探索父母是如何在日常家庭交流中影响方言代际传承的,此次研究对前8组家庭做了进一步跟进(8组家庭信息详见汪卫红、张晓兰2017),同时新增了5组,其家庭情况见表1。

表1 新增5组家庭基本情况

家庭代码 家庭成员 成员情况

9.悠家 祖父母 外公、外婆,湖北,20世纪50年代生,大学,讲湖北荆州方言和普通话,自小孩出生一直带到现在

父母 爸爸,四川,20世纪70年代生,硕士,公司IT工程师,讲普通话和四川方言

妈妈,湖北,20世纪70年代生,硕士,高校教师,讲普通话和湖北荆州方言

小孩 小悠,女,8岁,小学三年级,讲普通话

10.杰家 祖父母 爷爷、奶奶,20世纪50年代生,高中,讲武汉方言,自小孩出生一直带到现在

外公,湖南,20世纪50年代生,大学,讲湖南方言,每年带小孩3个月左右

外婆,黑龙江,20世纪50年代生,大学,讲湖南方言和普通话,每年带小孩3个月左右

父母 爸爸,湖北,20世纪80年代生,大学,医院管理者,讲武汉方言和普通话

妈妈,湖南,20世纪80年代生,硕士,高校教师,讲普通话、湖南方言、武汉方言和英语

小孩 小杰,男,2岁,讲普通话

11.可家 祖父母 奶奶,湖北,20世纪60年代生,小学,讲湖北英山方言,自小孩出生一直带到现在

父母 爸爸,湖北,20世纪80年代生,博士,公司高管,讲湖北英山方言和普通话

妈妈,湖北,20世纪80年代生,本科,公司高管,讲湖北英山方言和普通话

小孩 小可,女,4岁,幼儿园,讲普通话

12.乐家 祖父母 爷爷、奶奶,湖北,20世纪50年代生,中学,讲湖北武穴方言和普通话,小孩1~3岁时帮忙带,此后每年带3~4个月

外婆,福建,20世纪50年代生,小学,讲客家话和普通话,每年带小孩1~2个月

父母 爸爸,湖北,20世纪70年代生,博士,高校教师,讲湖北武穴方言和普通话

妈妈,福建,20世纪70年代生,硕士,高校教师,讲客家话、普通话和英语

小孩 小乐,男,10岁,小学四年级,5~6岁时在美国生活,会讲普通话和英语

13.麦家 祖父母 爷爷、奶奶,湖北,20世纪50年代生,中学,讲湖北襄阳方言,自小孩出生一直带到现在

父母 爸爸,湖北,20世纪70年代生,博士,高校教师,讲湖北襄阳方言和普通话

妈妈,武汉,20世纪80年代生,本科,公司高管,讲武汉方言和普通话

小孩 小麦,男,11岁,小学五年级,讲普通话和襄阳方言

注:所有家庭代码及小孩姓名均由作者根据家庭字母编号顺序另取别名。

新增5组家庭跟前8组一样,父母均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该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且在养育小孩阶段,祖父母有不同程度参与。13组家庭中,8组家庭父母双方均来自外地,工作后才定居武汉(艾家、贝家、成家、格家、浩家、悠家、可家、乐家),3组家庭父母中有一方是武汉本地人(恩家、杰家、麦家),2组家庭父母双方均为武汉人(迪家、费家)。家庭成员中,祖父母辈以说方言为主,部分祖父母在带小孩时会间或用普通话;父母辈全部会说家乡方言和普通话;小孩中目前只有小迪会说武汉当地方言,小麦会说爷爷、奶奶家乡方言湖北襄阳话,其余说普通话。

对参与调查的13组家庭,我们自2016年12月底陆续收集了三方面数据:(1)访谈父母,了解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及各家庭在小孩语言培养方面的态度、看法和所做的努力;(2)家庭聊天录音,分别收集各家庭在吃饭、辅导作业和陪小孩玩耍等场景的聊天记录;(3)家访,深入13组家庭,切身体会每个家庭的语言使用环境,并就所观察的语言现象与家庭成员交流看法。本研究重点探讨儿童方言传承问题,因此,我们在数据分析时首先根据小孩是否会说方言将13组家庭分成两类;然后反复对比分析两类家庭日常交流语料,探究两类家庭日常交流异同;最后,结合访谈和实地考察数据对这些异同进行解读。

三、父母的媒介转译

尽管13组家庭都有丰富的普通话和方言并用语境,但在方言没有得到代际传承的11组家庭里,我们发现父母一般不跟小孩说方言,小孩要想学,只能跟祖父母学。可祖父母在跟小孩的交流中,要么祖父母转为普通话,要么祖父母坚持用方言,小孩坚持用普通话,很少有小孩用方言的情况。经过反复实地观察和语料对比分析,我们发现造成这种结果可能跟父母的媒介转译(Medium Translation)行为有关。这里的媒介转译是说作为中间层的父母在跟上一辈的祖父母和下一辈的孩子交流时的一种有意無意的搭桥行为,即把方言转译成普通话,或把普通话转译成方言。尽管祖父母在孙辈的抚养中起着重要作用,孙辈也从小就生活在方言环境中,但很多小孩不会说方言,这跟父母辈在祖孙交流中扮演的媒介转译角色有很大关系,这种媒介转译行为在小孩从方言向普通话的转换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语言代际转换也在这种日常家庭交流中潜移默化地完成。其实,这种现象我们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经提到,但没有具体解释,这里转引如下:

(1)外婆:【方】我们今天吃蒸鱼吧,宝贝,我们好久没吃鱼了。

(2)小贝:(没有回答)

(3)妈妈:【普】嗨,宝贝,外婆在问晚上吃什么,蒸鱼怎么样?

(4)小贝:【普】不要吃鱼,太多刺了。

(5)妈妈:【方】他不想吃鱼,咱们就直接从菜场买点卤牛肉回来吧,既方便又快捷。

(6)外婆:【方】好,要是你们喜欢吃牛肉,我们今晚就还吃牛肉好了。

(贝家录音2016年12月18日)

这段对话中,祖辈外婆和孙辈小贝各自坚持用自己的语言交流,而作为中间层的贝妈则频繁在普通话和家乡话之间转换,先是外婆用家乡方言询问小贝晚上想吃什么,并提议蒸鱼(T1),妈妈见没有回答,重新用普通话转述(T3),小贝也用普通话作答(T4)。妈妈得到答复后,用方言转述给外婆(T5),外婆再用方言做出回应(T6)。贝妈这种通过语码转换在外婆和孩子中间来回递话的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媒介转译行为。

我们的数据显示,在方言没有得到传承的11组家庭中,这种行为均有不同程度体现,但在小孩会说方言的迪家和麦家却有不同表现。最大的不同是这两家的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会跟小孩讲方言。迪家父母双方都是武汉当地人,小孩3岁前爷爷、奶奶帮忙一起带,上幼儿园后父母自己带。平时不管祖辈是否在场,日常生活中一家人基本以武汉话交流,见下面一家人吃饭时的聊天记录:

(1)妈妈:【方】粽子是么时节吃的,你晓不晓得?

(2)爸爸:【方】他么样晓得呢?

(3)妈妈:【方】你猜猜。

(4)小孩:【方】圣诞节。

(5)爸爸:(笑声)

(6)妈妈:(笑声)【方】他就晓得圣诞节。

(7)爸爸:【方】这是个蛮好的问题,再猜,还有么时节?

(8)妈妈:【方】你那天把东西(过节单位发的粽子)拿回来,哎耶,过圣诞节了额。

(9)小孩:【方】哎,我知道,我听过是么时节的,伤疤节。

(10)妈妈:【方】伤疤节啊,伤疤节是个么节?

(11)爸爸:【方】你还晓得这个三八节。

(12)妈妈:【方】三八节,我说么事伤疤节。

(13)小孩:【方】是妈妈的节。

(14)爸爸:【方】哎,对对对(掌声)好贼啊,你怎么晓得滴啊?

(15)小孩:【方】爷爷、奶奶告诉我的。

(16)妈妈:【方】你还记得啊,三八节,还有么节呢,除了圣诞节。

(迪家录音2017年5月23日)

该对话是一家人吃饭时的聊天,全程用武汉话完成,小迪也跟着父母自然地用武汉话交流。交流的主题显示,方言在迪家不仅是日常交流生活用语,也是对小迪进行启蒙教育的语言。这段录音显示的仅仅是对生活概念的学习,语料里还有父母陪孩子游戏时讲故事的录音,很多也是用方言完成。这跟其他11组家庭父母访谈数据有较大区别,其他家庭大部分认为方言功能有限,无法用于子女教育,特别是容易对拼音学习造成极大干扰。

有意思的是迪爸教小迪拼音也是武汉话普通话兼而有之,不仅没对小孩造成干扰,反而促进了他对二者区别的认知,下面这段录音是迪爸用一本有关拼音的儿童图画书在教读幼儿园的小迪拼音,摘录的是教了18分钟后小孩认读拼音时的反应:

(1)爸爸:【方】这个呢?

(2)小孩:ao。

(3)爸爸:【普】对,ao,棉袄。【方】这个呢?

(4)小孩:ou。

(5)爸爸:【普】哎,ou,海鸥的鸥,【方】好,iu,这个念iu,然后加前面的q,拼在一起,q-iu,qiu,秋天的秋。

(6)小孩:【方】奶奶。

(7)爸爸:【方】奶奶迪秋芳(別名),就是这个拼音iu,然后加q,q-iu,qiu,懂了吗?就这样拼出来滴,秋天的秋,然后球,看也是这样的,就是音调不一样,到时候再学音调。

(8)小孩:【方】然后这个呢?

(9)爸爸:【普】x-ie,xie是吧,鞋子的鞋,好,这个是ue,加一个y,y-ue,yue,月亮的月,是吧,【方】然后,如果前头加个x,就是x-ue,xue,就变成了xue。

(10)孩子:【方】下雪。

(11)爸爸:【普】哎,下雪的雪,【方】武汉话叫xie,【普】普通话叫xue。

(12)孩子:xue。

(迪家录音2017年5月26日)

这段录音显示教了小孩18分钟后,小孩已对拼音认读有了一定认知,指认图片时,已能答对几个(T2、T4),甚至可以举一反三(T6、T7、T10)。迪爸也没有因为方言和普通话拼音异同而放弃方言。相反,他客观指出了方言和普通话存在的差异,小孩也能自然体会并模仿(T12)。

迪爸用自己的切身经历解释了他不怕方言干扰小孩普通话的原因,“我自己小时候一直都是说武汉话的,甚至上学也是只在课堂说普通话,课下都是武汉话,我的普通话也没有说得不标准,普通话水平考试我还是二甲呢,这个所谓的干扰是对二者的区别缺乏认识,晓得差别了反而学普通话更好。”(迪爸访谈2017年5月11日)迪家的方言语料显示,只有父母坚持跟小孩用方言,而不是刻意地媒介转换,方言在家里的使用空间才会得以保留,甚至扩展,方言的使用功能也才能得以实现。方言功能不萎缩,传承才有可能。

麦家跟迪家又有区别。麦家爷爷、奶奶都是湖北襄阳人,自小麦出生到现在11岁,一直是二老帮忙照顾。家庭日常交流中,爷爷、奶奶不在场时,小麦父母一般不跟小麦讲方言。但与其他11组家庭不一样的是,有爷爷、奶奶参与聊天时,我们没有发现小麦父母的这种媒介转译行为。下面摘录的是小麦一家人吃晚饭时的聊天。在这段对话里,小麦妈妈提到自己的一条秋裤腰太松了,要找缝纫店加一条松紧带。一家人从讨论收费问题,到开缝纫店,中间方言、普通话夹杂,甚至还有英语,轻松愉快:

(1)妈妈:【普】待会儿我把裤子拿到那个修拉链那里去,5块钱可以搞定吧。

(2)爸爸:【普】不止,现在手工费都不便宜。

(3)妈妈:【普】我在沌口都是5块钱。

(4)奶奶:【方】你那边是你那边,这边贵些,起码得8块钱。

(5)爸爸:【普】8块到10块的样子。

(6)妈妈:【普】8块就8块吧,我跟他还个价吧,我说我是学生没钱。

(7)爷爷:【方】我下回弄个缝纫机来。

(8)妈妈:【普】你还弄个缝纫机,我的天啊。

(9)爸爸:【普】他到外头,他也去做缝纫。

(10)爷爷:【方】哎,补裤边,修拉链。

(11)爸爸:【方】修自行车。

(12)妈妈:【普】修灯,各种修,各种repair,repairing(笑声)。

(13)奶奶:【方】修网。

(14)妈妈:【普】还有修鞋。

(15)爸爸:【普】还有一个,小麦,修玩具。

(16)小孩:【普】哪儿呀?

(17)爸爸:【方】你爷爷赶明儿摆个摊儿。

(18)爷爷:【方】干不干?

(19)小孩:【方】修一天就(挣)几百。

(20)奶奶:【方】我的妈呀,你心还黑些。

(21)爷爷:【方】一天弄不到几百,但是呢,管生活,管我的生活没得问题。

(麦家录音2019年2月6日)

尽管这段对话中方言和普通话夹杂,尤其是爸爸,经常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切换,但这段对话中爸爸在语言选择上有个显著特点,即爸爸对爷爷、奶奶和小孩都说襄阳话。小孩的语言选择也因此非常灵活,在回应爸爸用普通话提到给自己修玩具时(T15),小孩也用普通话询问修玩具的在哪里(T16)。紧接着在回答爷爷用襄阳话询问要不要摆摊时(T18),则麻利地用襄阳话跟爷爷开玩笑(T19)。整段对话里,爸爸既没有刻意跟小孩只讲普通话,也没有在小孩和爷爷、奶奶间递话,普通话跟方言比较自由和谐地共现于一家人的饭桌上。有意思的是,尽管妈妈是当地人,会说武汉话,但很少跟小孩讲武汉话,小孩因此也不会说,哪怕小孩周末常去外公、外婆家,那里有充分的说武汉话的语境。小麦父母的语言行为,进一步说明父母的媒介转译与否对小孩方言传承影响很大。下面将进一步展示媒介转译的特点,以期对方言代际传承有更深入的了解。

四、媒介转译的特点

通过对有祖父母参与的祖孙三代人之间的对话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媒介转译有以下3个特点:

第一,媒介转译具有单向确定性。奥尔(Auer 1984)曾用语言协商(Language Negotiation)的概念来描述对话双方就交流用语进行协商的现象。但语言协商一般是一方做出让步,最终达成一致,这种协商是双向的,其中任何一方都有可能顺应对方的语言選择。但我们的语料显示,父母的媒介转译方式比较单一,一般都是向上对祖父母转成方言,向下对小孩转成普通话,很少有反过来的情况。它也不同于加法兰加(Gafaranga 2010)提到的媒介请求(Medium Request)。媒介请求是由小孩主导,然后“胁迫”交流中的另一方顺应自己的语言选择,而我们发现的媒介转译,一般是父母主导的,且转译的结果是维持小孩普通话的语言选择。有时候,这种转译会导致祖父母向普通话转移,但很少出现小孩从普通话向方言过渡的情况。如成妈、小成与外婆视频聊天的记录:

(1)妈妈:【方】你们吃的豆制品吧?

(2)外婆:【方】嗯。

(3)妈妈:【方】拌干子,豆腐果子。

(4)外婆:【方】嗯,都是昨天剩下的。

(5)妈妈:【方】我猜都是剩的。

(6)外婆:【方】都是现烧的,食材是剩的。

(7)妈妈:【方】哦哦哦。

(8)小孩:【普】好大的螃蟹哦。

(9)妈妈:【普】好大的螃蟹吧。

(10)外婆:【方】等你们回来,螃蟹烧给你们吃啊。

(11)妈妈:【普】(对小孩)是不是现在正是螃蟹上市的时节啊,要不你问问。

(12)小孩:【普】现在是螃蟹上市的时节吗?

(13)外婆:【方】不是不是,但是现在的螃蟹长满了蟹膏和蟹黄。

(14)小孩:【普】什么啊?

(15)妈妈:【普】有蟹膏和蟹黄。

(16)小孩:【普】在这儿吃不到螃蟹啊。

(17)外婆:【普】想吃在这里吃不到啊,【方】你坚持半年以后,到家奶奶(外婆)家,回家多吃点啊。

(18)小孩:【普】你猜我最想的那个蟹黄的吃法是什么吗?

(19)外婆:【方】烧个吃,好吃。

(20)小孩:【普】你知道我最想的蟹的吃法是什么吗?

(21)外婆:【普】是什么啊?

(22)小孩:【普】蟹黄,一片白吐司上搞上一些蟹黄,上面再撒上一层芝士,再一烤,肯定特别香啊。

(23)外婆:【普】特别香啊,好吃啊(笑声)。

(成家录音2019年1月4日)

这段对话开始,妈妈一直跟外婆用方言聊天,中间小孩用普通话插话(T8),妈妈立刻转为普通话跟小孩交流(T9)。对孙子的插话,外婆一开始习惯性用方言回应(T10),孙子没有接话,于是妈妈用普通话引导小孩跟外婆交流(T11、T12),外婆继续用方言回答(T13),小孩没听懂再用普通话向妈妈求助(T14),妈妈也用普通话将外婆的话转译给小成(T15),小成再用普通话(T16)跟外婆对话,于是外婆开始慢慢尝试用半普通话半方言跟小成交流(T17~T23),哪怕自己普通话不熟练。

就这样近半小时对话,妈妈一直跟外婆用方言,跟小孩用普通话聊天,基本没出现反过来的情况。这样一来,即便整个对话方言使用频繁,成妈给小孩创造的还是相对单一的普通话使用环境。其他语料里,偶尔有为了兼顾祖孙两辈人,出现父母跟祖父母讲话时转用普通话的现象,但很少有对小孩转用方言的现象。

第二,媒介转译不一定是明确而刻意的行为,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潜存在对话语轮中。前面列举的贝家和成家,父母在实现祖孙交流的媒介转译时,均使用了清晰明确的转译语句如贝家T3、T5;成家T9、T11,但也有很多情况这种媒介转译是无意识的,并没有明确内容转述,只是父母在跟小孩交流时不由自主地使用了普通话,哪怕前一刻还在跟祖父母说方言。例如下面杰家妈妈跟奶奶和小杰同时聊天的片段:

(1)妈妈:【普】那是六角龙吗,他有六个脚吗?

(2)小孩:【普】没有。

(3)奶奶:【方】这个背心现在都穿不得了吧,什么灰背心,蓝背心。

(4)妈妈:【方】灰背心都小了。

(5)奶奶:【方】是吧?

(6)妈妈:【方】我嗓子好难受啊。

(7)奶奶:【方】喝点水吧。

(8)妈妈:【方】咽喉炎。

(9)小孩:【普】一只角恐龙。

(10)妈妈:【普】一只角的恐龙,他是独角龙是吗?

(11)小孩:【普】独角龙。

(杰家录音2018年9月26日)

这段对话里,妈妈开始跟两岁半的小孩说普通话,奶奶中间过来询问小孩衣服的情况,说的是本地方言武汉话(T3),于是妈妈转而顺应奶奶,用武汉话跟奶奶交流(T4~T8),后来小孩过来跟妈妈说普通话时(T9),妈妈立刻转成了普通话(T10)。

虽然这中间妈妈没有在小孩和奶奶之间递话,但妈妈这种明确的只对奶奶说方言、对小孩说普通话的行为已经给了小孩足够暗示,即普通话才是他的语言。所以这段录音后面,当奶奶用武汉话跟妈妈交流他昨天早上吃东西很行时,他从中学会了一个单词——米粑粑,他听到的是武汉话,自己转述出来时,却变成了普通话(T5)。这说明,尽管小孩3岁不到,但父母的语言意识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语言选择。

(1)奶奶:【方】昨天早上自己要吃,吃了一个蛋白。早上弄得,后来到了两三点钟吧,吃了一整个鸡蛋,都吃完了,他自己要吃啊。

(2)小孩:【普】妈妈你看。

(3)妈妈:【方】(对奶奶)他有一厢时冇吃鸡蛋了呢,【普】(对小孩)小狗狗。

(4)奶奶:【方】昨天相当于是吃了一个半鸡蛋,自己要吃啊,赶赶滴吃,然后吃了一点稀饭,一点南瓜,反正昨天少吃多餐,一餐都吃了好几种东西。早上过完早,上金宝贝,后来肚子饿了,吃了一个米粑粑,那很有点大啊,那个米粑粑,吃了中午回来吃饭就不怎么想吃,一两点钟吧就吃了一点小米粥。

(5)小孩:【普】吃了一点米粑粑。

(6)妈妈:【普】哦,你还知道你吃了一点米粑粑啊。

(杰家录音2018年9月26日)

第三,媒介转译行为的产生并不完全是因为理解障碍。大部分父母在访谈中提到跟祖父母交流时从普通话向方言的媒介转译,是因为他们小时候在家基本都是跟他们的父母讲方言,方言是他们的母语,是他们维系亲情的重要纽带。但跟小孩交流时从方言向普通话的媒介转换,父母给出的解释是担心小孩听不懂方言。我们在分析语料时发现,其实小孩在跟祖父母相处一段时间后,基本上都能听懂日常方言对话,不需要父母在中间转译,甚至父母跟小孩说方言,在理解上也不是问题,但11组家庭的父母均表示他们没有尝试过。比如乐家,本来小乐爷爷、奶奶在来照顾小乐之前一直都是说家乡方言武穴话,但照顾小乐几年后,每次跟小乐爸爸讲话仍说武穴话,一旦跟小乐讲话,就转成普通话了。下面对话是小乐跟还在老家的爷爷、奶奶的通话。小乐希望爷爷、奶奶能过完年早点来武汉带他,奶奶告诉他不能马上来,因为单位组织春游,她跟爷爷要先去春游,然后再来武汉。整个对话过程中奶奶先跟小乐爸爸聊了三姨家办酒给礼金的事,全程使用武穴话,只是偶尔小乐插话时,奶奶用普通话回应。这里摘取的是小乐得知爷爷、奶奶要去春游不能马上来带他后的对话:

(1)小孩:【普】为什么不是就爷爷去或就奶奶去?

(2)奶奶:【普】什么呀,舅爷爷。

(3)小孩:【普】我是说就爷爷一个人去。

(4)奶奶:【普】什么啊,我不去吗?

(5)小孩:【普】就爷爷去或就奶奶去,这样不是有一个人可以过来吗?

(6)奶奶:【方】(对爷爷说)我说呢!要不就是爷爷去,要不就是奶奶去,把一个人到武汉去,嘿嘿嘿嘿【普】(对小乐说)是吧,你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7)小孩:【普】对。

(乐家录音2019年2月12日)

因为我们不是武穴当地人,感觉武穴话很难听懂,转录非常吃力,但当奶奶跟爷爷转述小乐要表达的意思,找小乐求证时,小乐迅速做出了反应(T6、T7),说明小乐听武穴话是没有困难的,但小乐爸爸却表示他一般不跟小乐讲武穴话。没了武穴话,奶奶在这段录音开始跟小乐爸爸分享的民风民俗,也不会跟小乐分享,这种属于方言的亲情记忆就此切断。

五、結论及讨论

本研究重点探讨了城市家庭中的方言代际传承问题。研究响应费什曼(Fishman 1991)在真实语言交流中探讨语言转换问题的号召,通过对比分析成功实现和没有实现方言代际传承的两类家庭的日常交流语料,发现父母在祖孙三代语言交流中的媒介转译行为是影响方言代际传承的重要因素。研究进一步指出父母的这种媒介转译行为具有单向性,父母会习惯性跟祖父母交流时转用方言,而跟小孩交流时转用普通话,这种单向媒介转译行为变相为小孩在多言多语家庭语境中创造了一个纯普通话的氛围。虽然这种媒介转换有可能是父母无意识、不自觉的行为,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小孩的语言选择。父母的媒介转换并不全是因为祖孙之间的语言交流障碍,但却切断了方言作为民俗文化传承维系的纽带。此研究仅仅收集了武汉市13组家庭语言交流的语料,且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相关结论有待更多类似研究进一步验证。尽管如此,目前的研究仍然可以在方言传承方面给我们一些启示。

首先,普通话推广和方言保护不仅需要政策规划,更需要在现实语言生活实践中探索普通话和方言的相处之道。中国语言政策主张普通话和方言和谐共处、各司其职、共同发展。但我们的实地调查却显示,无论在语言使用空间,还是个人语言能力培养方面,普通话的推广均对方言产生了一定冲击。家庭属于私人领域,是方言的主要使用空间,但很多家庭开始使用普通话,方言的使用空间在家庭领域受到挤压。在个人双语能力方面,目前懂双语的中坚力量主要是生于20世纪70~80年代的父母一代,这群人出生的年代,普通话推广刚开始不久,社会大众以说方言为主,这群人基本上是先习得方言,进入学校后才学普通话,目前这个群体都能熟练运用普通话和方言。但他们的下一代从出生就开始学说普通话,并没有在家庭学会方言。一旦私人领域无法学会方言,公共领域又基本上以普通话为主,后期想学会方言会很困难。我们的两组成功实现方言代际传承的家庭语料显示,普通话和方言是可以很好地共存于家庭生活中的,方言并不必然会对普通话学习产生干扰,目前有祖父母参与的家庭抚养模式为培养双言/双语甚至多言/多语使用者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方言在大部分家庭里仍没有被很好地传承。可见,语言的发展不仅需要良好的政策规划,也需要切实深入实际了解现实社会语言生活状况,对促进和阻碍语言发展方方面面的因素做深入调查,引导民众自觉主动做好母语传承。

其次,方言传承需要增强父母对方言的认识,从而提高父母参与的积极性。我们的研究显示,方言传承跟父母的语言行为关系密切,可惜目前父母对方言内涵的认识有待提高。尽管目前学界对方言的意义有很多探讨,但父母对这方面的认识明显不足,因此在子女方言传承方面不是特别积极主动。参与我们研究的父母在被问及对方言的看法时,经常拿方言和普通话比较,觉得方言没有普通话实用,因此没有把子女的方言能力培养放在心上。也有父母认为方言存在功能缺陷,无法胜任对子女的启智引导,因此在与子女交流中选择放弃方言。即使很多父母承认方言在维系自己跟父母之间亲情方面的重要意义,却认识不到方言对子女的意义。还有父母不排斥小孩学习方言,但不知道该如何做。这些现象说明我们在方言传承方面还有很多社会工作要做,要切实加强父母对方言意义的认识,提高父母在方言传承方面的积极主动性。单韵鸣、李胜(2018)指出,目前社会对方言的宣传集中在维系乡情、身份认同、地域文化自觉自信等方面,其实,方言也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源,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甚至方言学习也是一种多语能力培养,对提高个人语言表达能力、认知能力,对开发大脑潜能都有一定促进。因此,他们主张要让方言使用者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全面认识方言价值,方言传承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些观点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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